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价值
（一）研究背景
文化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形式。生态文化是人们应对生态危机的文化选择，是以生态价值观为基础、生态规律为核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导向的文化。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危机都与现代文明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理性中心主义有密切关系，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生态文化是破解生态危机和发展困境的“钥匙”。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化已经上升为破解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生态难题的战略问题，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党中央在2015年就明确指出，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2018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首先就是要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这不仅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赋予了生态文化以新的定位、任务和使命。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绵延了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中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同时，生态文化也嵌入在乡土文化之中。乡土文化自古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平等”“崇尚节俭”等思想文化，行政法令、乡规民约、礼俗文化等制度文化，传统农业器具、居民建筑、民间艺术等物质文化，农业生产生活行为方式和实践活动等行为文化，无不与生态意识密切相关，表现出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系统的准确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对生态价值的全面把握、对生态文明的根本追求。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样本和行动参照，与乡村振兴战略“五个振兴”的发展目标具有高度耦合性，是新时代乡村地区实现农业强的动力源、实现农村美的催化剂，以及实现农民富的助推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简称“两个结合”）的要求，特别是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既有利于深化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传承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理解，也进一步回答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原则及路径等重大实践问题，是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生态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指南。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为乡村全面振兴乃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理论滋养和文化支撑。
无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与否，都与生态文化息息相关。因此，深入挖掘、凝练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绿色协调发展的现代生态文化十分必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仍然面临传承主体空心化、传承客体衰败化、传承媒介单一化等现实挑战。生态文化的传承涉及诸多因素，通过厘清生态文化中三个子系统的逻辑关系，全面辨识生态文化传承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现状、历史脉络与价值特点，以文化记忆为切入点，基于马克思主义反思历史的洞察力和面向未来的穿透力，探索“主体—客体—介体—环体”四维一体的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策略，旨在最终建构起生态文化“凝聚性结构”的传承体系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书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问题，探索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这对于加强农民对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唤醒其记忆深处的生态文化情感认同，对于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以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价值
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显示了人类寻求人、自然、社会之间和平相处的方式与历程。从多种思想文化资源中吸取营养和智慧，对于深化生态文化理论研究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具有深厚的理论及实践研究价值。
1. 理论价值
第一，为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积累有益素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是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首要目标。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积淀丰厚、博大精深，不仅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文化、生态物质文化，还有系统的生态制度文化、鲜活的生态行为文化。深入挖掘、凝练传统的生态文化资源，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供重要的智慧来源。研究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内涵及传承方式，有利于全面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成为全社会的主流道德观，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更好地凝聚各种力量，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第二，为推动和深化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研究提供辅助视角。生态文化不仅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中生态建设的文化基石。新时代，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生态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本书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放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和分析，不仅为中国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还客观系统地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基因进行梳理和凝练，进而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倡导低碳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践行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共存的生态理念，为农村现代生态文化的确立和农村的经济振兴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也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三，为推动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研究展开积极尝试和生动诠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单独列出，把“一个结合”变成“两个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文化理论的新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识的新突破，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本书关于传承传统生态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彰显了对“两个结合”的深入践行和生动诠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同中国具体农情，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基因相结合的一次创新性尝试。通过充分挖掘、凝练传统生态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内在驱动力。
2. 实践价值
第一，有利于促进秀美乡村建设，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发展事关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只有实现了农业的强大、农村的美丽和农民群众的富裕，才能实现整个中国的强大、美丽和富裕。农村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使得农民生活环境恶劣、农业生产条件恶化，这既不能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制约了农村产业的优化升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对于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研究，有利于培养农民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使其在生产生活中践行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从而满足新时代农民、农村发展的新需求。
