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学及中国诗学

一、诗学概念简析

一般而言，“诗学”是一个舶来词。“诗学”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以“诗学”命名的著作，在整个西方文艺思想界具有“法典”的权威。《诗学》是西方第一部从理论内容到理论形态都比较完整的文学研究与美学理论著作，深刻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全书现存二十六章，共分为五个部分，讨论了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以及悲剧和史诗等问题。《诗学》开篇即讲：“关于诗艺本身和诗的类型，每种类型的潜力，应如何组织情节才能写出优秀的诗作，诗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和性质，这些，以及属于同一范畴的其他问题，都是我们要在此探讨的。” 但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又不是只讲诗歌、戏剧写作的技巧，而是涉及更深广的方面，寻求一种普遍性的知识。因此，古希腊诗学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强烈的理论性。《诗学》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诗，甚至超出诗的范围，涉及悲剧、喜剧以及即兴的故事演唱等体裁。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并非就作品谈作品，也并非谈论单独的作品，而是提出和分析了许多理论问题，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艺术的主旨是经验事实背后的“原因”。因而，《诗学》是诗歌之本质与功能的理论性论述，是亚里士多德广泛的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诗学》以其严谨的逻辑推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论成为“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其实并不是西方诗学第一人，“诗学”也不一定由他命名。他的这本书的书名原来叫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以此区别于其他人的诗学著作，在他之前、之后，古希腊有不少学者对诗学都有所论述。从发生论的角度来讲，在明确的、系统的诗学产生之前，必然存在一段潜在诗学的漫长历史。人们关于“诗”的意识、观念必然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积累并清晰起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诗”以及对“诗”的看法，也就有了最早的、广义的“诗学”。在弗莱看来，“一种批评的理论，其原则适用于整个文学，并在批评过程中足以有效地说明其各种类型的” ，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指的“诗学”。

“诗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其原意为“制作的技艺”。在古希腊人看来，诗人作诗，与鞋匠做鞋一样，靠自己的技艺制作产品，“诗学”就是“作诗的技艺”。后来，随着“诗学”内涵的不断演变，“诗学”一词慢慢指代一般的文学理论。在18世纪“文学”概念出现之前，“诗学”作为语言艺术一直与各种戏剧题材、英雄史诗及抒情诗混为一谈，如古罗马作家贺拉斯论述文学艺术的著作《诗艺》，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经典文艺理论著作《诗的艺术》。

西方文艺发展史上三次著名的“为诗辩护”，就不单单是为诗歌辩护，而是为整个广义的文学辩护。“传统的希腊哲学认为，诗和哲学有着不同的工作范畴和对象。诗描绘一个变化中的、五光十色的、哲学的思辨终将予以扬弃的世界，而哲学揭示的则是一个静止的、永恒不变的、传统诗人笔下的境界无法与之媲美的世界。诗和哲学有着不同的企望和归向。”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研究的是本体世界，而诗专注于现象世界。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和诗人好像是水火不容的，因为诗背弃了我们相信是真理的东西，诗人“完全没有把握真相”。 由于诗不能揭示真理，故柏拉图将哲学与诗对立起来。面对柏拉图指责诗不表达真理、诗人逢迎人性中卑劣的部分从而决定将诗人赶出理想国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坚决不认同，且挺身而起，为诗一辩。“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 很显然，亚里士多德笔下的“诗”，就是广义的“文学”。

