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
立功、立德、立言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处于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是幸运的。尽管集体的心态表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确实，在混乱的自由中，人性的诸多可能性得以实现。平时卑微、平庸、犬马一样的生活在此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以壮丽优美的风景。一句话，平时不起眼的平凡者一旦有了施展的平台，都表现出了了不起的才能和德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回避乱世，而是个人应该学会如何适应乱世。现代社会被称为选举社会，选举其实是乱世的一种循环方式，资源的打乱重组、制度的保证和检验、风俗的转移、人的充分社会化，都在乱世里得以完成，并进入下一个其实也是短暂的选举前的平静期。这种良性循环的乱世乱局，西人将其定义为创造性断裂或持续不断的跃迁。

令人遗憾的是，王朝时代的乱世几乎都可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复制，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很少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如同当代人对“风口上的猪”的羡慕，很多人看到了乱局中的机会，“乱世英雄起四方”，但这些英雄，或添乱，或治平，在旧有的模式中难以超越。这些乱世人物中，曾国藩是一个极为经典的个案。

曾国藩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头上的光环无数。他是我国近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他还组织人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或意识形态灌输的先行者，他自称“鄙人教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有思想的队伍，他的《爱民歌》启发了毛泽东写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蒋介石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给黄埔学生。曾国藩看到洪秀全崇拜上帝不合中国国情，写了一篇《讨粤匪檄》，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在当时赢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使得跟太平军的无义之战多少有了合法外衣，也因此注定了太平天国的失败结局。

我们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做官有道，政声卓著，治民有言；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以汉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国，“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虽然清廷食言，但他的事功当时已经王霸天下，动静间可以兴邦丧邦。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得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几乎是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库之一，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四十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政要高官，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克己唯严，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了人们的拥戴。不仅如此，他还是齐家的成功典范，他的孝悌有目共睹，他的家书是传统家教的样板。官宦之家，大多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延绵至今的社会精英。

曾国藩在时人当中资质并不高，“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正所谓勤能补拙，从少时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几乎没有一天不检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甚至受到对手们的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所谓屡败屡战。曾国藩的学问文章以经世致用为主，故“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有人说他是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了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因此，可以说，曾国藩实现了儒生们梦想不得的大业。他被人称为“完人”，算是我国儒家文化中结出的最后一枚硕果，曾得到一切外王如蒋介石等人的敬服，一切亲近传统的文士的瞩目。

可是后来的内圣、现代儒者或新知识分子，如章太炎、鲁迅、胡适、熊十力、梁漱溟，他们都很少关注曾国藩。曾国藩就像是在儒家史上画上了休止符，或如人言，是儒脉斜阳，自他消逝于历史的天空后，人们承接的就是现代的光芒。

这也正是曾国藩做圣做王跟现代扞格之处。从现代角度看，曾国藩的圣王威仪无论如何巍巍，他的面孔可还是太模糊了。人们可以欣赏左宗棠的张狂，可以感慨李鸿章的商痞，可以厌恶曾国荃的杀伐残暴，但曾国藩的完美太遥远了。哪怕素描曾国藩的人生行状，人们仍不理解他的内心，他是一种文化的综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产物。

不能说他没有情感，只是他的情感深藏不露。他一旦学了理学家或道学家记日记，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掩饰个性、灭掉人欲，成为“无我”。他在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后，他反躬自省，以为过失涤除未尽，且越来越多，是故举意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未将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以为病症在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些，则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重写一函，“作疏阔语”；喜清谈，争口头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性事，“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不免激动，说了几句笑话，回家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陪着夫人在家闷了，也立马警觉：“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如此“日三省吾身”，十年终于有成，据说他在四十岁前后灭掉了人欲。但关于他的人生之谜中有一则是，在他五十一岁，咸丰帝大丧期间，密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当然，他仍未改掉讲笑话（今天叫讲段子）、爱论人是非的毛病。

