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安西都护府及相关羁縻州府的管理与驿路建设

唐朝的开国之君是李渊，但李渊的统治不足十年，且这十年都是在尚未完全稳定之时。唐朝的稳定从唐太宗李世民始。李世民虽以征伐名天下，却不是崇尚征伐之人，他在魏征的劝谏下，对四夷采取了笼络政策。贞观初年，岭南诸州报告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唐太宗曾欲支持发兵征讨，魏征谏曰：

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破掠州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今若遣使，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

如果“不劳师旅”就能够“自致阙庭”，为什么不办呢？唐太宗听从了魏征的劝谏，未曾实施征伐，“岭表悉定”。后来贞观四年（630），林邑等蛮国，不按时表疏汇报，有人要求讨伐，唐太宗也没有讨伐：

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且经历山险，土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竟不讨之。

对于一个以征伐之功当国的君王而言，这些言论实属不易。而唐朝的国家边域管理，正得益于早期当国者的态度和最初的政策。据史料记载，贞观十八年（644），诸侯归化的局面已经形成：

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出苾，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孰候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突厥都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番赞普，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訚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盛，林邑王范头黎，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

唐朝的边域经营和管理，从立国之初，即以“远夷率服，亿兆乂安”为目标。唐太宗的统治观点是：“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唐太宗为大唐王朝确立了“远夷率服，亿兆乂安”的目标，并希望这样的情况保持下去，而不要像秦皇、汉武一样与远夷之地形成太多矛盾，《贞观政要·贡赋》：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

由此可见，唐太宗在“远夷率服，亿兆乂安”的统治目标实现后，并未懈怠国政，而是思考长治久安之策，并在现实中逐步探索。贞观四年（630），李靖大败突厥颉利可汗（阿史那阿咄苾）后，大臣们议论安边之策，争议纷纷，唐太宗最终选择了温彦博“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 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并以此作为长久的边域治理之策。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贞观二十一年（647）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民族融合思想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据《唐会要·杂录》记载：“（贞观）四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制四夷，自此始也。” 自此之后，唐王朝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并与周边少数民族在开明友善的民族政策和制度下友好共存（当然也有斗争，但相对于以往和以后的有些朝代比如宋和西夏、宋和金、元时人分四等之类，要好很多），大大减少了华夏民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统治政策的相对完美，唐朝的疆域急速扩张，在极盛时期东起高丽、百济，南抵日南，西达中亚咸海、呼罗珊，北至贝加尔湖及叶尼塞河。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有突厥、回鹘、铁勒、室韦、契丹、靺鞨等，唐朝为对这些少数民族实施有效管理，分别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以及大量隶属于六大都护府的都督府和羁縻州。都护府为军事和政治执行机构，都护府下配以都督府和羁縻州的自主治理。各大都护府与唐王朝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驿路驰驿，比如贞观五年（631），“阿史那阿咄苾败走后，其酋及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已上，有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跋不至，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 。可见驿路与统治之间的关系。

本书研究唐代边域书写，主要是行走在大唐中心与边域都护府、羁縻州的诗人笔下的边域书写情况，故需对唐朝边域都护府、羁縻州管理及驿路建设进行简单梳理，以便于展开后面的章节。

一、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及走向安西的驿路

西域，是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者都用心经营的地方，是中原“张国臂掖”，以图腾飞之地。用设置都护府的方式管理西域，即自汉代始：“汉武帝开西域，安其种落三十六国，置使者、校尉以领护之。宣帝时，郑吉为西域都护，始立幕府；都护之名，自吉始也。” 自此以后，西域就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结”——一个永远牵挂、不能放弃的地方。唐王朝的西域管理是非常有效率的，也是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安西大都护府是唐朝管辖范围最广的都护府，它的管辖范围从初建到后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贞观十四年（640）安西都护府治所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高昌故城），统安西四镇：龟兹（治所在今新疆库车东郊）、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治所在今和田约特干遗址）、碎叶（治所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辖境相当于今新疆及哈萨克斯坦东部至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流域。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管辖面积逐步增大，唐军平定西突厥后，辖区扩大到阿尔泰山以西直至咸海、葱岭和阿姆河两岸的城邦，包括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部分地区。龙朔年间（661—663），唐高宗又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巡视葱岭以西，设置十六个都督府，并在吐火罗立碑为证。至此，唐王朝统辖西域达到极盛，包括安西四镇、濛池都督府、昆陵都护府、昭武九姓、吐火罗、波斯都督府，其境大体相当于今新疆天山南北与中亚五国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的总和。