第二次“为诗辩护”——在神学面前的辩护，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文艺复兴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表现，主要是恢复古希腊时期开始的自然科学。当时，教会的力量还很大，神学仍然压制着文学艺术，针对教会对文艺的摧残，但丁最早起来为诗辩护。但丁提出文学的“寓言”说，从“宗教的观点为诗辩护”。其后，薄伽丘、彼得拉克等人在重复但丁“寓言”说的同时提出文学的虚构不是说谎，“要把实在的真理埋藏在虚构这幅障面纱后面”，“诗和神学可以说是一回事”，“神学实在就是诗，关于上帝的诗”。 但丁等人在宗教神权面前，只能如此辩护。二百多年后英国文学家菲利普·锡德尼针对清教徒牧师高森对诗和诗人欺骗公众、败坏道德的污蔑和抨击，写下《为诗辩护》一文。他认为诗人是学术之父，诗歌是其他一切学术文化活动的起因；诗歌融合了哲学的观念和历史的事例并与艺术相结合，完成教育的目的；诗歌是一种能言的图画，能更有效地达到怡情悦性的目的；诗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陈述，使启示和真理更普及和更容易接近。锡德尼在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文论传统中引入柏拉图诗歌“迷狂”说的因素，对引导诗歌创作的真诚、自然、内容充实都是非常有利的。这些看法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第三次“为诗辩护”——在科学面前的辩护。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整个西方出现了科学革命的高潮，人们普遍采用科学主义和实验科学的标准看待世界。在科学主义看来，文学不过是一种谎言、梦呓，无法通过科学来加以验证。“科学已经扩大了人们统辖外在世界的王国的范围，但是，由于缺少诗的才能，这些科学的研究反而按比例地限制了内在世界的领域；而且人既已使用自然力做奴隶，但是人自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 诗人对自身所处的困境并非无能为力，拯救之道仍然在于诗人自己。雪莱将诗人视作先知和预言者，并且赋予了诗人全新的时代内容。诗人的预言能力不是指诗人能预言具体的未来之事，而是“他不仅明察客观的现在，发现现在的事物所应当依从的规律，他还能从现在看到未来，他的思想就是结成最近时代的花和果的萌芽” 。此外，黑格尔的美学观念影响甚大，值得重视。在《美学》中，黑格尔依据“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思想原则，将“诗”分为史诗、抒情诗和剧诗。“诗比任何其他艺术的创作方式都要更涉及艺术的普遍原则”，这就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与“诗学”联系在一起，进一步促进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念成为西方文学世界的主流判断。古希腊的文化遗产在20世纪再次得到继承。

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继承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诗学传统。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为“诗学”做出如下定义：“诗学的任务（换言之即语文学或文学理论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有艺术价值的文学是诗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就是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和解释。……研究非艺术作品的结构的学科称之为修辞学；研究艺术作品结构的学科称之为诗学。” 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认为“诗学是把诗当作艺术来进行研究的学科”。他认为诗学的任务不仅在于对诗歌手法进行描述并将之系统化，更要在一组具有最本质类型学特征的诗歌作品中指出这些手法的最重要的风格功能，“不仅要对诗歌程序进行描述和使之系统化（‘形态学’），而且要指出这些程序在诗歌作品各本质的类别代表中最主要的风格功能”。维克托·日尔蒙斯基将诗学分为理论诗学和历史诗学。“普通诗学或称理论诗学的任务，是对诗歌的程序进行系统的研究，对它们进行比较性的描写和分类；理论诗学应当依赖具体的史料，建立科学的概念体系，这个体系是诗歌艺术史家在解决他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时所必需的”“历史诗学主要就是研究这种个人或历史风格的更替；这些风格在零散的文学史研究中组成统一的要素”。 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同样回应了古希腊的“诗学”遗产。在《文学理论》中，他们指出：“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古典的类型理论是我们的范本。根据他们的理论，我们知道悲剧和史诗是各有特征的两个主要的文学种类。但是，亚里士多德至少还知道有另外更多的基本区分，即戏剧、史诗和抒情诗。大部分现代文学理论倾向于废弃‘诗与散文两大类’这种区分方法，而把想象性文学区分为小说（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史诗）、戏剧（不管是用散文还是用韵文写的）和诗（主要指那些相当于古代的‘抒情诗’的作品）三类。” 韦勒克的文学观念是典型的现代文学观念，在外延上与黑格尔的关于诗的论述大体一致，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念在外延上也差不多。

可见，在西方现代话语体系中，“诗学”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文学理论。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概念在两千余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变为现代的“文学理论”，它的理性精神、外延分类以及研究艺术性的语言等在历史的长河中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在古印度梵语文学领域，“诗”往往代表着“文学”。金克木曾指出：“印度古典文学中所谓诗，常是广义的，指文学，但比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文学的意义为狭。它指的是古典文学作家的作品，以我们现在称为史诗的《罗摩衍那》为最初的典范。” 尹锡南在《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中也曾指出：“在印度古代，诗是文学的通称，诗就等于文学，这和古希腊的情况基本相似。”

