唐宋的名物

让我们先把目光，从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脚下抽离，而以他手中的瓷杯为线索，进入近千年前那条光彩四溢的茶之路吧。

笔者在《中国茶器——王朝瓷色一年年》一书中，曾讲述在中国茶文化史上，于唐朝蓬勃发展的越窑及在宋朝大行其道的建盏，而与它们相对应的煎茶道、点茶道文化，在黑暗重重的中世纪里，于地球的东方独放光芒，并影响到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审美。

历史上，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朝鲜半岛中北部，曾设置过汉朝的郡县（据《史记·卷一百一十二·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记载），而越南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被秦朝征服，在五代十国时期，大约是公元966年前后，由丁部领首次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封建政权。日本则是在东汉时与中国建立了关系，汉光武帝封其“汉倭奴国王”并赐印，宣布了它的藩属国地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东亚乃至东南亚大地上唯一强大的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位置，周边几国受中华文化影响极深：对“天朝上国”繁荣兴盛的仰慕，使得他们“凡百制度，动皆模拟唐朝”，“高丽之治，大抵崇尚唐制”，“以海外之国，苟欲慕华为治”。

古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利用——从公元3世纪中期到6世纪，中国文化经由朝鲜传入，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同时传到日本。日本又从中国学习表意文字，并模仿中国建立政治体制，所以直到公元8世纪初，日本才在奈良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意义上的首都，史称“奈良时代”。八十多年后，日本又以当时的中国首都长安为蓝本，在京都建立了“平安京”，由此进入了“平安时代”。

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十几次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团，参考并学习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当时的日本建筑、文字、服饰、礼仪、制度等，几乎都是从唐朝移植过去的。而遣唐使们从中国带回去的物品，在日本被称为“唐物”，受到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贵族们的热烈欢迎。在贵族阶层中，人们以赠送唐物作为其地位及财富的象征，高级官员家中的财富甚至以唐物为计量单位。

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唐物中，日本上流社会最喜爱的是中国的瓷器与丝绸。由于中国茶文化的输入，中国的茶道用器比如越窑的青瓷，极大吸引了日本王公贵族的眼光。在茶学经典《茶经》中，越窑被唐朝人、茶圣陆羽奉为各窑之首，与此同时，越窑的茶器则经浙东古运河向东到达明州港（宁波港），在那里被运往日本。越窑青瓷的输入对日本陶瓷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平安朝贵族和僧侣们用茶器以青瓷为上的需求下，模仿越窑青釉瓷的平安绿釉器就应运而生了，平安朝的陶工们以越窑青瓷为仿造对象，开始进行绿釉器的生产。

朝鲜方面，在统一新罗时期（公元668—935年），朝鲜半岛与中国唐朝交往密切，于是大量越窑青瓷输入朝鲜半岛。在扶余（今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南部），曾经出土了越窑青瓷的玉璧底碗15件；在益山弥勒寺（位于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遗址，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雁鸭池宫殿（位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出土了越窑青瓷玉璧底碗等器物，时代考证为公元907年以前。

到了统一新罗晚期，浙江地区的越窑工匠将制瓷工艺也传到朝鲜半岛，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转换，并开始了生产青瓷的历史。进入高丽时代（公元918—1392年，主要处于中国的宋代，前后跨小部分五代十国时期和元朝）后，朝鲜的制瓷技艺更趋成熟，高丽翡色青瓷和镶嵌青瓷成为其主要产品。其窑址群主要分布在今韩国全罗南道的康津郡和全罗北道的扶安郡。

日本“唐物”中最名贵的瓷器，主要是“天目茶碗”，它包括福建建窑的禾目天目（兔毫建盏）、油滴天目（中日古陶瓷界一般将一种釉面析出的晶体特征类似油滴浮于水面的黑釉茶盏称之为“油滴天目”）、曜变天目（异毫盏），江西吉州窑的木叶天目、玳皮天目、龟鳖天目，河北磁州窑等北方窑口的油滴天目，不能完全确定窑口的黄天目，以及建窑系茶洋窑的灰被天目。

“天目茶碗”中的曜变天目是其中的最上品，又被叫作建州三天目，是日本茶碗中最高等级的茶碗。日本美术史著作《君台观左右帐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曜变，建盏之无上神品，值万匹绢；油滴建盏是第二重宝，值五千匹绢；兔毫建盏值三千匹绢。”这是日本传统文化界对它们的评价。

那么，1匹绢值多少钱呢？按照日本文献上的单位价值换算，1匹绢约等于4380文钱，“曜变建盏值万匹绢”约合于722公斤的金子；“油滴建盏值五千匹绢”，也就是约合于361公斤的金子，而“兔毫盏值三千匹”，那也要约合216公斤的金子！这样看来，一个曜变建盏以目前（2021年）的国际金价340元/克来算，它需要两亿四千多万元人民币才能买得到！毫无疑问，这只有富可敌国的人才能拥有（在古代日本，也只有身为统治阶层的贵族才可能有资本使用它）。