这个资质中等、力行修身齐家的人获得了治国平天下的平台，在这平台上他以圣王的眼光，非凡的战略感、大局观和见识，平定了太平天国，为清廷补天成功。这种眼光还使他看到了社会上层的真相，他更知道上层能生人死人的权贵们有什么样的德行和才能。他从理学起步，却知道理学家们不成器，“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晚清大臣），然才薄识短”。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也知道传统是不行了：“艮相（即倭仁）老成宿望，近年势颇孤立。”他跟两宫太后有几次谈话，印象非常一般，认为慈安和慈禧的才德都很平常，跟他这样的国之栋梁难得见一面，却无话可说，只是应酬。掌握时局的军机大臣有恭亲王奕 、文祥、宝鋆，但奕太聪明，想法多变，是小聪明；文为人正派，却气量狭隘，不会用人；宝更提不起来。因此，可以说，当时国中，曾一人而已。如李鸿章评价的：“朝廷乏人，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也因此，当时人都看出了他问鼎的能力，汉族士绅们尤其寄予了某些猜想，帝王学的大家王闿运甚至奔走其间。据说，左宗棠曾题神鼎山一联：“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将此联派专人送胡林翼转曾氏，请共同删改，试探胡曾二人意向。胡拆看后，一字不动，加封转曾，曾将“似”改为“未”，原封退胡，胡拆阅，在笺尾加了两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问鼎之意，这个儒生一味自保，不愿捅破天空。有论者说，曾在打败洪秀全后如一鼓作气再夺天下，其一生恐怕也将困于战事，不可能再于洋务上有所成就，但是，曾的事功，包括推介西学洋务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战时，战后他反而处处受制，什么事也没有干成。而当时最了解西方的悲剧人物容闳曾在回忆录里对他寄予了大希望：“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谋中国进化，对曾来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谦抑太过，过犹不及，他成全的只是他自己。

政治方面的作为已经不可假设。更重要的是，他这种谦退自律，使得他只是做了儒家的好学生，而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也许是他的知识太旧了，即使看了魏源、徐继畬等人“拿来主义”的工作，依然不愿思考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作为。他不是一个有思辨能力和原创能力的人，他的思考停止在跟列强平等交往以及以诚待人的基点上，再也没有前进半步。他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于是否“弘道”，或遵礼。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国藩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比较日本同时代的社会精英，如福泽谕吉们，致力于掉转船头，启蒙同胞，“脱亚入欧”，曾国藩们本是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做启蒙的最佳人选，用今天的话说，他应是当仁不让的顶层设计师。但他宁愿沉默以保守某种清白，在铁屋里享用圣王之威福，也不愿告诉国人真相，甚至不曾如老子、孔子、庄子、韩非子那样思救周文之弊。而这种启蒙工作最终要人来做，曾国藩不做，他的幕僚和朋友如郭嵩焘、冯桂芬、容闳们做得不如意，直到又一个世纪开始，到孙中山政治革命之后，陈独秀、胡适、鲁迅们才差强人意地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完成了对现代转型的某种注解。

曾国藩的面孔因此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这一种人格或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个“忍”字，还可以变化为一个“拖”字，熟悉曾国藩和近现代中国史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字的意义。意味深长的是，当代的打工诗人许立志先生就曾经在学生时代的课桌上刻下这样几个字：“中国人。忍。”据说曾国藩的子弟兵们有拥戴之意，他却写下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来回应大家。

这个圣王因此缺乏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宝贵的个体人格，缺乏“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他对平民大众的心思欲望视而不见，也缺乏同情之理解。他的残忍在中国的儒生中也是空前的。好些跟太平天国敌对的士绅也对曾国藩训练的军队之残暴印象深刻，如李圭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宁波被占领后，外国人感叹：“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除了许多河道里充斥尸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五十万居民。”李鸿章等人攻占苏州，采用了骗降后杀降的手段，其欺瞒和屠杀之举，使英国人戈登“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后来李鸿章对他进行安抚，他仍然持保留意见，拒绝接收朝廷赏给他的一万两银子，他在朝廷的褒奖令背面写了一段话：“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西。”

天京沦陷时，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其中还有幼天王等一部分人突围出城。“两广老贼，纷纷缒城而出。”但是曾国藩上报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就是说，三天屠杀了十余万南京居民。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天京城攻陷后，城内大火燃烧一周左右，大部分民房被毁。如此惨状，以至于清廷认真讨论，是否要把两江总督、江南布政使司的驻地移到扬州。曾国藩的幕僚还说：“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直到湘军攻破南京三十年后，城内仍然萧条，谭嗣同感慨道：“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

这也许是曾国藩不得不为的霹雳手段，他扬言“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就是说，既然溥天之下莫非暴民，那么他施于其上也就是率土之滨莫非暴行。他也因此得到“曾剃头”的称号。一个圣人、完人得到民间如此“赐福”，不知道他的圣德如何附丽，大概只及于以他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小圈子内。这也是声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不肖儒生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安身立命完全跟民众无关，跟个体无关；即使有关，也只是吸民脂民膏以成全自家的神圣。他的弟子兼接班人李鸿章后来访德，与俾斯麦闲谈时，曾夸讲自己打太平军的“功劳”。据小说家言，俾斯麦的反应是：“欧洲人以杀异种为荣，若专杀同种，反属可耻。”