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交河时的八到之境：“八到：东南至上都五千三十里。东南至东都五千里。东北至伊州七百三十里。西南至焉耆七百二十里。东南至金沙州一千四百里。南至楼兰国一千二百里，并沙碛，难行。北（至）［自］金婆岭至北庭都护府五百里。”

垂拱三年（687），安西都护府移府治于碎叶城。碎叶东至庭州二千二百二十里。

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在龟兹国重设安西都护府，府治从此稳定。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为更好地实施管理，在安西大都护下分设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今吉木萨尔），负责管理天山以北、热海以西的西突厥故地，仍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则负责管理天山以南、葱岭以东的地域。

北庭都护府庭州的八到之境：“八到：东南至上都五千二百七十里。东南至东都六千一百三十里。东南至伊州九百七十里。东至西州五百里。西南至焉耆镇一千一百里。西至碎叶二千二百二十里。北至坚昆衙帐约四千里。东北至回鹘衙帐三千里。”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由于唐朝内乱，吐蕃趁机攻陷陇右军镇，虽有旧将郭昕守护安西都护府、李元忠守护北庭都护府，但由于敦煌陷蕃，道路隔绝，唐人竟不知安西、北庭之存在与否。

安西大都护府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属于“陇右道下”，涉及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瓜州、伊州、西州、庭州。均属于唐王朝边防的范畴，也是走向安西的路径，根据考察结果，从凉州向西，有三条丝绸之路，也是唐王朝管理西域之路，主要行经地：

1.南道：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南山沿波河西行—楼兰—和田—莎车—疏勒—葱岭—大月氏—安息。

2.中道：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北山沿波河西行—龟兹/交河故城—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疏勒—葱岭—大月氏—安息。

3.北道：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敦煌西北行—伊吾（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轮台（唐时龟兹都督府所在地）—毗陵都督府（今伊犁）—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南部）。

二、怀柔加以威服的军政管理

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以后，很快便积极在西域开展活动。贞观十四年（640），唐王朝在西州交河（在今吐鲁番附近西）设置安西都护府管理天山南北，下辖昆陵都护府、濛池都护府以及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个都督府。显庆二年（657），苏定方破贺鲁于金牙山，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移于龟兹，安西都护府原在地交河复为西州管理，到660年，唐王朝在西域的统辖范围基本确定。《唐会要》“安西都护府”条描述了这一路线图：

贞观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侯君集平高昌国，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置庭州。

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置瑶池都督府，安西都护府以贺鲁为都督。至永徽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贺鲁以府叛，自称钵罗可汗，据有西域之地。至四年三月十三日，废瑶池都督府。

显庆二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通道路，别置馆驿。埋瘗骸骨，所在问疾苦，分其疆界，复其产业。贺鲁所虏掠者，悉检还之，西域诸国，安堵如故，擒贺鲁以归。十一月，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其月十七日，又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以处木昆部为匐廷都督府，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都督府，以突骑施阿利施部为絜山都督府，以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以摄舍提啖部为双河都督府，以鼠尼施处半部为鹰娑都督府。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护府。又以贺鲁平，移安西都护府于高昌故地。至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麹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

四年正月，西蕃部落所置州府，各给印契，以为征发符信。

但此时，唐王朝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开拓西域的重要性。唐王朝真正重视经营西域，其实发端于陈子昂，借力于武则天。陈子昂奉旨巡视河西，归来后奏呈《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其中详细陈述了河西及其以西地区存在的问题、经营此地的价值、经营的策略等，其中有一段说：