“‘诗学’并非仅仅指有关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的包括诗、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的学问或理论的通称。诗学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或简称文论。” 黄药眠等人论述了以“诗学”指称“文艺学”的原因和依据，在他们看来，现代学者使用“诗学”概念表明了一种“返回到原初状态”的根本性的意图。返回诗学就是返回原初状态，返回本体。但是，严格地说，西方的“诗学”与“文学理论”还是有差异的。“诗学”是一个古代概念，是一个属概念；“文学理论”是一个现代概念，是一个种概念。由于西方文学艺术长久以来的“诗学传统”以及对亚里士多德的尊重，把“文学理论”纳入“诗学”范畴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由此可见，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传统是西方特有的话语，拥有特定的指涉内容和对象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是没有系统的诗学的。

二、中国诗学概念演变

“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所谈的不限于诗。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朱光潜先生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中国的诗文评传统只能算作诗话或诗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鼓励精细的说理与严密的论证，追求的是点到即止、得意忘言。中国诗学最高的追求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表现形式上往往呈现为有鉴赏而无认识、有妙悟而无分析、有评点而无研究、有情感而无逻辑、有文学而无文法。

中国虽然没有西方式的诗学，但中国古代却早有“诗学”之说。在古代，“诗学”最初指《诗经》之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经学之‘诗学’，就整体来讲，以《诗经》为研究对象的诗学，是经学的一个分支，与易学、礼学、尚书学、春秋学等并列。这门学问建立于汉代，其渊源则应该追溯到先秦孔门诗学，开始主要还是属于文学研究范畴的学问，经过汉以来历代《诗经》学者的发展，成了一门以《诗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专书之学，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内容，属于今天所讲的诗学的范畴”“在中国古代，不仅从无用诗来概括整个文学的传统；相反的诗还常常被别的文体和文艺的概念所整合，最早诗被包括在‘乐’里面，后来又常被包括在‘文’里面”。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不仅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也有着同样悠久的诗歌研究传统，诗学一直是古典文学中数量最庞大、内容最丰富的部门。孔子教育学生，《诗经》是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不学诗，无以言”是夫子对弟子的最重要的诗学启蒙。因此，中国古代诗学，是从学“诗”开始的。魏晋之前，“诗”特指《诗经》，“诗”有时候也被称作“诗三百”或“三百篇”，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学诗’到‘诗学’，经过了长久的积累；在中国，潜在的诗学比体系严密、观念明确的诗学，历史要漫长得多。”

20世纪80年代，构建体系的冲动激荡着中国学人的神经。面对中国诗学，陈良运以志、情、形、境和神五个范畴描绘了中国古代表现性诗学的概况：“发端于言‘志’，重在表现内心；演进于‘情’与‘形’，注意了‘感性显现’，但虽有‘模仿’‘再现’而没有改变‘表现’的发展方向；‘境界’说出，‘神似’说加入，‘表现’向高层次、高水平发展。构成这一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按它们出现的次序，后一个与前一个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融合而不是排斥、否定前一个。”

与西方诗学相比，中国诗学在形式上往往呈现为诗论、画论、书论、乐论、序、跋、书信等，体裁上大多为随笔体或语录体，因而给人一种“凌乱琐碎，不成系统”的印象。作为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的条目编排顺序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随意，事实上经常起到强化主题的作用，就在这二十八条“只言片语”中，西方汉学家宇文所安将原来的顺序做了调整之后发现“在欧阳修所感兴趣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声名的脆弱，理解的失败，文学作品的散失以及作家被彻底遗忘”，因此，“为了抗拒无所不在的遗忘，他为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任务：回忆、记录、纠正错误的评价、保存碎片”。 可见，在表面宣称“资闲谈”的消遣之作中，竟然潜藏着严肃的主题；在追求闲适之风，似乎随意记录的、零散的对诗歌和文学的见解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以贯之的主题。