第二，有利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发展。传统生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天人合一”“取用有节”“不涸泽而渔”等思想在今天及未来依然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通过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挖掘和价值凝练，探索传统生态文化中合理内核的时代价值和传承机制，这不仅有利于矫正长期轻视自然规律的思想，也有利于增强传统生态文化的实践效能，使传统生态文化成为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助推我国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使理论与实践相融通。
第三，有利于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传统生态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文化价值。通过对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核心价值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历史底蕴，这不仅有利于增强人民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更有利于增强我国在生态理论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一）国内研究现状
1. 关于生态文化的研究现状
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在我国的相关文献中。近年来，随着建设生态文明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不断深入，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国内学者对于生态文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日趋活跃，成果颇丰。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文化的概念和内涵、结构和特征、特定研究视域、价值意义等方面。
（1）关于生态文化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尽管学者们各自的研究背景、视角、方法和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核心观点和价值取向上仍具有趋同性或相近性。我国学者大多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阐述生态文化的内涵。余谋昌认为，从广义上来说，生态文化指的是人类生态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是生态化的生存方式；从狭义上来讲，生态文化指的是精神的、意识的、制度的东西，主要指导理念是生态价值观，如建立在生态意识基础上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美学及政治制度等人类精神、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卢风进一步强调，生态文明实际上就是广义上来说的生态文化，并按照生态价值观的指导，绘制了包含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语言等的“广义生态文化的蓝图”。
江泽慧则指出，广义上的生态文化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切和自然有关的财富，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生态文化在狭义上指的是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部分。尽管如此，生态文化无论是作为广义还是狭义的概念，都在文化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人类对于文化体系的一定程度上的完善，而不是站在其他文化形态之上。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发表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关于生态文化基本概念的论述，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和专业领域展开研究，其切入口各有不同，但就基本观点和基本范畴而言，在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方面，反映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态意识（宗教信仰、民风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向适应方面，各位学者大体是一致的。
（2）关于生态文化的类别、特征的探讨
国内部分学者还阐述了生态文化的类别。一是“两类型说”。王玉德、张全明等认为生态文化有传统和现代之分。
二是“三层次说”。陈炜认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次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文化。
陈寿朋和杨立新则提出，这三个类别其实只是广义的生态文化。
王婷指出生态文化体系包括理念、行为和教育三个层次。
卢风则认为生态文化包含理念、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三是“四层次说”。蔡登谷认为，生态文化总的来说，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除了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方面，还包含行为文化。
此外，学者们还深入阐述了生态文化的特征。生态文化作为文化园地中人性与自然交融最本质、最灵动、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不仅包含文化具备的所有特征，还具有其独特性。江泽慧将生态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伦理性、包容性、连续性、和谐性、普惠性和革新性（创造性、开放性）。
高志强和郭丽君认为生态文化有着层次性、整体性、传承性和多样性等特征。
高甑妮总结了传承性、时代性、地域性和实践性四个特征。
（3）关于生态文化的价值意义的探究
国内学者对于生态文化价值有着深入的思考，认为生态文化既有理论的价值又有实践的意义。孙文辉指出，生态文化建设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卢文涛和向洪则研究了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过程中，生态文化在制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陈寿朋、杨立新强调，文化促进了社会的持续向前发展，生态文化则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作为一种巨大推动力而存在，简要来说，生态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科技观和审美观等给予这个社会正确的指引，能够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王丽和肖燕飞对于生态文化在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价值进行了深入探究。
吕爱清等指出，生态文化是一种能够使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李忠友认为，生态文化既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又能够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发展。
王丹认为生态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人们存在方式的生态化转变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4）关于生态文化的特定研究背景、视域的探讨
国内学者对于生态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一般集中体现在特定研究背景、视域、学科、领域、对象下。首先，在特定背景、视域下对生态文化的研究。例如有学者从科学发展观、低碳经济、“一带一路”等视域下研究生态文化建设。杨卫军从生态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及对后者的作用展开研究。匡跃辉等研究了“两型社会”生态文化体系构建问题。其次，在特定的学科理论下展开研究。杨卫军在环境伦理学视域下分析了生态文化建设的意义所在。靳瑞芳则是运用多学科的交叉展开环境伦理教育与农村生态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再次，是针对某一区域或领域的研究。对于生态文化的研究，有的学者是具体化到某个区域，如城市、农村、社区、高校、国家等，有的则是具体到某个领域，如企业、网络媒体等。最后，部分学者选择某一民族（族群）或者某一种文化作为特定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比如，白葆莉对于中国整个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李学术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王永莉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探析，刘荣昆对傣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张慧对传统生态智慧的研究。郭家骥则是从“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文化和云南各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中展开研究，认为这些宝贵的生态智慧对于整个中华文明和云南各民族文化的长期延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最终推动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复兴。
（5）关于农村生态文化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农村生态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且主要体现在对农村生态文化的内涵、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路径研究等。戴圣鹏认为，农村生态文化在广义上来说，包括农村物质生产、精神与制度层面的内容，在狭义上来说，农村生态文化则是包括禁忌、感恩等敬畏文化，传统“善”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等由生态价值观所指导的文化。
郭会平等则认为，农村生态文化是一种能够使农村社会在与自然的协调过程中发展各项事务的一种文化形态，同时对于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实际上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措施。
除此之外，国内学者关于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农民、平台建设等方面。李世书认为农村生态文化的发展，需要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入手，物质上，对农民进行生态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制度上，要对政府、各社会组织、农民进行约束和规范；精神上，要使农民形成对生态文化的认同，树立生态文化价值观。