臣伏惟吐蕃桀黠之虏，自为边寇，未尝败衄，顷缘其国有乱，君臣不和，又遭天灾，戎马未盛，所以数求和好，寝息边兵。其实本畏国家乘其此弊，故卑辞诈伪，苟免天诛。今又闻其赞普已擅国权，上下和好，兵久不出，其意难量。比者国家所以制其不得东侵，实由甘、凉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今则不然，甘州仓粮，积以万计，兵防镇守，不足威边，若使此虏探知，潜怀逆意，纵兵大入，以寇甘、凉。虽未能劫掠士人，围守城邑，但烧甘州蓄积，蹂践诸屯，臣必知河西诸州，国家难可复守也。此机不可一失。一失之后，虽贤圣之智，亦无奈何。臣愚不习边事，窃谓甘州宜便加兵，内得营农，外得防盗，甘州委积，必当更倍。何以言之？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但以人功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得。国家若以此计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数年之间，百万之兵食无不足而致。仓廪既实，边境又强，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管仲云：“圣人用无穷之府，积不涸之仓。”事非虚言也。

陈子昂在此段文字之前分析西域形势，认为十姓君长情愿入朝，愿得效忠赤，今者军事已毕，唐王朝就应该敞开胸怀接纳之，以避免戎狄相逼、“河西诸蕃恐非国家所有”的尴尬局面，他认为采用羁縻州的方式进行管理最为得计，而为了让这些内附的羁縻州能够在边远之地安心归顺，就要好好经营这些地方，蓄积、屯垦、兵备等手段，一样不能少。上面所引乃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的最后一段，再次强调了河西一带“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对保持内地安宁的意义，他认为应利用河西，帮助河西走出经济困境并使之成为大唐肘腋之地，并提出了长久保有此地的“加兵”“营农”“防盗”“委积”等筹边观念。陈子昂并不主张打仗，但强调防患于未然。这些观念，后来成为唐王朝制定西域策略的重要依据，为唐王朝营造稳定的西域边域提供了理论支撑。

长安二年（702），为了更好地实施管理，又在天山以北的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设置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诸部，仍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王朝管理西域的两个最大的军政机构，他们的存在，使得唐王朝有效行使了政治军事权力。

唐太宗时期的怀柔思想，直至晚唐时杜牧的祖父杜佑，仍在《论边将请系党项及吐蕃疏》中坚持着，并将怀柔的思想加以充分发挥：

且党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使，或与西戎寇边。有为使然，固当惩革。《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子》曰：“有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远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彼怀（我德），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

陛下上圣君人，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伏望坚保永图，置兵衽席，天下幸甚……

杜佑认为，民族杂处之地，应该以“抚绥”之策处理问题，违反此原则之边将，当惩罚或革办之。他以《论语》（《传》当是误记）的经典言辞和《管子》的言论，主张修文德怀柔杂处之民，尽量不用猛将强行经营边域，但同时强调“来则惩御，去则谨备”的处理原则。唐王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大体以怀柔为主，虽然也有多次武力征服。

其一，武力征服。唐朝的西部边域功业之一，是武力征服西域周边邻国，促使西域走向和平。在整个唐代，贞观年间，是唐代向西域扩张最厉害的时期。唐太宗统治时期，抓住突厥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的大好机遇，在建立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消灭了东突厥、西突厥的势力，将高昌、龟兹等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其中最重要的胜利是贞观四年（630），李靖率军大破突厥，活捉颉利可汗，此后，西域诸国纷纷来朝，“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 ，成就了“天可汗”的伟业。但唐王朝的西部边域并不是永远的和平宁静，由于后来唐王朝把目光盯在东北边域，西部曾经放松经营，以致西部的吐蕃一直窥伺安西四镇，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因西突厥余部勾结高昌，阻绝唐朝与西域之交通，劫掠来往商旅，抢夺人口，焚烧田舍，朝廷派侯君集、薛万均等征讨高昌，高昌王文泰忧惧而死，其子智诚投降。此役后，唐王朝在高昌城（今吐鲁番东南）设置西州，同时在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设置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八年（644），因焉耆被西突厥大臣屈利啜拉拢，断绝向唐朝贡，唐太宗派郭孝恪以武力消灭焉耆，并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灭掉龟兹，于阗等国纷来朝贡。所谓“诛灭高昌，威加西域”“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褚遂良语），皆是武力征服之功。唐高宗咸亨年间（670—674），唐王朝一度失去了对安西四镇的管辖权。仪凤年间（675—679），唐王朝曾派崔知辩出征西域，将多次在青海大败唐军的吐蕃将领打败，收复了安西四镇。但因内部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战争，唐王朝又主动放弃了安西四镇。武后统治时期，陈子昂的《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警醒了唐王朝统治者，也再次开启了统治者的野心，武则天在将王朝内部事情处理妥当后，开始下令经营西域边陲。垂拱四年（688），王孝杰受命兵发西域，经过了四年的征战，重新收复安西四镇。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掌握西域诸国，武后命令在西域驻扎重兵。自此以后，唐王朝紧紧地将四镇握在自己手中，随后的几十年内，吐蕃数次试图进攻西域都以失败告终。唐玄宗统治时期，大将高仙芝在西域边陲屡立战功，扬威西域，唐朝的军事实力在西域达到极盛。“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实力大损，吐蕃又再次乘虚而入，攻陷敦煌等地，致使敦煌陷蕃七十余年，直至张议潮率归义军回归。总体来看，唐朝经营西域，武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二，妥抚来归。大唐王朝打败西突厥后，尤其是颉利可汗被李靖俘虏后，或因对大唐王朝势力的惧怕，或因对大唐王朝实力的向往，西域诸国纷纷来归，如贞观六年（632），铁勒部首领契苾何力率部归唐，被任命为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635），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社尔率众内属，唐太宗命之为左骑尉大将军，尚衡阳长公主；贞观二十二年（648），郭孝恪击败龟兹以后，于阗等国俱来朝贡。