在宇文所安看来，中国诗学大体可以区分出“三种不无交叉的论说方式”：第一种以《诗大序》为代表，其特征是“若干因素围绕某一中心的汇集”。这种论说方式如同注疏传统一般，“首先摆出最古老和最权威的陈述，然后再附加补充和引申性陈述，它们依重要性和一般性程度以及历史顺序等大致等级，依次出场”。因为“仅仅在主题上彼此相关的若干段落的一种集合，所以，这些文本就经常真的是支离破碎的”。第二种论说结构是修辞分析，以《文赋》和《文心雕龙》的部分篇章为代表。在这种分析中，“一个主题被剖分为若干亚主题，然后再继续划分，分到不能再分，让被讨论的事物得到最详尽的阐述”。第三种的代表是叶燮的《原诗》。“叶燮追求流畅的线性论说结构”，是“中国古代晚期走向精熟的一个代表作”。但是，宇文所安认为，因为使用了大量从句，叶燮的文风已经算不上好文风了。 在宇文所安提到的这三种中国诗学的表现形式之外，古代史书“文苑传”中有不少诗学见解，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宋书·谢灵运传》，均是影响深远的传统诗学文献。

《汉书》“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或许是“诗”“学”最早连在一起使用的记录。这里提到的“诗”已经突破《诗经》的范围。魏晋之后，经学衰微，作为经学之一的《诗经》学也受到冲击，狭义的诗学开始兴盛。清人惠栋在《九曜斋笔记》中提到：“汉末建安七子及魏以后黄初、正始之间，五言始兴。六朝尤盛，唐以后则有专攻诗者。诗学盛而经学衰，则始于魏以后也。” 唐代元和三年，公元9世纪初年，李行脩给唐宪宗上《请置诗学博士书》，建议朝廷设立诗学博士，重新推行古代的诗教。在这份长篇奏议中，作者十分郑重地建议朝廷设立诗学博士，专门研究古代诗歌的学问。诗的内容也不仅限于《诗经》的范围，诗人的范围也扩大到屈原等人。李行脩认为汉武帝立《诗经》于学官，但汉代以来的经师在解释《诗经》时只重视其社会教化功能，所谓汉儒解诗，“美”“刺”二端 ，只重视文字的训释，不注意诗歌艺术性的剖析和诗歌意味的领会。

诗学是一门传统的学问，它可以概括为诗人从事诗歌创作活动所凭借的各种内外素养，即知识、思想、技能的体系。按照钱志熙的理解，传统诗学涵括了创作与理论批评两方面，而以创作一面为根本。宋人冯山 《与蒲宗孟傅正察推》诗中写道：“诸君好诗学，论议每相轧。”这里的“诗学”，正是创作之事，“其中所论的是庆历以后诗学中的豪壮奇险与平淡两派的风格问题” 。晚唐诗人郑谷在《中年》一诗中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之句，这是把诗学理解为作诗的学问与技巧。裴庭裕《东观奏记》载：“商隐字义山，诗学宏博，笺表尤著于人间。”钱志熙认为，晚唐五代之际，“诗学”已成为专有词，用以概括诗歌创作行为或创作才能与技巧的学问。此后的诗学专指诗词的创作技巧和批评方法，诗学的形态也逐渐转向诗话。宋人许顗《许彦周诗话》曰：“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 学诗、诗学、诗为专门之学这样的意识，在宋代无疑被强化了。宋代以后，不少研究《诗经》的论著也直接以“诗学”命名，如北宋蔡卞《诗学名物解》（又名《毛诗名物解》）、清初经学名家陆奎勋评点式的诗经学著作《陆堂诗学》、钱澄之重视《诗经》历史鉴戒功能的《田间诗学》等，研究对象明确而具体，往往注重具体作品的讨论。