孙杰主要是从转变农村产业发展方式，发展生态农业，建立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入手，并从加强农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对先进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等方面提出建设路径。
除此之外，王军棉提出要健全生态文化监督管理体系。
杨荣荣提出构建良好的农村生态文化氛围也是很必要的。
另外，还有学者强调必须做好农村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2. 关于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研究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先民形成了一套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体现出浓厚的生态文明精神。当前，我国学者具有广泛的学术视野，采取多学科的研究视角，深入研究、探索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国文化研究领域，形成一道独特的研究景观，也服务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1）传承价值的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大有可为。关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价值的研究，学界主要论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不仅关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杨夏玲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现代价值。
二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充足养分。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对物类间关系的描述等都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整体观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对其继承、创新与发展，从内容上和形式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充足养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易于传播。
三是润饰和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郇庆治教授在论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指出，传统文化元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起到了润饰和丰富的作用，它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表达方式和言说风格，有利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阐释和大众化传播，使其更富有生态文化内涵和中国特色。然而，传统文化元素并不决定其核心内容。
（2）传承内容的研究
当前国内学者关于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呈现出研究内容广泛、研究空间广阔、研究视角多样的特点。在研究内容上，不仅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如儒家、佛教、道教的生态思想，还研究传统生态美学、传统生态民俗现象、传统生态乡规民约等，这对于生态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发。刘枫将西藏传统生态文化分为家庭家族文化、人生仪礼、社会文化及生态保护四部分，倡导以和谐家庭、乡风文明、和谐村镇的标准来推进家庭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引导人生仪礼等西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规范西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
倪慧提炼哈尼族传统生态伦理中遵循天道命理的生态良心观、顺应自然禀赋的生态正义观、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义务观。
常丽霞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介绍了拉卜楞地区藏族游牧部落族源、生计方式、自然崇拜与禁忌、宗教信仰中的生态习惯法文化。
陈红兵和秦克寅总结了传统生态民俗的四个方面，即包含渔猎、畜牧、农业的传统生产民俗，包含饮食、服饰、民居习俗的传统生活民俗，突出体现在民间规约对动物、草地、林木等自然资源的保护上的人生社会民俗，以及蕴含朴素的生态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的传统精神民俗等。
（3）传承困境及原因的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具体传承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外部社会环境和内部自身因素的障碍和挑战，并在关键领域需要突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传承中的现实梗阻和问题症结进行了研究分析，为解决障碍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第一，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现实梗阻。杨曙辉、杨鑫、蒋欣等人以新疆传统生态文化为例，认为各民族地区都面临着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何以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何以实现的问题。对于新疆地区而言，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给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带来冲击，体现在生态环境问题加剧、传统生态文化影响力衰退、公众生态意识淡漠、生态文化被工业文化弱化等问题。
杨夏玲以苗族为例，指出传统生态知识的传承面临文化传承载体的演变、文化传承主体的断层、文化生成土壤的蜕变等困境。
第二，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面临困境的原因。杨曙辉、杨鑫、蒋欣等人以新疆为例，从政府部门的生态文化意识不足和民众生态意识淡化两个层面深入剖析了问题的原因。一是政府部门生态意识不足。由于新疆各级政府机构对于生态文化的重要性认识缺乏，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化保护中出现“去文化”的倾向，只注重生态文化形式的构建，忽视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实施、生态理念的传播产生消极作用，也阻碍了对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基因的认识、理解和挖掘。二是民众生态意识淡化。新疆民众自身的生态意识淡化，这就导致虽然新疆地区生态文化资源丰富，但是无法有效激活潜在的生态文化意识。这两个层面的原因综合作用，共同导致生态文化难以有效传承和发展。包蓉和谢荣幸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现代化浪潮的全面冲击使传统生态文化陷入消解的危机，二是以文化保护为由发展经济是对传统生态文化更大的破坏，三是民族生态文化传统的传承机制失灵。
（4）传承路径的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和现实价值。在传承实践过程中，学者们关于传承路径的探索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特色传承。倪慧面对优秀传统生态伦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困境，指出要加快推进传统生态伦理的创新转化和现代生态伦理观的确立，在此过程中探索出一条生态招牌型乡村建设之路。这条道路以生态伦理为依托、以生态经济为支撑、以民族文化为特色，实现了生态伦理与美丽乡村建设的互促发展。
这一道路较为独特，值得认真考量和借鉴，其中，传统生态伦理的转化和现代生态理念的融合，是实现这一道路的关键所在。二是实践传承。杨曙辉、杨鑫、蒋欣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为民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应加以利用。在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中，选择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吻合的内容作为传承的重点，采用教育引导和实践运用相结合的手段，通过个人践行、集体记忆和社会传承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促进节约和环保理念的内化，形成生态友好的行为方式，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三是教育传承。包蓉和谢荣幸针对高校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确立了以传统生态文化传承为重要目标的教学体系核心，从观念、机制和实践三个维度，构建了环境设计专业教育体系，以助力民族传统生态文化融入环境设计专业教育体系。其中，在环境设计教育中对地方教育机构、学校和教师等做出传承的整体要求，如地方教育机构应通过政策制定改善组织、激励、分享和评价等各项机制；学校和教师应创新教学，从教育内容挖掘生态文化资源、建立融入生态文化的课程体系、选择生态文化教学模式、采用生态文化教学方法、编写生态文化教材和加强生态文化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实现环境设计专业教育与生态文化传承的有机结合。
四是传承系统。杨夏玲认为，传承和保护传统生态知识，需要从传承载体、传承主体、传承方式等方面入手，具体来说就是，推广少数民族语言、培养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创新传承方式等。
综上所述，国内专家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研究成果全方位呈现生态文化。国内学者深入挖掘、整理、凝练传统社会生产生活、宗教文化和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中蕴含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文化智慧，对于保护我国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例和学术积淀。二是研究层面以宏观为主。虽然研究内容全方位，但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于某些具体生态习俗和理念等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需要加强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微观研究。三是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联系较少。现有的研究内容绝大多数仅仅是在单纯宏观描述传统生态文化本身，未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进行对比和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后续研究需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具体生态习俗、理念的微观研究；需要将传统生态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进行比较，找出其中可取之处，拓展理论视野；还需要使生态文化研究面向现实，深入挖掘传统生态文化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美丽中国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启示意义。