来归者多受高规格待遇和奖赏，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唐太宗年间，由于国家刚刚平定，高规格的接待和奖赏来归者，让唐王朝负担颇重，于是有人提出质疑并提出解决办法：

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于碛口贮粮，来者赈济，使者招慰，相望于道。大亮上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臣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其益。况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今又供亿此役，民将不堪，不若且罢招慰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碛，其人或自立君长，求称臣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使时，发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远人来归只是表面热闹，并无实际利益，而又靡费太甚，建议实施羁縻管理方式，也就是笼络控制方式，这就是后来唐王朝对来归属国广泛施行的羁縻州制度。唐太宗听从建议，在西域归附地方实施州县制度的同时，在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实施羁縻州的管理方式，具体做法是，任用当地土著首领作为最高行政长官，但要承认是唐王朝国土，向唐王朝纳贡称臣，保障唐王朝军队的供给。这种方式，不仅不需要唐王朝靡费物资，而且保障了军队的供给，同时也让归附之地获得了军事上的保护，获得了西部边陲的广泛认同。

唐朝对西域的管理总体上还是非常不错的，有些边吏很得人心，如唐太宗时期的谢叔方，《旧唐书》记载：“谢叔方，雍州万年人也。初从巢剌王元吉征讨，数有战功，元吉奏授屈咥直府左军骑……历迁西、伊二州刺史，善绥边镇，胡戎爱而敬之，如事严父。” 可见谢叔方在处理边域事务时的能力。当然也不是都很顺利，中间也出现过一些管理不当处，但大都能及时妥善处理，如在与党项发生问题的时候，统治者及时安抚，《赐党项敕书》曰：“敕：自尔祖归款国家，依附边塞，为我赤子，编于黔黎，牛马蕃孳，种落殷盛，不侵不叛，颇效信诚。比闻边将不守朝章，失于绥辑，因缘征敛，害及无辜。念尔远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爱子，实总元戎，所冀群帅听命而不敢自专，诸部怀冤而有所披诉，奉我宪令，以保和宁。”

由于政策相对得当，唐朝历史上，不仅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也都曾被尊为“天可汗”，这是唐王朝西部边陲管理成功的明证。

