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瓷之路追问：为什么是泉州和广州

上一篇中已经说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有一些外国商人，冒着前途难测的风险，翻重岭、越沙漠、踏海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开创他们的财富版图和终身事业。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始终回响着先知穆罕默德发出的号召：“你们去寻求知识吧，即使远在中国。”

与这召唤相呼应的，是唐代史料和诗文中的记录。如《全唐文》卷75记唐文宗语：“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这就是说来的外商多了以后，唐朝政府察觉到外商的税率负担较重，所以下令地方官员不得多收银钱。唐代诗人则写过一首《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这是指当时的泉州，有很多外国人前来贸易和居住，所以才有了“市井十洲人”的城市风貌。而这些外商之中，又有不少人是做珠宝生意的，所以泉州刺史才会经常带着珠玉向朝廷进贡。

由此可见，泉州自古以来就有非一般的商业影响力。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曾与古埃及亚历山大港一起被并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港口。不过，在唐宋时期，位处福建的泉州远离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土地贫瘠，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首先，需要社会人口的大量流入。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变迁有关。从西晋时的少数民族南下，到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再到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中原地区的豪门大族和知识分子纷纷南迁，从长江中下游迁往晋江、珠江流域的各南方城市。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先进技术和巨额的财富，泉州也就此兴盛起来。

其次，需要政策的配套落实。在宋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朝廷官员的工资高，老百姓的收入也不错。因为政府在管理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方面很有能力，加上宋代人才辈出，发明创造层出不穷，使其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远超之前的各朝代。于是乎，宋朝政府设立了二十多个港口，并设置市舶司作为管理和服务机构，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其中最重要的三大港口是泉州、广州和明州。那时泉州港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贸易关系，到南洋、东洋、西洋的航路都畅通无阻。泉州市舶司有多能赚钱？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司的年收入就达到了近百万缗（一缗钱合一两银，一百万缗就是一百万两银子）之多，所以连皇帝都很高兴。

另外，按照现代人的说法，经济发展还要有产业带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迄今为止，福建省还是中国名茶种类最多的地方，而且处处都有瓷器的“窑口”（瓷器的集中产地）。因为福建地区的窑土优质，所以窑口遍布全省——将口窑、浦城窑、福州窑、同安窑、南安窑、松溪窑、邵武窑、连江窑、莆田窑、建阳窑（华家山窑）、安溪窑、南平窑、建瓯窑、泉州窑、建窑、永春窑、光泽窑、罗源窑、松溪窑、漳浦窑、遇林亭窑、宁德窑、厦门窑、福清窑、泰宁窑、宁化窑、德化窑、闽侯窑、建宁窑、仙游窑、闽清窑、崇安窑、磁灶窑、漳平窑、平和窑、白马前窑、漳窑等等。此外，它离著名的瓷器中心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等都不远。

唐宋茶文化的兴盛与输出，加倍刺激了茶叶和瓷器的生产、出口，这些当时价值极高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海外，创造了盛世的繁荣。所以，宋代大学士李邴才在他的《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一诗中写道“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是一幕港口千帆齐聚、船舶上下装货、商贾摩肩接踵的热闹市景。

公元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了泉州，他站在港口，难以置信眼前的景象，连连感慨：“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来到了中国的领土刺桐城，当地人把它叫作泉州。它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城市。刺桐城的沿海有一个港口，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比马可·波罗更年长一些的威尼斯商人雅各·德安科纳，于公元1271年至1272年间来到泉州，他看见秋夜里忙碌的码头火把通明，货物堆积如山，好像永远都不会入夜……于是感到痴迷。他用半年多的时间，在泉州做了观察和记录，把自己在这座以火红的刺桐花为市名的城市里所看到的一切，回国后整理成了一部手稿。700多年后，一位英国汉学家发现它并且翻译了出来，以《光明之城》为书名正式出版发行。

还有元朝时来到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公元1346年到达泉州，而这是他到达中国的第一座城市。他在游记中写道：“这是一座巨大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园中央，这很像我国希哲洛玛赛城的情况。”