3.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现状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内学术界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探究，主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成依据、科学内涵、关键领域与现实梗阻、价值意蕴与推进路径等方面展开。现就研究成果加以综述，以期为我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1）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成依据
乡村振兴战略从形成到发展，都离不开对理论思想的承继、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对现实问题的解读。
第一，从乡村振兴战略生成的理论基底来看，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源说
。集中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村发展理论，列宁的农村建设理论等，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实施提供了思想遵循。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说
。从生产动力、文化内涵和历史借鉴上来说，传统文化资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文化生产力，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当代的乡村振兴可以在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三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养分说
。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关于农村发展的思想理论，为新时代乡村发展战略布局的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铺陈了理论基础。
第二，乡村振兴战略的递嬗脉络来看，学者们的观点集中体现为两种。其一，三阶段论。有学者以战略谋划、城乡关系、顶层设计更迭升级等为向度将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战略谋划来看，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振兴的历史脉络基本可以划分为乡村自救时期（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前）、城乡分离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中期）、城乡统筹协调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三个不同阶段。以顶层设计为视角，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不断升级完善，乡村振兴逐渐深化。
其二，五阶段论。有学者从国家乡村发展战略、乡村发展现实实践等层面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从国家乡村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乡村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历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粮食产量战略”“农业与乡镇企业并举战略”“减负增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小城镇战略”“‘三农’统筹、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战略”“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与乡村振兴战略”五阶段。从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实践来看，其历程可以划分为乡村经济初步振兴、改进乡村治理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五个不同发展阶段。
第三，从乡村振兴战略生成的现实背景来看，相关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阐释。一是国际因素相关论。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产生与乡村衰退的国际背景息息相关，
它的提出和实施可以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是时机条件论。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现实做出的成熟战略决策。
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信息化快速发展期、城镇化中期、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条件已具备。
三是历史必然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改革开放40余年的现实出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是为世界各国贡献中国智慧的必然要求。
（2）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
当前学界对于如何界定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尚未形成共识。学者们基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宏观上的或微观上的内涵规定。学界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内涵要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其一，“四梁八柱说”。“四梁八柱”原指房屋建筑中的主要支撑，延伸至乡村振兴战略上，可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及的“20字方针”视为其“四梁八柱”。
“20字方针”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内涵外延的高度概括。
其五方面内容一道熔铸成了乡村振兴战略之“四梁八柱”，为其顺利运行提供了价值取向。其二，“四层次说”。乡村振兴战略是以广大农业群众为发展主体、以“五位一体总布局”为发展客体、以渐进发展为推进方式、以实现全体农业人口的“解放”来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最终指向。
战略的领衔主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任务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加快推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体现了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农”工作新要求。
其三，“历史与现实结合说”。有学者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比较的视域出发，在“已有思想材料”的基础上，考察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内涵，得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背景下，按照五个建设总要求扭转乡村衰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过程”的判断。
其四，“七个转向说”。从基本方向、发展目标、五大总要求等七个方面的根本性转向来理解和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
其五，“空间格局”说。有学者指出国内实际部门、理论界或者舆论界普遍把乡村振兴战略“做小”的现象，强调乡村振兴战略并不仅限于“三农”工作范围，它指的是在物理空间概念中对乡村建设的总要求。
（3）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梗阻
乡村振兴战略在具体实践中面临着诸多现实障碍，相关学者从不同视角展开了透析。一是乡村建设主体流失。
由于缺乏发展机会、教育资源不足、社交环境单一等因素，乡村建设中的主要参与者或主体，例如年轻人、技术人才和创业者等在农村地区流失。这种流失，导致农村地区涌现出数量庞大的留守群体，对于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二是乡土文化日渐式微
。乡土文化是指在乡村地区形成和传承的独特文化。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一些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建筑、习俗等被视为过时和落后，与此同时，年轻人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兴趣减少，乡土文化逐渐式微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三是深度治贫困难重重。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深度贫困指的是相对于整体贫困人口而言，处于更加贫困、更加困难的状态，他们往往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脱贫的难度更大。目前深度贫困地区面临“两山困境”，即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绿色发展则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深度贫困地区的环境脆弱，一些地区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点，导致了“两山困境”。实际上，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确实存在多方面的制约因素，需要通过政策和措施来加以解决。
四是治理水平亟待提升。