其三，边域和亲。为了能够保障边域的和平，唐朝统治者虽以武力征服西域，但不以武力统治之，甚至多次通过远嫁皇室公主与边域和亲，以保证国家和边域的安宁及和平，如贞观九年（635），突厥阿史那社尔率众内属时，唐太宗将衡阳公主下嫁，并封阿史那社尔为左骑尉大将军；贞观三年（629），东突厥被唐军击败，执失思力降唐，被封为左领军将军，屡立战功，后随李靖出征吐谷浑，贞观十年（636）九江公主下嫁；贞观十三年（639），弘化公主（即后来吐谷浑归唐后改封的西平公主）下嫁吐谷浑王诺曷钵；贞观十四年（640），战败的松赞干布与唐朝讲和，并请求和亲，唐太宗遂封宗室女李氏为文成公主，十五年春远嫁吐蕃；永徽三年（652），弘化公主和诺曷钵请求和亲，唐高宗李治封会稽王李道恩第三女李季英为金城县主，下嫁吐谷浑王子苏度抹末；久视元年（700）和长安二年（702），唐朝两次击败吐蕃，到神龙三年（707），吐蕃掌权太后漠碌氏派人进贡，请求和亲，唐中宗将养女李奴奴封为金城公主，远嫁吐蕃赤德祖赞，巩固文成公主的联姻成果；开元五年（717），唐玄宗将契丹人李失活封为都督、松漠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并将东平王李续之重外孙女杨氏封为永乐公主下嫁，李失活死后，永乐公主又嫁其弟李娑固；开元十年（722），契丹首领李郁于前来长安求亲，唐玄宗将堂姑母所生之表妹慕容氏封为燕郡公主下嫁李郁于，李郁于死后又嫁其弟李吐于；开元十四年（726），唐玄宗立契丹李邵固为广化郡王，将自己外甥女陈氏封为东华公主下嫁；天宝三载（744），唐玄宗外孙女宜芬（芳）公主下嫁奚族首领李延宠；天宝四载（745），大将王忠嗣与突厥在萨河内山大战，败之，随后为笼络突厥，唐玄宗将外孙女独孤氏封为静乐公主，下嫁契丹首领李怀节；乾元元年（758），回纥可汗葛勒遣使求亲，因其助大唐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唐肃宗第二女宁国公主远嫁英武威远可汗，宁国公主一生不幸，却深识大义，明知嫁给老可汗不会幸福，但考虑到国家多事，还是勇敢地走向辽远；同一年，唐肃宗侄女小宁国公主嫁英武威远可汗，英武威远可汗死后又嫁英乂可汗；贞元四年（788），回纥又一次帮助唐朝平乱，乱平后，回纥武义成功可汗遣使求亲，唐德宗将第八女咸安公主远嫁；长庆元年（821），回纥派使者求亲，唐穆宗将第四妹封为太和公主远嫁回纥崇德可汗。

公主远嫁，大多是在唐王朝赢得战争胜利时为安抚远边而采取的和亲行动。不管公主愿意不愿意，也不管统治者从内心愿意不愿意执行这样的政策，因为涉及和边域民族的关系，就必须讲究信义、坚决执行，故而出现反复时，会有人及时劝止，如《谏与薛延陀绝婚疏》：

臣闻信为国本，百姓所归。是以文王许枯骨而不违，仲尼宁去食而存信。延陀曩岁，乃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荡平沙塞，狼山瀚海，万里萧条。陛下兵加诸外，而恩起于内，以为余寇奔波，须立酋长，玺书鼓纛，立为可汗。其怀恩光，仰天无极，而余方戎狄，莫不闻知，以共沐和风，同餐恩信。顷者频年遣使，请婚大国，陛下复降鸿私，许其姻媾。于是报吐蕃，告思摩，示中国，五尺童子，人皆知之……今者临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边境不得无风尘，西州朔方，能无劳扰？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无信而怀惭，不可以训戎兵，不可以励军事。伏惟陛下以圣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临天下，十有七载，以仁恩而结庶类，以信义而抚戎夷，莫不欣然，负之无力，其见在之人，皆思报厚德，其所生允（儿）嗣，亦望报陛下子孙。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圣人乎！

这是贞观十七年（643）褚遂良面对唐太宗时的一则谏书，褚遂良从中华民族讲究信义说起，又讲到唐太宗曾经的许诺，又讲到唐太宗的统治政策，又讲到和亲所建立的长久的关系，终于让太宗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这些和亲的公主和县主们，身负大唐王朝的使命远嫁，但她们内心又对大唐王朝无限留恋，如宜芬公主远嫁时于驿路上所写的《虚池驿题屏风》：

出嫁辞乡国，由来此别难。

圣恩愁远道，行路泣相看。

沙塞容颜尽，边隅粉黛残。

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

这首诗写得感情真挚，意绪深长。首联即点出出嫁离开乡国之难，颔联写连圣恩都为宜芬公主路途遥远感到难过，颈联写出嫁主人公路途受风沙摧残容颜受损的形象，最后结于对京都长安的日夜思念中。诗歌抒发了远嫁路途上步步艰难的真切感受，声声如泣，句句伤心，将一位远嫁公主内心深处的满腹无奈和乡国之愁渲染得淋漓尽致。