伊本·白图泰觉得中国的商品好，价格也很合理。他称赞中国工匠造的金银器皿、竹器、漆器制作都极精巧，而丝绸和瓷器更是世间独绝。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从泉州和广州发出的瓷器，价廉物美，远销各国，最远甚至到达他的家乡——位处北非的摩洛哥，受到了热烈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伊本·白图泰的祖国摩洛哥，今天已是世界上进口绿茶最多的国家。当地人每年要消费6万多吨的茶叶，其中98%来自中国。当代摩洛哥最流行的饮品叫作“薄荷茶”，做法非常简单：就是绿茶加上薄荷叶，再根据个人口味决定是否加糖、加多少糖。这种口感清凉的茶饮料，许多人每天要喝上十几杯，不喝就感到生活失去了乐趣。

为什么呢？因为摩洛哥是典型的伊斯兰国家，居民多是穆斯林，他们信奉的教义不允许喝酒，可当地的天气又干燥炎热，人们极其需要提神又解渴的饮品。所以摩洛哥人舍得拿出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购买中国的高级绿茶，并且用它招待贵客，这成了一种礼节。许多摩洛哥人甚至开玩笑，说自己身体的一半都是用中国绿茶做的。

泉州和广州两大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朝廷的支柱港口，但是在唐代中期以前，占据全国大宗贸易港口第一名的是广州，曾拥有4000余艘的年航船吞吐量，而泉州港的市场贸易份额大约为广州港的1/2。早在公元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阿拉伯商人们就通过海路来到广州，他们看到了茶叶：“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干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

广州是唐宋两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地区，外商定居众多，唐代时广州蕃坊最盛的时候，约有十三万人之众。这些来到广州的外国人中有伊斯兰教徒，也有犹太教、景教、祆教、印度教和佛教的教徒。他们无论信奉哪种宗教，都能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

公元879年，唐末农民军首领黄巢兵临广州城下，和朝廷展开了谈判。盐贩出身的黄巢看中了广州的富庶，提出朝廷若想招安他，就得让他担任广州节度使一职。他想以此为基地，赚更多钱，壮大自己的力量，便于以后拿下大唐的整个江山。朝廷拒绝了，黄巢于是攻入广州。按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说法，当时死于战争的广州居民约有二十万人，其中外国人就有十二万，他们基本上都是商人。

这件事对广州的商业环境伤害不小，一度使得广州与主要外商群体——阿拉伯商人的贸易就此中断。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宋王朝在广州设市舶司，对外贸易才恢复起来，但此时泉州港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了。

在地理上，原本泉州相较于广州，离南洋各转运港的距离要远一些，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外商们选择了多花一些成本与时间的方式，在泉州设立大本营和办事处，这让泉州港到南宋后期已经超越广州，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口。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商船，可以装载一千多人同时出行。

南宋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朝廷所在的江浙，尤其是杭州地区，这里工商业发达，出口商品种类多，宋朝政府很希望贸易港的位置离国家中心近一点，这样风险小、利润高，运输起来也方便，但是西亚和南海各国作为宋朝的主要贸易伙伴，却要求港口南移，因为他们远洋而来的风险和运费太高，杭州港及其附近的明州港，对他们来说都不够便利。于是双方选择了位处南宋海岸线中点的泉州港，这样才平衡了双方的需求。泉州港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客似云来，宋朝官方和各国的贸易伙伴都合作得非常愉快。

公元1275年，南宋王朝与大元军队进行了最后一场战争。元军在次年南下占领广州，广州军民奋起反抗，但经过三四次抗衡后，广州还是落入元军之手。而广州人遭遇的杀戮和广州城受到的破坏，都是十分严重的，连广州的贸易也被中断。战争的结局是南宋军队惨败，从皇帝到军民全部殉国。

南方贸易线路上的所有城市，就此全部成为元军的战利品。面对满目疮痍，擅长打仗却不擅长经商的元军，迫切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来保证其军需和国库运转。他们看中了泉州的滚滚财源，选中了归顺元朝的蒲寿庚，命其继续掌管泉州的对外贸易。这从另一个方面，意外地让泉州商人的生活和泉州港的生意，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继续快速前行。

元朝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设市舶司，之后陆续在广州、温州、杭州等地设置市舶司。就这样，元朝统治者在统一中国后，延续了宋朝政府重视商业的国策，大力拓展海外贸易，开始了茶瓷之路上又一段商业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