乡村治理是指在农村地区开展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治理活动，包括政府管理、社会组织参与、农民自我管理等。乡村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乡村治理能力不足、乡村治理监管不到位、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机制缺乏等。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亟需政府、村委会、居民、企业等多方合作、长期努力，并且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因地制宜，逐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五是公共服务供给失衡。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失衡是制约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由于资源分配不均、经济条件落后等原因，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人口流动，城市公共服务的提升又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城，导致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失衡更加严重。这不仅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原因主要有政府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管理体制不完善等多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政府对乡村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管理机制，加强社会组织和市场的参与等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农村居民对多样化、专业化公共服务的需求，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4）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意蕴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的国家发展理念，对于指导新时代的“三农”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学界主要论及了四个方面。其一，理论意义。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升级版”，它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未来走向，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重大创新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价值理念的生动体现
。其二，现实意义。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延续和升级，是顺应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
乡村振兴是厚植中华文明根基、发展现代文明的需要，是实现城乡、区域和人的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推动新型城市化、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中国充分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三，战略意义。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智慧和远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战略举措，是适应经济进入新常态新阶段的战略举措，是实现乡村内生性发展的战略举措。
乡村振兴战略是遏制乡村衰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其四，世界意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对于我国意义重大，对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振兴战略为世界农业发展树立中国样板，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可借鉴的模式。
（5）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要领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要领，学者们从多角度进行研究，为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第一，目标诉求。乡村振兴战略要突出培育乡村内涵，发挥乡村功能；立足国情和发展阶段，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立足融合发展，推进产业协同等。第二，基本依循。乡村振兴战略要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抓手，以质量发展和理性谋划为方向，以乡村干部队伍配置为关键，激活民族地区文化，发挥新型智库的第三方评估功用，并辅之以软环境建设，将使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作为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资源互补、尊重差异为原则，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原则，坚持党管农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原则。
第三，实践主体。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主体呈现多元化，以政府为主导者，以社区为主要载体，以社会组织为倡导者，以群团组织为有效实体，以农民为参与主体。
各方面力量通力协作，使乡村振兴取得实效。第四，地方经验。总结地方成功经验，建立典型经验库，有利于形成可借鉴的乡村振兴“原件”，推动各地交流互鉴。以“塘约道路”“西江模式”为例，两种模式都发挥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作用，达到政治、经济、文化多赢的局面，对于其他地区开展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五，国际借鉴。黄季焜教授指出，不同国家乡村发展存在共性和规律，他结合江西实际，为江西乡村振兴提出相对应的建议。
欧美发达国家的“乡村改造”、韩国的“新村运动”、日本的“造乡运动”等“他山之石”，既能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历史参照，也能促使人们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发现和解决问题。当前的乡村振兴，只有系统审视和分析各国乡村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在实践中不断尝试、摸索和思辨，把这些经验吃透用好，才能少走弯路。
因此，中国的乡村振兴，既要立足本国国情，走中国特色道路，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也要借鉴国际农村发展经验，实现中国智慧和国际经验的有机结合，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新型农村发展道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造乡运动”是一种“自下而上”从乡村生发的运动，其注重弘扬乡村传统文化的做法为乡村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力量。
其六，实施路径。乡村振兴的实现，一分靠部署，九分靠落实。从以往我国新农村建设情况以及国外乡村建设的经验教训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从宣传普及、主体队伍建设、调整乡村产业、制度改革与创新等方面展开。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界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尚未成熟，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加强，未来研究应该在多个方面提升。其一，乡村振兴战略理论内涵研究中存在层次不明、上下脱节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挖掘理论资源来界定“理论内涵”与“理论外延”的边界。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为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村“向善”发展提供框架和准则，但理论与实际供需之间的失衡状态需要调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外延研究需要关注其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现代化乡村的特征以及新增目标等方面，以夯实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二，当前国内学界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大多属于“政策解读式”，但同时也需要拓宽学术思维，实现“政策解读”与“实践因应”的统一。尽管对政策、文件、讲话进行解读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但也需要“实践因应式”研究，即以社会实践和生活实际作为研究参照，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困境和疑虑进行理论上的因应，以增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具象性、实效性和准确性。其三，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需要掌握多种研究方法，除历史溯源、功能分析、理论阐释等传统方法外，还需重视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其中实证研究法可深入中国土壤，使用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和深度访谈等方式；比较研究法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跨学科研究法可避免囿于某一学科而顾此失彼。学者们应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合作研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走向深入。其四，为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研究，需要加强国内学术界的合作意识，构建“内与内”“内与外”双向学术共同体。虽然国内学者在乡村振兴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但缺乏学术互动和交流，限制了其深度和广度。因此，学者之间需要增强合作意识，勇于进行学术对话、争鸣和互助，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科学、精深、多元发展。同时，国内学者也应该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分享国外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成果，以扩展学术视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国际化。