宜芬公主所写是自己出嫁路途的切身感受，这种远路悠悠、乡愁绵长的人生感受，即使不是出嫁者自身，也能够感同身受。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时，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送别活动，很多朝臣参与了这次活动，如崔湜、李峤、阎朝隐、李适、刘宪、苏颋、徐彦伯、张说、徐坚、薛稷等，都写下了应制诗。应制诗因是奉命而作，只能想象关河路远、马嘶人悲。如刘宪《奉和送金城公主入西蕃应制》：

外馆逾河右，行营指路岐。

和亲悲远嫁，忍爱泣将离。

旌旆羌风引，轩车汉月随。

那堪马上曲，时向管中吹。

在这首应制诗中，刘宪想象河右也就是黄河以西的驿馆、歧路以及公主忍痛割爱、远离故乡的伤感，诗中想象羌风（即指强劲之风）吹打下出嫁人风餐露宿的生活，以及他们路途中悠悠的马上曲里传递出的浓郁的思亲念乡之情。

但是，和亲是国家使命，是让边域和宁的一种手段，“汉帝抚戎臣，丝言命锦轮。还将弄机女，远嫁织皮人”（李峤诗）、“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李适诗）、“帝女出天津，和戎转罽轮”（苏颋诗）、“星汉下天孙，车服降殊蕃”（徐坚诗），天家贵胄之女，虽然娇贵，身体却不属于自己，他们身上肩负着国家的重任，故凡出嫁之公主，都不能因自己不愿远嫁而拒绝远行，明知道“卤簿山河暗，琵琶道路长”（阎朝隐诗）、“关塞移朱帐，风尘暗锦轩”（徐坚诗），也要完成“绛河从远聘，青海赴和亲”（李适诗）、“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苏颋诗）的重任。

和亲，究竟是不是一种不错的促进边域安宁的政策，从历史上来看，总体应该给予肯定，但也有不少人提出怀疑，如李山甫《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

一拓纤痕更不收，

翠微苍藓几经秋。

谁陈帝子和番策，

我是男儿为国羞。

寒雨洗来香已尽，

澹烟笼着恨长留。

可怜汾水知人意，

旁与吞声未忍休。

李山甫在诗中厉声指斥：不知是什么人向帝王提出了“和亲”这样的主张，他认为这样的政策，是让一介弱女子在异族忍气吞声，他说：我是七尺男子，我为国家这样的政策感到羞耻！虽然李山甫的指斥是对和亲政策的不满，但它证明了和亲在唐王朝的边域政策里是一种常见的存在。

三、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

自汉朝开拓西域之路后，河西走廊及以西，就成为中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唐代，当统治政权稍稍稳定之后，唐太宗就为开拓西域诏令讨伐高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业贸易：“又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琛尽遭其寇攘，道路由其壅塞。” 可见唐统治者对河西走廊以西贸易的关注。

大唐贞观四年（630），高昌王文泰与唐朝修好，得到高规格接待和优厚馈赠，西域诸国闻讯，纷纷表示友善态度，欲遣使朝贡，一时之间，颇有万国来朝的态势。唐太宗准备接受这些来朝者的请求，但因为遣使入贡往来需费极大，魏征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建议改入贡为开商：

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来，［所过］劳费已甚，今借使十国入贡，其徒旅不减千人。边民荒耗，将不胜其弊。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倘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

