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问题真解
(一九〇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今日全球之视线,集于远东。其近因为日露之战争,而其远因,亦以争为亚细亚主人翁者思伸其最后之势力于支那也。欧人营领土于亚非利加,其大势已定,无复余,故必更寻新地以施其殖民之政策。而支那久有“东方病夫”之称,以世界最良沃之大地,适投欧人之所好。虽亚米利加对于万国政策,表其孟罗主义,然谓其手段异于他国则可,谓其甘放弃权利则不可也。夫飞猎宾既受治于美,为支那近邻,支那之国情必不能相掩饰。且支那为美绝大之商场,美而不欲输出其工商备品于他国则已,苟其不然,则供美人贸易之资源,无有出于支那之右者。然则所谓近东问题,不能不特别注意于此国。
此问题中有无数利益冲突,故其解决甚难。即日露战争之结果,由种种方面思之,或有解决之道。由支那观之,则此时已处冲激之旋涡,而战争之止,且莫知所从。盖彼不过两国最高权之问题,而其他若英、美、德、法诸国将如何收其利益,其条件复杂,属于将来之解决,不能与战争为终始也。
吾辈欲研究其解决之点,必当察其困难之原因。或有从表面观亚细亚之内政,以为满洲政府腐败黑闇至于极点,故所为实足扰世界上势力平均之局者。其说难怪,而不能谓其无据,由日露战争观之而益信。盖日露战争非无可阻止之机,而满洲政府不能调和其间,且于冲突之初延引外力之侵入,而若自以为得计者也。
吾辈所谓满洲政府,盖与支那政府有别。支那今日固无政府,而两者界说实不能混,如直以满洲政府当之,则是法律上误定之名词耳。此言也,非极熟于支那之内政,鲜不以为怪。盖其间当取证于历史之观念,苟为述满洲之小史,则未有不释然者。
当满洲人之来入支那,不过黑龙江畔之野蛮游牧,常寇支那北方平和边境。乘明季内乱,长驱入关,据有燕京,如北狄之蹂躏罗马,其时则千六百四十四年也。支那人尔时不愿为之隶属,各谋反抗。而满洲人强欲压制,遂不得不为种种残忍之政策:鞭笞丁壮,及于老弱;火其居,夺其产;逼之从其服制。由剃发令之下,总其所杀戮以亿万计。其后更用多方野蛮伎俩,演流血惨剧,支那人乃不能不忍隐服从。然而满洲人更欲愚支那之民智,使其永永服事,凡支那文人著作有涉于满洲侵略暴虐事实者,皆焚毁绝灭,使后世无所考。又禁止支那人私结社会,干与国事。久之,支那人始消灭其爱国精神,而忘其寄于他人之宇下矣。
夫满洲生殖至今,其种人不及五百万,而支那则有四万万之众。故彼常惧所征服者一旦光复其祖国,勉思抵制,则不免用防御家贼之政策。此其对待支那人之大目的也。
外人往往谓支那人有排外思想,不乐交通。盖缘往者海岸未许通商,而生此缘说,则亦未尝熟支那之历史耳。历史盖予吾辈以可征之据,谓支那往昔常与外人交际,对于外国商人及其传教者未始有不善之感情。试取西安府景教碑读之,则知当七世纪外人已传教至支那。且欢迎佛教以入支那者为汉明帝,而国民亦热心信仰,迄于今世犹极庄严,为支那三大教之一。至于外国商人,亦得旅行于内地,自汉晋以来,史不绝书。降至明季,其相徐光启舍身以奉天主教,其挚友耶教徒利马窦亦至北京,受国人之崇敬,则支那人此时绝无排外思想可知矣。
至满洲兴盛而政策渐变,禁全国与外人通,放逐传教师于境外,戮民人之私奉外教者,著之为厉禁;士人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何者?满洲人恐支那人日与外人交接,吸其文明,而丕变夫故习,故极其权力之所至,鼓舞以排外思想。曩者千九百年拳匪之乱,即满洲人极端排外之结果也。今日举世所共知者,排外之党魁非他人,其天潢贵胄也。而所谓支那闭关主义者,亦不过行于彼愚民罔利之满洲一部,而不能例于多数之支那人也。故外人游历中国所著日记,皆常言支那人愈远官吏,则对外人之感情愈厚。
自拳匪变后,人人以为满洲政府得比时机,或遂更张国政。然徒见夫朝旨旁午,屡言变革,而不知仅为玩弄之具文,聊以欺元元之视听耳。盖满洲者断无有变其旧政之理,设其果变,则损彼实多。何也?支那人而群知改革之义,则满人将不能复亨[享]前兹所占之实权。且以贪鄙冥顽之官吏,专以迎合满人为宗旨,持其强力,放肆无忌。即如驻美公使,禁支那侨民开爱国会等,犯者幽其宗属于本国,或置极刑。以此野蛮举动,而出于所谓尝受教育之公使梁成[诚]。其他种种传说,莫非逢合政府,冀得信任。凡满人所置官吏如此,安望其能辅之以变革耶?