（二）国外研究现状
1. 关于生态文化的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出现了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国外学者们开始了对生态问题的多角度探究，主要是从哲学、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城市建设等角度展开生态研究的，相关的学术观点、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与此同时，关于“生态文化”（Ecoculture）的研究也贯穿其中。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生态文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为本文的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国外关于生态文化的研究与西方传统文化和工业发展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西方的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为人类社会提供原料是理所当然的，人对于自然万物是有着支配权力的。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在工业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的加剧。人们毫无限制地索取自然资源，既造成了环境的重负，也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于资源分配和占有上的矛盾冲突，继而引发了战争，反过来，战争又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进一步的破坏。生态问题，深层次上来说是文化的问题。“生态文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切伊提出的，他认为，人类过度向自然索取，将对人类未来的生活基础造成破坏，面对自食恶果的困境，必须进行一种合乎时代要求的文化观念的革命，“生态文化”正是在这种革命中产生的。
继而，法国学者阿尔贝特·施韦泽认为，人是依赖于其他生命和世界和谐性而存在的，要“敬畏生命”。
故而，人类应该对自身的文化进行重新审视。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化系统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其实生态危机说到底是文化的危机。由此，开始了生态文化研究的时代。
西方关于生态文化的研究最典型的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深层生态学学派。
第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生态文化的探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自然的重新解读，给予其历史与文化的内涵，继而思考生态危机的成因，并对未来社会制度进行设计。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问题的反映。始于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根源。加拿大威廉·莱斯在其《自然的控制》中特别指出，培根是历来最清楚明确地阐述“人类控制自然”这个观点的人，且使得这一观点深入人心。
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引起生态危机的重要因素。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然而资本是始终追逐利润的，两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对利益的无限追逐势必会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法国的安德列·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由于资本的趋利性，生产即破坏。
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同样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是一种反生态的生产。此外，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一种理想的制度，即生态社会主义。这种生态社会主义必须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与自然相协调、相和谐的社会制度。安德列·高兹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性，先进的社会主义能够为环境保护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它是当前用于保护自然环境的一种绝佳之选。综上所述，生态马克思主义从文化观念、生产方式、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生态危机成因的深入分析，体现了其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对于本文关于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困境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多启发。
第二，深层生态学关于生态文化的探究。深层生态学超越了西方的个人主义，认为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而人是它的一部分。生态危机的出现是由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留下的难题必须依靠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观念的转变，才能得以解决。深层生态学在世界观、价值观上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自然界本身是多种多样的，自然界中的各物种是不存在差别的，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样，人也仅仅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认为，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不应该只是从人出发，而是应该从整个生态系统出发。
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强调，任何事情只有对生物共同体的保护有益时，才能够说是正确的。
基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深层生态学认为，环境保护是优于经济增长的，在日常生活中必须绿色消费，让资源的循环利用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生活方式。
从生态文化实践来说，西方国家对于“生态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生态系统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文化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同时，许多学者和机构也开始探索如何将生态文化理念应用于实践，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在美国，生态文化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环境教育、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领域。一些学者强调文化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互动性，认为文化可以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同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开设了生态文化研究课程和项目。在英国，许多学者和机构致力于生态文化研究。其中，一些研究关注文化的地方性和本土性，认为当地的文化传统可以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方法，另外，英国的一些文化遗产机构也开始关注生态文化，探索如何将环境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结合起来。澳大利亚是生态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该国的学者强调生态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联系，认为土著文化的智慧可以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此外，澳大利亚的一些机构也致力于推广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
2. 国外学者对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西方学界对于东方文明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其中中华文明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东方文明之一。特别是在生态文明方面，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观点和理念，可以为当代西方克服生态危机提供有益的参考。
（1）中华传统文化生态价值的发现