禾目天目也就是起源于中国宋代的建盏，它是随着中国的点茶、斗茶风尚一起传入日本国内的，一到日本，就成了上流社会举办的茶会上最高级的茶器，成为主人身份的象征。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的建窑油滴天目茶碗，在1951年时被认定为日本国宝，它的主人正是丰臣秀次，是大名鼎鼎的日本战国时代政治家丰臣秀吉的养子。丰臣秀吉因为完成了统一日本的霸业，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人，而他的茶道宗师千利休，则是日本“茶圣”，正是他确立了日本茶道的基本理念：和、敬、清、寂。

日本茶道中的核心“唐物”，除了茶碗以外，就数日本茶席上的另一主角——茶入，它指的是盛放浓茶粉的小罐。因为日本的抹茶道在演示过程中，一般要点两种茶：浓茶与薄茶。而点浓茶是茶事中的关键所在。茶入正是为适应这一要求，专门用来贮存浓茶粉（多以最上等的茶叶研磨而成）的容器，一般安置在茶道演示者身旁最显眼的位置。日本茶道中，欣赏茶入已成为一道令人向往的程序，其方法是让客人从观察茶入的外形开始，继而掂量其重量，以胎薄轻巧为佳；同时还要欣赏其素胎与釉色搭配装饰纹路的形式；最后是欣赏与茶入罐子相配套的罐盖（以象牙为主）。

茶入依形态不同，可分为擂座、大海、文琳、茄子、肩冲、瓢箪、鹤首、驴蹄、身付、文茄、瓶子、达磨等种类，造型大致以褐釉的小壶为主。最初传入日本的“唐物”茶入数量很少，直到室町时代（中国的元、明两朝），其主要来源还是从中国少量进口，因此十分难得。地方上的大名（日本历史上的各地大封建主），如果拥有一个珍贵的茶入，足以说明其与作为统治者的将军家关系非浅，因为只有最受信任的重臣，才会拥有将军下赐的名贵茶入。正因此，日本茶道界会把传世的著名“唐物”茶入一一登记入册，并按其不同年代和艺术价值分出等级：如“大名物”“中兴名物”等。如果是“大名物”级别的茶入，人们会把它收藏在铠甲一般大小的漆器箱中，可谓重视至极。

我们在前两节已经提到，“唐物”茶器由中国向日本输出的主要口岸是明州港，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究其原因是唐代时生产极盛的越窑遗址，主要分布在古代越州（今绍兴），以及明州地区的绍兴、上虞、余姚、慈溪、鄞县等地，这里还是中国禅茶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输出地，来自日本、朝鲜的遣唐使们，大多数是从这条海路回国的。此外，统一新罗时期的新罗人张保皋，先是入唐朝为军官，后来经商，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往返新罗与中、日三国之间，进行海运和商业贸易，开辟了属于东亚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他把中国江南的茶叶、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到日本与朝鲜半岛。

“唐物”茶器的输出，使朝鲜半岛南端的康津郡成为越窑技术直接移植、传播的基地。晚唐、五代到北宋初的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新罗、后来的高丽从中国引进了大量制瓷专业人才，而且在生产产品的结构上，也是以茶器为主，比如各种莲瓣纹的茶碗、各种小茶盏及盏托……它们与唐代越窑的产品极其相似。

到南宋时，“唐物”茶器的输出名单中，龙泉窑已经接替越窑的地位，成为当时的“国家级青瓷器出口基地”。因为龙泉山区有丰富的瓷土资源和接天蔽日的树木森林，为青瓷烧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而瓯江水系也为外销瓷的运输提供了天然水路。时至今日，龙泉窑的古代窑址群，仍沿瓯江中上游的庆元、龙泉、云和、丽水以至下游的温州等地散落分布，长达五六百里地。在这些地区共发现古代窑址500多处，其中龙泉县境内就有300多处。

“唐物”之风在东亚文化圈，尤其是在日本社会刮起的旋风，影响极其深远。公元1223年，也就是南宋嘉定十六年，日本人加藤四郎作为道元禅师（日本曹洞宗的开山鼻祖）的侍从来到宁波天童寺，在中国学习了5年制陶技术，归国后在日本的尾张、濑户烧制黑釉瓷——也就是“濑户烧”的“原型”，加藤四郎也因此被誉为日本的“陶瓷之祖”。

对茶道极度痴迷的政治家丰臣秀吉，为了从朝鲜抢夺他的茶师千利休所喜爱的茶碗，不惜出兵朝鲜，结果战败，但回国时却带回了上千名的朝鲜陶工，这次战争也就被人称为“瓷战”。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李参平的陶工，于公元1616年，在九州有田地区发现了瓷石原料，成功烧制出了瓷器，而这便是日本瓷器的典型代表“有田烧”。

日本茶器到后期形成了其独有的“和物茶碗”，如京都的“乐烧”，美浓的“志野烧”“黄濑户”“濑户黑”“织部烧”，以及“远州七窑”等茶陶派系。各窑生产的茶陶虽在总体上都具有和物风格，但又因倡导使用它们的茶道宗师个人的趣味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但是，与极尽精巧的唐物“茶碗”不同，它们因循日本的“物哀”美学，走上了另一条随意朴素的道路。

茶瓷之路对世界的影响，就此从东亚出发，随着漫漫的黄沙古道，或者悠远深长的海岸线，辗转延伸去了更远的地方。在那里，有“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也有与中国一样古老璀璨的文明。冒险者将在这里，因东方的美好物产，留下一段又一段的财富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