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诗话
——传统诗学批评模式

诗话，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历经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可谓绵延不绝。但随着国人现代批评意识的觉醒，在西方思维理论及其批评模式的冲击下，有着千百年历史的诗话遂成绝响。诗话最初是一种非正式文类，是一种口头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

一、诗话概说

自从欧阳修将其“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的小册子命名为《诗话》之后，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就此开启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样式。《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四库》）卷一百九十五认为古代论文之作，凡有五类，诗话即为其一。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此处论诗话有三点值得注意：一、诗话为古代文学批评五体之一；二、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诗话之源头；三、诗话具有“体兼说部”的性质（第二、三点留待后文讨论）。《四库》是对古代文化的全面总结，代表了清朝后期对先秦以来的整个中华文化的总认识和总评价。其对于诗文评总括性的介绍，也就是对于整个古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理解。这种认识得到越来越多后人的认可。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里面说道：

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

诗文评既然是文学批评，那么诗话毫无疑问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而且还是宋元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的主要样式。其影响所及，日本、朝鲜等国亦有数百年的诗话批评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两部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命名且享有盛誉的著作，以专门章节论述了诗话这种古代诗歌批评样式。郭绍虞在其著作中写道：“宋人开诗话之体，于是论诗开一方便法门。”罗根泽则在其著作中辨识了“诗话”与“诗格”“本事诗”“诗句图”等其他诗歌批评样式的渊源，同时指出：“四库提要说诗话‘体兼说部’，最为有识。”

今人张伯伟在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下文简称《方法研究》）一书中总结了六种“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按出现时间先后，诗话排在第五。在该书外篇第五章中，张伯伟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述诗话，考察了诗话产生的背景、诗话体制的演变、诗话在流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如宋代诗话与党争、禅学，明代诗话与刻书业、淫靡之分，清代诗话与考据、地域之关系等，最后论及域外——对韩国与日本诗话，做了细致的文献整理工作，分析其特征以及和中国诗话的关系。为我们认识诗话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二、诗话渊源

前文已述，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但这一命名究竟是欧阳修的独创，还是因袭前人的成名？因此，有必要追述诗话之起源。

关于诗话的起源，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种说法。

（一）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序》曾云：

诗话于何昉乎？庚歌记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

所谓“庚歌”，指的是《尚书·虞书·皋陶谟》中关于帝舜作歌、皋陶庚和的记载；所谓“六义”，则是指“风、雅、颂、赋、比、兴”，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后来《毛诗序》做了进一步阐发（需要指出的是，《毛诗序》乃是汉儒的手笔，非先秦之作）；孔子和孟子则有许多关于《诗经》的具体论述，如“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影响极为深远；“《春秋》赋答”是指《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当时外交场合中大量的赋诗酬答的情况，虽多属断章取义，但在“论诗及事”上与后世诗话有相似之处。

但是，先秦典籍里面所附带的论诗、评诗之语，往往是针对具体的诗歌作品——《诗经》而言的，虽然具有评论的性质，但“诗歌”本身还没有上升到“类”“属”的抽象概念，遑论诗文评类。故何氏之论，不足以为据。

（二）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后世诗话家言，虽曰本于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矣。《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

章氏开首即言《诗品》乃后世诗话的源头，但接着又讲不能完全归源于《诗品》。章氏认为诗话有两种形式：或“论诗而及于事也”，或“论诗而及于辞也”，而这两种形式早已见于《论语》《孟子》等先秦经传中了。可以看出，在诗话的起源上，章学诚所持之多元论，比何文焕开通。

以上所述，其关注点皆在于诗话类著作的内容，或言“论诗而及于事也”，或言“论诗而及于辞也”，而“事有是非，辞有工拙”。但诗话成为有别于西方文学批评的样式，则是因为其独具东方文人情趣的闲适性，即“体兼说部”。

《四库》认为诗话“体兼说部”，即与小说在体制上有着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存在的。诗话与小说的确有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其中有谢安叔侄雪天论诗的高逸之事，无论是从形式、性质，还是从内容上看，都非常接近后世的诗话。都是论诗，都是闲谈，都是文人雅士。魏晋人物风流自赏，向来为士林所称道，宋人仿效前贤，品评诗词，以此相高，自由漫谈式的随笔或许是最合适的文体了。或许，正是这则故事直接启发了欧阳修。

《四库》论诗话之源，将刘攽《中山诗话》置于《六一诗话》之前，不知出于何故。张伯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称，刘攽在其诗话中引用了司马光的《续诗话》，而司马光则明确表示续写欧阳修的《诗话》。从现有资料来看，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的《诗话》。此后，仿作纷起，后人为了便于征引和区分，便以其号加之于前。

三、诗话之流变

诚如章学诚所言，诗话或主于“论事”，或主于“论辞”。宋代诗话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宗，论诗及事，于叙事之中现作者一己偶得之见，多为“以资闲谈”的记事随笔。两宋之际的诗话，闲谈性、资料性的记事随笔居绝多数，纯粹理性批评的诗论专著则比较少见，像《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等极具理论色彩的著作，还是难得一见的。受宋代诗话创作倾向的影响，金元诗话仍遵循闲谈随笔的体系，走模拟宋代诗话之路。

