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与京城对话

◆河流与城市

河流在城市中蜿蜒而过，一边塑造了城市的性格，一边定义了城市的边界。

河是神秘、深邃、未知的，它很少隆隆作响，它永远无声地流淌。沿着河水，我们渐渐摸到了城市的秉性。比如说，秦淮河穿城而过的南京，就不同于渭水流经的西安、洛河为界的洛阳、永定河畔的北京。它连接了南京的各处，将城市分成不同的区域，越靠近它，城市越丰富。

漫长的城市历史中，秦淮河多数时候都是污浊的，河底堆积着腐烂的淤泥，河面上漂着菜叶、垃圾，甚至动物尸体。每一个夜晚，河岸纤细的芦苇都在轻声慢语地娓娓叙说城市的故事。当早晨的阳光映照时，它又波光闪耀。

河流于南京就像是城市的脉搏。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与河流有着亲密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故事却大不相同。

凭着黄河支流丰沛的水流，当年的西安曾是关中沃土，是华夏最早的象征。它有山河表里，雄峰重重，关隘天成，它有西周以来最古老的王城，是盛唐之时最荣耀的首都。当雨水适中，黄土肥沃时，渭水流经的西安就是一个长治久安、当之无愧的天下之中。

在这里定都的中国拥有过中华历史上最长久和最强盛的朝代，然而蓦然回首，长安也已灯火阑珊。大西北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对城市作为天下之中时的超负荷索取，远离大河造成的水资源不可控，关中的枯竭肉眼可见。

接替它成为天下之中的是洛阳，贞观时期，骑马早上从长安大明宫里出发，不紧不慢地走，天还没黑透也就到了。

洛阳群山合围，江河相依。罕见的城防形胜优势让它长期压倒中原诸城，更久远的文化溯源让洛阳拥有一种饱满、绰约、令人信任的形象。洛阳有时候是幽默的，让人想起那个吐着舌头的老子李聃，有时候是风姿的，让人想起翩若惊鸿的洛神，以及竹林下那七位袒胸长啸的男子。它的形象如此立体，数不清的华夏文化在这里生长，如果说中国人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故乡，那就是洛阳。每逢亲友问起，冰心就可在玉壶。洛阳倒从未衰败，然而它总是被觊觎，胡人的战马踏平过几次城市的荣光。

这两座城市都处中原，像同胎异卵的孪生兄弟，血脉一致，成长相似，都是华夏天命所在的正统之处，拥有它们，哪怕只拥有其中之一，也可以获得血脉上不容置疑的正统性。南北朝时，在洛阳定都的北魏，君主做着做着就把司马睿的江东当作了南蛮化外之地，城市给予他们的底气足可撑起一个华夏国家的自信。

但两座城市并不完全相同，这种区别就像是兵马俑与卢舍那大佛之间的区别，前者威武肃目、强大恢弘，后者慈悲仁厚、灿若星辰。

两千多年前，汉光武帝选择了洛阳，将那因过于强大而成焦土的西安留给了下一段传奇。在他的授意下，班固用一篇《两都赋》宣告了西安的离去。“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揲然意下，捧手欲辞” ，城市之间就此作别。

南京的登场没有这么抒情。司马睿的背后是中原涂炭，流民遍地。过江的士大夫们，望着长江水，想起河洛，相顾落泪。与西安、洛阳相比，这里一开场就缺少“天下定一”的气魄。它似乎不太能长治久安，这让人们怀疑起金陵王气，指责南京是一座意志消沉的短命城市。它仿佛偏安即足，事实上，东晋，甚至整个南朝，统治者一统天下的意愿确实并不强大，更别提南宋，缩向后方，乐不思蜀。那些所谓的北伐一方面只以长江为界确实不足以保证南朝偏安，国防线必须上推到淮河，才能真正实现划江而治；另一方面则更多是一场场收服人心、自证正统的政治秀。

然而，它毕竟是南京，它扼守长江下游，领袖东南，通海控淮，它必然要领受来自中原所赋予的华夏使命。西安与洛阳已不能再庇佑华夏的子民后，南京敞开了胸怀。

南京仿佛从很久以前就在为这一刻做准备。在遥远的六千年前，它敞开过胸怀接纳了所有周边比它更先进的文化，它的墓葬里有来自中原新石器时期的物件，也有来自良渚文化精心打磨的玉饰。西周时期，它抚慰过长途跋涉的仲康兄弟，让周文王得以安心登位，也让流落在外的周朝王子得以重整羽翼，就此安住。

它在孙权的指引下，放开过面向海洋的航路。当东晋建国，衣冠南渡，整个中国的政治势力转移与华夏文化的保存让南京瞬间长大，它的统治区通达大半个中国，它的影响力迅速辐射了几乎整个东亚。正如日本学者吉村怜先生所说：“从文化上来说，六世纪的南京宛如君临东亚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周围各国，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的文化。”