魏征的这一建议，既不拒绝愿来朝贡之美意，又避免了接待众多来朝贡者的巨大消耗，变互相靡费为互相获利，为开拓唐王朝与西域的贸易往来、为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为把这条贸易之路管理好、利用好，唐代统治者开了很多方便之门，如唐宣宗时期的《收复河湟制》对河西走廊贸易利润的放宽：“秦州至陇州以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委李玭与刘皋即便度计闻奏。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 《平党项德音》：“边上不许以兵器于部落博易，从前累有制敕约勒，非不丁宁。近年因循，却不遵守。自今已后，委所在关津镇铺切加捉搦，不得辄有透漏。其有犯者，推勘得实，所在便处极法。其所经过州县关津镇铺，节级痛加惩责，义无容贷，其间或情涉隐欺，准所犯人处分……通商之法，自古明规，但使处处流行，自然不烦馈运，委边镇宜切招引商旅，尽使如归，除禁断兵器外，任以他物于部落往来博易。” 唐僖宗时期《车驾还京师德音》：“其南山及平夏党项，尽是百姓，须令保安。长吏若能抚绥，蕃人自然宁息，切不得妄有侵扰，致其怨嗟，常须使商旅往来部落，不得阻塞。” 这些政策在西域的实施，对扩大边域贸易、拓展民族交流渠道、形成彼此间良好的互通互利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丝绸之路，这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中叫起来赫赫有名的贸易之路，在唐朝统治者的经营中，愈加繁盛起来，它是从中国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和中国西北部边域，走向欧亚西部的商路。这条商路的出发点都是长安或更东的洛阳，国内有南北中三条道路到达凉州（武威）或张掖，再经过酒泉到达敦煌。这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所有人都汇聚到这一条道路上，再从敦煌西出阳关、玉门关，分三条道：一条是南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经楼兰、和田、莎车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西逾葱岭到达大月氏、安息。一条是中道（汉代早期通西域之北道），从敦煌出发，沿北山、波河西行，经龟兹或交河故城，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至疏勒（今喀什），再到达更遥远的西域。这条道还有一条岔道，就是从敦煌西南行穿过沙漠，到达南道的和田，汇合南道到疏勒。还有一条更北的道路，即汉代开的新北道，在隋唐时成为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即从敦煌西北行，经伊吾（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轮台（唐时龟兹都督府所在地）、毗陵都督府（今伊犁）到达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再至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南部）。

这条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也是一条友谊之路，它把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为民族的融合建立了广泛的平台。比如丝路上的重要城市西州（今吐鲁番），就是唐代一个重要纺织品集散地，据孔祥星《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纺织品贸易中心西州——吐鲁番文书研究》考证，吐鲁番唐墓出土了很多“反映当地物品价格的文书，其上记载了很多行名、各行物品的种类及价格。文书中有‘市司牒上郡仓曹司’款目，正面和背面骑缝处钤有交河郡都督府之印，时间属于唐玄宗天宝年间” 。文章中涉及不少从中原运来的物品的名目、价格等，可见那时中原与西州贸易的频繁，而军政管理机构是牵涉当地的商业贸易活动的。又比如龟兹，虽然在大唐管理安西四镇的过程中出现过反复，但总体还是以和平为主。在武周天授三年（692）将安西四镇重新掌控并将安西都护府移到龟兹后，它迎来了百十年的繁荣期。在这百十来年，龟兹在安西都护府的管理下，除实施屯田以外，还有各项有益于龟兹发展的措施，如在龟兹有专供汉商住宿的住所——行客营，人员来往如今之入住旅店，个个登记在册，秩序井然，《库车汉文文书》第D.A.58号《行客营名籍》和第D.A.115号《行客营不到人名籍》 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在各种有利政策下，龟兹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汉商、胡商纷纷迁入，人口急速增长，到天宝年间，龟兹的人口竟然发展到比伊州、西州、庭州三州的总和还多，其繁荣可知。

为了维护这条商贸之路的畅通，大唐王朝用尽了各种手段，建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任命各级官员，派军队驻守，所以，行走在这条驿路兼商路上的绝不仅仅是商人，还有来往官员、各种使节、入幕文人等。这条驿路的热闹，岑参曾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描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 前者写传驿者行进于驿路，后者写被封侯的官员疾驰在去西州（吐鲁番）的路上。岑参的另一首《送李别将摄伊吾令充使赴武威，便寄崔员外》描写道：“词赋满书囊，胡为在战场。行间脱宝剑，邑里挂铜章。马疾飞千里，凫飞向五凉。遥知竹林下，星使对星郎。” 这是写一位李姓将军到伊吾州任职，马飞千里，奔向任职之所的情况。陈羽《冬晚送友人使西蕃》：“驿使向天西，巡羌复入氐。玉关晴有雪，砂碛雨无泥。” 是写友人乘驿出使的情况。一波又一波的驿路奔驰，匆匆忙忙的沙碛行走，很多都是驿使和官员，而在这些人员中，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诗人，如骆宾王、陈子昂、高适、岑参、张籍等，在他们的笔下，除了星路奔驰、沙碛冒雪的行走情况，还有就是丝路贸易的反映，如张籍《凉州词》三首之一：