明代诗话则以“论辞”类为主。有明一代，诗坛热闹非凡，争论不断。影响波及诗话，遂为繁富。拟古、反拟古；宗唐、宗宋。各派间为一争高下，都比较注重从诗歌内部探讨其创作规律。明代诗话的针对性、批评性、知识性明显有所增加。如徐祯卿《谈艺录》、谢榛《四溟诗话》、胡应麟《诗薮》等，都着重论述其个人诗学见解，品评诗人诗作，显露出理论的色彩。

清代大兴考据之风，诗话受其影响，考证是非、辨别真伪。在当时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影响下，清代诗话家都以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从事诗话创作。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士禛《带经堂诗话》、沈德潜《说诗晬语》、袁枚《随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叶燮《原诗》等，都名噪一时，影响深远，且都入选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第一辑。清代诗学理论的三大思潮：“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即见之于诗话之中。

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旧体诗词创作的日趋衰落，以“辩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资闲谈”为宗旨的诗话创作也江河日下、风光不再。

四、诗话之弊

随着诗话影响的扩大，对诗话的反思性批评意见也开始出现。元代就有人慨叹：“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赵文《青山集·郭氏诗话序》）明代李东阳曾言：“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怀麓堂诗话》）清人吴乔也说：“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诗劣于唐而诗话乃多。”（《答万季野诗问》）这种议论实际上是“尊唐抑宋”的回音，是对宋诗的否定，进而归咎于宋代诗话的兴盛，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诗话的特质。

前人诗话之弊，不过失是非好恶之公。今人诗话之弊，乃至为世道人心之害。

章学诚考查诗话之弊，论述前人，“作诗话以党同伐异”“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党同伐异，自然会失去是非公论。如北宋熙宁、元祐党争之际，蔡絛在蔡京授意下撰成《西清诗话》一书，其中多处引述苏、黄等元祐诸公之语，以伺机寻隙而攻讦之。宋人诗话，确实有此弊端。流弊所及，“至于诬善党奸，诡名托姓”，甚而至于“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章氏分诗话为“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所谓不可凭云云，即指前者而言。

所谓“今人诗话”，特指袁枚《随园诗话》而言。 祝伊湄在《章学诚对〈随园诗话〉的批评》一文中指出，章氏“颇能客观地评人论学”，但对袁枚的议论“却是心气颇不平和”。考其原因，是章氏对袁枚在当时文坛之盛名“由羡生妒，由妒转恨矣”；同时，“性情不同，识见各异，是章袁龃龉的一个重要原因”。章氏认为“《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故主教化；而袁枚“于道统文统、则一笑置之”。 章氏既对袁枚《随园诗话》评价不公，则“今人诗话”有害世道人心之说，亦难公允。

西学东渐之前，国人对诗话所做的反思与检讨，都是在传统的思路中进行的。倘若置身于现代批评意识之下，对诗话消亡的原因或许可以认识得更充分。

五、诗话消亡辨

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觉醒，肇始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其全新的风格与论述结构，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批评模式。

《〈红楼梦〉评论》的发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都代表了某种断裂：在内容方面，它运用了外来的理论、美学观念和文献材料；在形式上，它表现出现代批评的诸多特征，如章节的划分，引文的使用，全文结束时附以结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其与古典诗话迥异的现代批评的表述方式。“它所产生的冲击波促使人们开始思索：文学批评看来确实有各不相同的路数，传统批评是否也应当拓展自己的视野？” 该文对于包括诗话在内的传统批评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得到了回应。朱光潜曾说：

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诗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

正是因为对诗话及传统思维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朱光潜才放弃了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诗话批评模式，转而以“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 从事诗歌理论研究，撰成《诗论》一书。

事实上，对于诗话的舍弃是当时一代人的选择。首先是文言文作为传统文人表情达意的工具手段为现代白话文所替代，诗话所凭借和依附的媒介被替换掉了。话语方式的转变是思维方式转变的结果。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论述语言文字与思想品质之间的关系时曾说：

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

王国维从中西语言的不同中发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王氏此处的概括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仍然在大体上指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实，即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已经失去对思想精确而深刻的描述力和表达力。由此，王氏认为，“新学语”的输入、创造“新学语”非常必要，应该重视哲学和形而上学，提高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落后与进步等二元对立正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立场的起点，也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甚至像王国维这样的旧式学者也同样把中国与西方的区别看作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东西方文化在方法上、思维方式上以及体验生活的方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也是他们思考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起点。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起点就是拋弃过去，对传统的否决。在他们看来，现代文论取代古典诗话，正如新小说取代章回小说，新式的自由诗取代旧律诗一样，是他们义无反顾的选择。

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包括诗话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学批评的衰落，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状况所导致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完全不同于诗话，它从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现代批评主体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带有政治和社会烙印的主体，不像诗话作者那样，甘于书斋的悠闲，陶醉于自我的清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政治的话语，是社会介入的途径和手段。以诗话为代表的古典文论作为主流批评模式在20世纪初的消亡并非历史的偶然，古典批评所赖以生存的那些社会条件现在已不复存在。在当前的形势下讨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新探讨诗话等极具民族形式的文学批评样式，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