我们可以说俾斯麦的视野和格局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但同胞相残、参与暴行、自居正义而杀人灭口等等，确实是从民众到精英都没有跳出的人性困境，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反动，如民粹主义现象泛滥，同样说明这一困境仍是现代人不曾解决的问题。求解曾国藩的这一行为当然有着更深刻的意义，曾国藩们可能以为这是不得已。在世界历史上，这种暴行、杀戮、残忍几乎一脉相承，在人们心中也根深蒂固。底层的造反和上层的平叛，都意味着百十级、百千级、百万级乃至千万级的人头落地，那些“替天行道”的，也同样沾染了血污。

我们因此不难理解曾国藩的千秋功罪在历史长河里引起的回应，这一回应固然有荣光的一面，但不可否认还有着对他个人和他的子孙施加报应的一面。他在很长时间里都被批判，因为他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是“最反动、最黑暗、最腐朽、最没落、最奴性”的代表人物，他的坟墓多次被挖，死后难得安宁。这些历史之手施予的报复在今天不能只是令人唏嘘的材料，更应该是我们寻找人性救赎的教训。在这个意义上，曾国藩同时代的俄罗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至今堪称现代性的极致判词：“哪怕是用婴儿的一滴眼泪来换取进入天堂的门票都是不能接受的。”无论要在地上建天国的太平天国，还是毁灭太平天国以建中兴盛世的曾国藩，都是与我们人类的本体之善有距离的，都是我们现代人性不能接受的。

即使曾国藩的内圣功夫足够给人激励，但他的圣明跟先圣相比仍要大打折扣。孟子在回答“天下恶乎定”时明确回答并展开说，“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同样的平叛，曾国藩的事功较之王阳明来就明显不及。当然，曾国藩面临的考验大过王阳明很多。但曾国藩让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挫骨扬灰，以至于后来掘坟陈尸成为华夏大地上的常态。曾国藩在跟赵烈文的谈话中已经表明，他清楚王朝政治已到末日。赵烈文明确预言清朝只有五十年的“寿命”，但曾国藩不做任何改变，他是王朝政治的老实和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华夏文明跟异质文明的相处和共处等等，他都懒得从长计议了。

也因此，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这些在顶层参与规划设计的大人物们，他们对现代中国的建设之功几乎是不及格的，他们的启蒙反而不及早于他们的一两代人，如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几乎都是人亡政息，甚至带来了再无义战的军阀混战时代。到革命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痛心疾首于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和大清中兴的成果，到了当时只是“一穷二白”的局面。而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人，乃至五四运动时期、民国时代的人，绕过他这位名臣名儒的事功，多从龚自珍等人那里吸取思想资源。确实，比起龚自珍等人的现代精神，曾国藩反而更像是离我们遥远的古人。后来的儒家圣贤们，如马一浮、熊十力，也深刻意识到儒家在现代世界必须直面人性的坎陷和完善问题，现代人必须回答复性问题，以恢复人的本然之善来安身立命。

当然，尽管曾国藩没有为现代中国提供多少启蒙的资源，没有为儒家的现代化提供活的观念或思路，但他个人仍有现代人可效法可学习的东西。一部分人从他的内圣外王的成绩中看到了榜样，一部分人则从他的修身中获得了人生励志的教益。确实，无论家国天下等大的方面，还是个人的安身立命等小的方面，曾国藩的成绩都可圈可点。在那样一个乱世，国民的生存同蝼蚁一般，那么多聪明的人、那么多有资源的人、那么多有才华的人都难以担当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是曾国藩等人站起来倔强地承担了这一现实工作；尽管曾国藩并没有为同胞们安身立命，但至少让大部分国民还能暂时活命，让一个王朝暂时有了中兴繁荣的气象。用后来思想家的话语，“暂时做稳了奴隶”岂非强胜过“想做奴隶而不得”？一个中等资质的人做出了近一流的成绩，而他的秘诀卑之无甚高论，几乎人人可学，人人可为。他在家书中提炼的治身治家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用当代人的话说，极具可操作性，极具生活的仪式感。

也许距离太近的缘故，近现代的很多人都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就很有代表性：“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启超的评价虽然有其一贯的夸张，但曾国藩确实以一平凡之人而创建了非凡的事业。在曾国藩面前，我们真的不必妄自菲薄，对人生社会也应有当仁不让的创造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