同时，以诗歌理论批评为主的诗学类著述也不绝如缕。元代刘祁《归潜志》介绍当时文士王郁的观点：“其论诗，以为世人皆知作诗，而未尝知有学诗者，故其诗皆不足观。诗学当自三百篇始，其次《离骚》、汉魏六朝、唐人，近皆置之不论，盖以尖慢浮杂，无复古体。故先王之诗，必求尽古人之所长，削去后人之所短，其论诗之详皆成书。”王郁认为世人只知道作诗，忽视了学诗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创作的诗歌没有价值，不值得重视。研究诗学就要从学诗开始，学诗应当学习从《诗经》到唐代的经典作品，正所谓“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因此，从诗学的传统内涵来看，诗歌史与诗学史是可以重叠的。清代鲁九皋《诗学源流考》概述了战国至明代晚期诗歌的历史发展情况，同时涉及诗体正变问题。

诗学作为专门术语并被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元明时期出现了不少以“诗学”命名的著作。如元代范椁《诗学禁脔》，明代《诗学权舆》《诗学集脔》《诗学题咏》《增广事联诗学大成》《诗学阶梯》《诗学统宗》《诗学体要类编》等等。“‘诗学’一词，初见于晚唐五代，而至元代方始流行，明清两代盛行不衰，成为概括诗歌创作实践体系与理论批评的一个总称，也就是对实践诗学与理论诗学的一个整体的概括。” 可以看出，传统的“诗学”概念既可以指对诗歌创作实践、诗歌发展的研究，也可以指对诗歌理论的批评的研究，兼具实践性、理论性的双重品格。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诗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诗歌的形式与创作技巧、诗歌的流变以及诗歌理论的整理等。

“西学东渐”之后，西方的“诗学”概念及其思维特征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一批以“诗学”命名的著作开始出现，主要介绍传统诗学。如中华书局1918年出版谢无量的《诗学指南》主要介绍了诗之渊源、诗体、诗法论等，大东书局1925年出版徐敬修的《诗学常识》，东南大学1927年出版陈去病的《诗学纲要》等。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1928年），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涉及的面颇广。田明凡《中国诗学研究》（1934年），内容范围也包括演变、派别即诗史的问题。与杨书同年出版的江恒源所撰同名著作以及稍后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1930年），则局限于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新时期以来，从整体上讨论文学的普遍原理问题并与西方诗学逐渐接轨，产生了一批重要著作，如刘若愚《中国诗学》（1990年）、叶维廉《中国诗学》（1992年）、陈良运《中国诗学提心论》（1992年）、王先霈《中国诗学通论》（1994年）、袁行霈《中国诗学通论》（1994年）等著作，开始拥有了西方理论的外衣。

中国古代“诗学”既不同于古希腊“诗学”传统，也有异于现代“文学理论”。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诗学就坚称中国古代没有诗学，不同的文化观念孕育不同的“诗学”思想，“既然寻求定义始终是西方文学思想的一个最深层、最持久的工程，那么，这种追寻在中国文学思想中的缺席（以及在中国思想史其他领域中的缺席）就显得颇为惊人”“每一种文明都试图在其文学思想传统内部，阐明文学关注与其他关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试图对文学在该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一说明，并以若干同时活跃在学术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的术语，对文学和文学作品作一描述”。宇文所安认为，西方诗学主要是引导人去认识一个先在的概念或理念，比如善；中国诗学则引导人如何在具体的个案中识别善，而不是认识“善”这个概念。其间的差异正像《诗大序》试图告诉我们“诗应该是什么”，而不是亚里士多德《诗学》定义的“诗是什么”。“中国文学思想正是围绕着这个‘知’（knowledge）的问题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关于‘知人’或‘知世’的‘知’（knowing）。这个‘知’的问题取决于多种层面的隐藏，它引发了一种特殊的解释学——意在揭示人的言行的种种复杂前提的解释学。中国的文学思想就建基于这种解释学，正如西方文学思想建基于‘poetics’（‘诗学’，就诗的制作来讨论‘诗’是什么）。中国传统诗学产生于中国人对这种解释学的关注，而西方文学解释学则产生于它的‘诗学’。在这两种不同的传统中，都是最初的关注点决定了后来的变化。” 宇文所安对中西两种诗学的判断，既没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也没有以中国材料印证西方观点，的确是中西诗学双向阐发、互见、互识、互相照亮的极好范例，诚为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