边城暮雨雁飞低，

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

应驮白练到安西。

在暮雨低飞、芦笋初生的春天，大唐的丝品驼队一队队地走过沙漠，铃声遥响，将文明和富裕的象征，带到遥远的安西。诗中“应驮白练到安西”的情况，是唐代行走西域的诗人们看到的迥异于中原的沙驼商队的情况，类似的景象成为来到西域的诗人们有兴趣反映的景象。

四、文化政策与汉人胡化、胡人汉化

由唐初贞观盛世的开创者李世民所制定的华夷如一的政策引导，唐朝统治者摒弃了以往历史上贵华夏贱夷狄的做法，对各种文化都“爱之如一”，容许各种文化自由发生和成长，以致形成了西域多种文化汇聚的特点，使得这一地区既有汉文化的广泛流传，也有各种文化的自由生长，双方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使得汉人胡化与胡人汉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关于汉人胡化问题，一是因为唐代最高统治者本身拥有胡人血统，并不排斥胡化；二是唐朝统治者实施了更加开明的统治政策，视华夷如一，以致胡风日长。来至西域之人，生活在当地，自然受当地风俗影响，有胡化的迹象，即使内地之人，因中原胡人渐多，也出现了胡化倾向，向达说：“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竟事纷泊；其及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达官贵戚已也。”

胡人汉化，则是大唐王朝先进的统治方法和文化影响力所致。西域归属大唐管理后，普遍实施了唐朝的州县制度，并以州县为单位，开设学校，选择学生教育之。如属于上郡的西州学生定员60人，属于中郡的庭州学生定员50人，属于下郡的伊州定员40人。其下属各有县学、乡学，人数不能确知。学生的学习内容大多依据唐代的教育要求，以儒学教育、童蒙启蒙为主。儒学教育使用《毛诗》《论语》《孝经》《太公家教》等儒家经典为教材，使汉文化在西域广为接受。除史料记载外，还有很多考古实物证据，如从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了《论语郑氏注》残卷的存留，吐鲁番交河故城《孝经》残卷的存留，抄写于唐景龙四年（710）的《论语郑氏注》的存留等。从这些资料可以判定，儒家文化确实在西域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影响了那里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西域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更有力的证据是在新疆若羌县唐代民居发现的元和年间的《坎曼尔诗签》：“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落款时间是元和十年（815），可见在元和年间，唐代中原的诗歌也是在西域广泛传播的。《坎曼尔诗签》还透露，西域的很多地方很多人向来重视向中原的学习，很多人都能够十数年坚持不堕，由此可见胡人汉化的积极性、主动性、长期性。在汉文化影响下的西域文化，注入了很多汉文化的因素，胡人汉化也成为一种常态。

在汉人胡化和胡人汉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在唐代的金城（今兰州）以西，各色人等杂相居住，各种文化同时并存，使得这一地区文化丰富多彩，成为诗人笔下奇异的风景。作为唐王朝时期的西部边域，安西都护府的各民族人民和谐相处，形成了多宗教、多语言、艺术样式纷繁灿烂的文明。

综观整个唐王朝对西域的管理，其所涵盖的范围在整个唐朝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唐朝早期，敦煌以西即可称西域。唐太宗置西州（今吐鲁番一带）以后，指西州以西的地方；唐朝设置安西四镇（安西、于阗、焉耆、疏勒），这里便是大唐王朝的领地，而西域则指自此以西的地方。之后，西突厥和东突厥先后占领四镇中的一些地方，致唐王朝被迫放弃安西四镇。直到长寿二年（693）王孝杰收复四镇，安西都护府再移龟兹，西域才又指四镇以西之地。也就是说，唐王朝的西北边域，曾经指敦煌及其以西一带，建立安西都护府以后，唐朝的边域则在安西四镇及其所管辖之地。而大唐王朝的西域边域管理，其实从凉州就已经开始。这里是大唐王朝的领地，是大唐通往西域的门户。我们所要关注的正是驿路诗歌对这些地方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