在西方思想不足以诠释伦理特质的时候，施韦泽也开始考察东方思想的理论框架，探索东方伦理思想的内涵。他在1950年指出，自由的思想不仅在于爱人，而且也在于爱物。他从跨文化哲学的视角比较了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在动物保护方面的不同态度，指出，欧洲哲学较少关注动物伦理问题，倾向于认为人对动物的同情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感性表达，与伦理责任无关。相比之下，在中国和印度思想传统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和人对动物的伦理责任则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这种差异源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施韦泽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塑造中国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具有重大的作用。这个思想表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是相互依存的，要保护好自然和动物，就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与之和谐相处。这个观点在中国文化中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传承，影响深远。与此同时，美国心理学家荣格教授也给予中国文化极高的评价，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关于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态度的一部伟大著作”。他认为，禅宗和其他东方宗教的思想中，强调个体与自然的和谐、相互依存和平等，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将自然看作是人类的工具和资源，这种观念导致了环境问题的恶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在揭示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方面做得很好，具有深刻的真理。中国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体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他赞扬中国文化的优雅和芬芳，并认为它能够帮助西方人重新发现生命和道的意义。荣格教授的论文对于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生态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对西方文化引发的生态危机，很多激进生态学者和环保主义者希望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寻找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启示和灵感。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对于自然界的看法和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态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东方文化则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有助于解决生态问题。因此，他们致力于研究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智慧。作为“深层生态学之父”的挪威著名哲学家奈斯从佛教和道教的哲学和宗教传统中寻找深层生态学的思想根基。在他看来，佛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原则与深层生态学的价值观密切相关，两者都强调保护生命、尊重自然，具有相似的宗教和哲学基础。佛教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追求，为深层生态学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支持。同时，奈斯还指出，道教的“道”和“自然”的观念，以及它强调的“无为而治”和“虚静无为”的理念，也与深层生态学的理念相契合，两者有着共通之处。
美国环境哲学家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斯普瑞特奈克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与自然保持和谐的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理念相契合。她认为，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单纯谈论环境保护更为深刻。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老子关注自然的精妙过程，与孔子强调培养道德领袖及人类对更大的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感有着相通之处。
在开辟过程生态神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科布认为中华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存在着相融性。如果说这些论述是西方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人讲的“客套话”的话，那么，像由环境伦理学家加利考特等人编辑的《亚洲传统思想中的自然：环境哲学论文集》（1989年）一书，就开始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来认真对待了。显然，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者开始认真探讨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全球生态危机的应对和解决方案的重要性。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和智慧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生态伦理学、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为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2）中华传统文化生态价值的评价
当然，西方学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的评价是不尽一致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了生态智慧，但是，这是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或者说，还不是成熟的。中华文明中注重的《道德经》《易经》等文化经典，被认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内涵，可以为当代西方社会提供一种更加深刻和全面的思考方式，从而更好地面对环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施韦泽在指认出人和动物的问题在中国和印度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同时，也认为中国思想中存在着僵化和静止的问题。他指出：“中国伦理学的伟大在于，它天然地并在行动上同情动物。但是，它距在整个范围内探讨人和动物的问题还很远。它也不能够教导民众真正对动物行善。中国思想的静止状态出现得太早了，它僵化在经学中，停留在古代流传下来的爱动物的思想上，没有进一步发展它。”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智慧是高度契合的。中华文明中强调的“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观念，被认为与当代生态学中强调的生态系统平衡、生态保护等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借鉴中华文明中关于生态的思想和实践，来寻找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例如，一些深层生态学论者就是这样看待深层生态学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关系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思维习惯是在儒家、道家和佛家（尤其是禅宗）中得以表达的。作为生态哲学的深层生态学的目的就是解构技术文明，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为此，重要的是要挑选出中国思维习惯的中心主题——“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不仅是中国思维习惯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深层生态学的关键词。什么是和谐？和谐不是无差别的统一，而是许多声音的“和音”。
总之，西方重视中华文明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观点，认为这有利于帮助西方应对当代生态危机，这一趋势在当代国际社会中越来越明显。具体来看，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上对西方有重要启发。第一，在思维方式上，和谐体现为有机思维。中国古代哲学提出的阴阳思想是一种环形的、有机的思维方式，这与西方线性的因果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各有优势，但在处理复杂问题上，环形思维提供的有机或整体的视角更具优势。第二，在道德观念上，和谐体现为生态虔诚。生态虔诚融合了人类虔诚和地球虔诚，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可以将《易经》当中关于相互关联的中国逻辑作为结论，生态虔诚的统一是作为统一体的人类虔诚的阴和地球虔诚的阳的互补。一个人不能毫不顾忌他人，因为他与其他人是处在相互关联当中的。因此，可将“中国的习俗传统或中国的世界观作为替代深深扎根于西方世界的技术文明的可供选择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智慧——儒释道——可能会被提出来作为建构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可见，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建构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当然，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内生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文化的研究，整体上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且不够全面，缺乏一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对于传统生态文化的专门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零散分布于传统文化研究、乡村文化、民族文化研究中，尤其需要进一步深化。因此，笔者试着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展开对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探讨传承传统生态文化的必要性以及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价值，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传承策略，以求对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为提高农民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培养农民的生态文化素养提供些许的借鉴。
三、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一）研究内容
本书基于“两个结合”的时代要求，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为特定的研究对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反思历史的洞察力和面向未来的穿透力，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问题，回答了生态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以何形态”“有何困境”“何以可为”等问题，旨在最终建构起生态文化“凝聚性结构”的传承体系，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本书一共分为八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是对“传承传统生态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研究背景，国内外关于生态文化、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整理，并陈述了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研究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形成了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总体认识。