吾辈享鞑虏政府毒虐已二百六十余年,而其最惨酷重要者,则有十端:
(一)虏据政府以自利,而非以利民。
(二)阻止民人物质、思想之进化。
(三)驭吾人如隶圉,而尽夺一切之平等权及公权。
(四)侵害我不能售与之生命权及财产自由权。
(五)容纵官吏以虐民而朘削之。
(六)禁制吾人之言论自由。
(七)定极规则之税则,而不待民人之认可。
(八)用极野蛮之刑以对囚犯,逼供定罪。
(九)不由法律而可以割夺吾人之权利。
(十)放弃其责任为吾人所托生命财产者。
我辈虽有种种不平,而犹欲勉与周旋,乃终不可得。是以支那人翻然欲改前失,建设东亚之平和,以为世界之平和,必当思适宜之方法以达其目的。所谓“欲得平和不可不以决裂者,亦时机拶逼之而出”者也。全国民之革命已熟,如千九百年惠州之举事,千九百二年广州之暗潮,其影响皆不细;而广西之运动者,尤日增势力。支那内地新闻杂志、新书出版,多共和政体之观念,此为学术界之变迁。
更进言之,如致公堂(支那爱国会)者,普通所知其为支那人自救之社会,其目的皆在于反清复明。此等有政治思想之秘会,建立已垂二百余年,其会友有十万人以上布于支那南方。支那人在此邦加盟于此会者,得有百分之八十。大抵支那人之持革命观念者,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占最多数,而不能过露宗旨,惧罹官吏之毒害;第二种以种族之思想,欲起而反抗满人;第三种则为有特别高尚之思想者。此三种人之手段不同,而渐次求达其蟊的,必得异日最良结果,是知满洲政府之推倒不过时日之问题而已。
于此有不完全之理想焉,以为支那地大物博,大有可为之资格,若一旦醒其渴睡,则世界必为之震惊;倘输进新文明于国内,将且酿法兰坎斯坦事故;现时最巧之政策,皆以共亡支那为目的,如倡“黄祸”论者是也。虽然,倡此义者其自谋非不忠,然无论由何方面观之,皆不能自完其说。夫一国之望他国亡灭,已离于道德之问题,而为政治上之狡策。况支那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从事于战争,亦止自卫。使外人果能始终去其机械之心,则吾敢谓世界民族未有能及支那人之平相者也。更试由经济上观之,则支那而建设文明之政府,其利益不仅在于本邦,将旁及于世界。可使全国与外人通商,可使铁路推广敷设,可使天然物产日益发达,可使民族高尚其资生之程度,可使外来物品消售愈多,而万国商业必百倍于畴昔。如此而犹以为祸,则是国民对于他国民将以孤立为长策,而与贫而愚者为邻,愈于与富且智者邻矣,有是理耶?然则此主义当坠地,而所谓黄祸者适得其反也。
外人之对于支那者有二政策,而曾不相容:其一主张支那瓜分,其一辨护支那独立。由前而观,则露西亚用之以有今之巨创,其主义为不祥;由后而现,则旧政府未去,必久而后能达其目的。然满清朝家宛如将倾之宅,其基址全坏,设有人强支以木欲保其不圮,吾恐非徒无益,且速之倾也。支那历代兴亡之历史如个人然,由生而长,而全盛、而衰老、而死亡;满洲政府在前世纪已为衰老时代,及今则其去死亡不远矣。如有发慈爱之念,表支那独立之同情,而犹思扶植满洲之祚,吾知其亦必无成也。
现时方生之问题,既扰世界之平和,必便更造文明之新政府以代其旧政府,则不止有益于支那,而他国之助之者亦蒙其利。夫使受高等教育之士翩于国中,自足以建设新政府而有余。且能使新政府小心翼翼,改良满洲往日专制政体,变为支那共和之政体。则当此普通人民渴望维新,拯之于水火,因利而善导之,燎火于政治之原,可由此而遂[驱]逐满洲政府。盖能者之建设伟大,有非寻常所可推测。如千九百年拳匪之乱,二万联军而陷取北京,吾人苟倍此数,不患不克,奚况爱国党之响应有千百倍于此者。抑更由屡次经验,而知满洲精兵在于战地均非吾人之敌,即如广西起事,亦其证也。彼距海岸甚远,军用品之转输不易,舍夺敌人之兵食外无他策,而能支持三载,屡败各省之兵。然则,孰谓倡议建设者之必不能扑满而去之也!支那人大目的已达,不止建新纪元之国家,而更可分其文明于全世界之人类。普通之平和,固可随之而苏复;社会主义经济主义之理想的世界,亦将现于实际。故吾人舍救护支那之外无责任。此问题为世界利益冲突所掩,而必犯难以求成,避无益之牺牲,挽回外力之错认与其淆混。
吾辈之希望美人表此同情,视希望世界一般文明人为尤切。盖以美为日本文明先导,为基督教之国民,为他日我新政府之师范。殆犹于拉花热德其人者乎,吾谨为支那民族祷也!
据《国父全集》第二册转录孙逸仙著、公民俱乐部译《支那问题真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