第二部分是关于生态文化与乡村振兴的理论概述。本章详细论述了生态文化的概念、特征和结构，探讨了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目标定位和价值审视，这是研究生态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的基础环节，有利于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生态文化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从乡村振兴具有三重生态诉求，即乡村振兴赋予美丽乡村以“绿色发展”新理念，内含美丽乡村“生态宜居”新指向，构建美丽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农业农村”新范式。生态文化传承从根本上回应了乡村振兴的生态诉求，并与乡村振兴深度耦合，回答了生态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何以可能”的问题。
第四部分主要展开了对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历史考察。生态文化是由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包括人类如何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资源以及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等。它起源于漫长而混沌的原始社会，兴起于主体性觉醒的农业社会，失落于高度机械化的工业社会，繁荣于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
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内容。通过系统挖掘、凝练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总结出新时代生态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即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传统生态制度文化、传统生态物质文化和传统生态行为文化等，探究了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深厚基因，回答了生态文化“以何形态”赋能乡村振兴的问题。
第六部分主要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实践。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在生态文化传承方面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总结出传统生态文化传承客体的消解式微、传承主体的乏力共生、传承方式的固化单一和传承环境的张力运转等四个亟待解决的困境，回答了生态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有何困境”的问题。
第七部分主要展开了传统生态文化传承困境的归因分析。通过探究生态文化传承系统演化的内在机理，提出文化传承的一般性规律就是文化与人的再度结合和发展，生态文化的传承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人和生态环境等诸多因素。继而在生态文化传承水平评价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生态文化发展现状，深入剖析生态文化传承的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归纳总结出基层党建因素、市场分配因素、政策资源分配因素、社会结构因素、文化思维因素等影响因素。
第八部分主要探究了传统生态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工程建构。生态文化的传承与赋能有一套完整的系统，主要包括导向系统、价值系统、动力系统和支持系统等四个方面。探索出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导向系统建构，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引领价值系统建构，在凝聚主体、唤醒客体、活化载体中完善动力系统建构，在资源、机制的完善中实现支持系统建构等一系列具体可行的传承赋能路径，回答了生态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何以可为”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学科交叉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1.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本书坚持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进行逻辑分析，一是在对传统生态文化的理论阐述中，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态文化的研究，进而分析了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同时，从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现实挑战出发，论证了传统生态文化的实践根据。在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交汇中展开论证，从而形成了对我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科学认识。二是在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内容上，以历史为导向展开逻辑分析，从思想、制度、物质和行为四个层面概括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全面把握了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内容。
2. 学科交叉法
生态文化本身就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有着深刻的内涵、丰富的内容和多彩的表现形式。本书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广泛涉猎包括先秦学说著作在内的文学作品、历史典籍，包含有关中国农村历史沿革和发展概要的相关文案等的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展开对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相关问题研究。例如，运用传播学探索传统生态文化传承赋能的宣传教育机制，从而拓展了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方式。
3. 实证分析法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在传统生态文化传承方面有突出特点的农村，如江西婺源村、浙江安吉高家堂村、山西大寨村等，深入实地进行调研。挖掘和提炼当地的传统生态文化，辩证地分析其优劣，弘扬其中的精华，特别是结合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际和需要，进一步提出传承与创新发展传统生态文化的具体路径。
（二）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相较于同类型研究成果，本书重点体现了以下创新点：
1. 研究视角的创新
本书选取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研究视角，以传统生态文化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挖掘、梳理、凝练中华传统生态文化资源，特别是结合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际和需要，对如何更好地传承传统生态文化以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一系列现实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视角，也为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 研究观点的创新
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能够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对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国家重点战略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学术界关于生态文化、传统文化的研究虽然有很多，但是对于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只是零散分布于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研究中，且至今还没有学者专门针对传统生态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出版相关著作进行研究。本书试图展开以“传承传统生态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研究，通过深入挖掘、梳理、凝练传统生态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精华积淀，探索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的具体策略，既对研究不多且不深入的传统生态文化进行系统整理与概括，又为今天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增进了文化自信和提供决策参考，总体上助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
同时，本书在研究过程中还面临以下问题。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更是十分丰富，系统挖掘、梳理、凝练传统生态文化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程，由于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农村实际情况的掌握程度有限，解读、归纳不够全面。二是结合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际与需要，在挖掘、梳理、凝练传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传统生态文化，以构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现代生态文化，客观审视，还应补充大量的实际调研，但由于实践条件有限，研究还不够丰富、系统深刻。本人将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进行更广泛的实地调研工作，以弥补本文存在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