它早已不再仅仅是江南，只要中华需要，它可以成为华夏的中心，它可以为中国打开南北平衡的多元政治格局，让中国的政治想象第一次离开中原。

唐宋之际，中国经济力量的南移，也让南京有了更多可能。所以，尽管宋代选择了开封与洛阳，但唐宋以来经济一直仰赖东南的局面依然让南京积聚了更多的实力，这种实力让朱元璋甫一开国，它就迅速攀上了中国城市所能到达高度的最顶峰。从那时起，它不得不一次次与北京对话，接下来的整个中国史，重要的节点也几乎都发生在南京与北京。

◆守护观念上的中国

衰落的中原将华夏正统的底气郑重地交给了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它是唯一从未被异族占据过的国都，它的政权都是华夏。凭借这份底气，只要华夏的概念还在，它就永远有机会再次崛起，这样的资本让北京无法忽视。元末之后的五百多年里，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对话，就已说尽了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命运。

名字是城市对自己的身份认知，这种认知的意义不断被政治目的修改、操纵。城市曾各自被命名为“应天府”与“顺天府”，一旦哪一个城市在这政治争斗中落了下风，它的名字就因为提防而被修改得更加驯服，比如清代定都北京，南京就被称为江宁，朱元璋的大明、孙中山的民国定都南京，北京则被呼作北平。

两座城市之间一直互相提醒着对方的命运，南京让晚清北京清醒地明白了自己并非天下之中。明城墙下，静海寺内的一纸《南京条约》让帝国颜面无存。也是南京，让晚清北京彻底知道了自己已失去控制地方的能力，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声势浩荡的新政权即便支撑未久也已彻底动摇了清政府的根基。

中华民国的旗帜挂上南京城头后，晚清北京黯然退场。然而，中华民国只是给予城市短暂的荣光。1937年后，又不得不放弃了它。

1949年之后，北京重新拾起了荣耀，而南京也保留了京的名字，它不必再改名，因为新的世界里，神授的天命已不再具备号召力，名字自然也不会再被忌惮。

与北京掌控中华、背靠燕山、俯视华北平原的霸气相比，南京既亲手接过中原的权杖，续过华夏的命脉，也曾长久被贬抑，数次被屠戮，经历过剧烈跌宕，它有一份洞晓世事的宽厚感。它就像王谢旧居，传说都在，只是燕子来时，已是寻常百姓家。

它像是中国版图的一道黏合剂，南京以北是凝重的华夏，以东以南是活跃的华夏，而南京就是这两部分汉文明天然的交汇点。城市以北基本上属于官话方言区，是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也是孕育炎黄部落的摇篮。南京以东以南是跟官话几乎是两个语言风格的形形色色的方言区。在这些方言区里，几乎所有的家族都希望将其郡望先祖遥定在北方一处更悠久的地方。他们在语言上仍然保持原始的痕迹，但无论在血缘上和感情上都已与北部中国交融了。

这个交汇点很久以前就已存在，近代的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北方传统的介入，南方新潮的涌现，在这个深藏霸气的城市里胶合，使南京成为汉民族的中心。

历史上，南京是汉人反击非汉民族统治的中心和理想的寄托地。朱元璋反抗元朝，洪秀全造反清朝，孙中山建立民国，南京都是他们的首选之地。从情感和便利上讲，秦岭、淮河以南的人更易接受南京的领导。而中古以来，秦岭、淮河以南在文化史和经济史上都已经在中国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虽然经济富庶，但当深谋远虑的北京接过大明帝王之都的旗帜时，南京也就再一次收敛起光芒，它太熟悉这种处境了。这场迁都让城市失去了帝国的掌控权，也让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自由，以至于形成独属于南京的市民精神。

我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四座城市，会看到它们都曾作为中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城市时运的涨落取决于统治王朝对其位置的喜好、防御的需要或者食物供给的便利程度。

“居天下之中，礼也”，都城不仅仅是儒家传统的世俗权力控制的城市，也应当是“中央王国”的中心点，这中心点的神圣感通过帝王的权力得以呈现、置换。世界上只有一个耶路撒冷、一个麦加，但中国可以有数个神圣之城，这是华夏平衡的微妙之处，它没有固定的中心点，帝国要找的是自己的平衡点。

早熟的中国文化很早就放弃了固定的神坛，他们的智慧是通透的，不依靠地面地标的指引，因为他们知道沧海桑田，地面上的东西都不可能永恒，即使流着牛奶和蜜糖的绿洲也会变成荒漠沙岭。中国人靠宇宙星宿的对应来确定帝国的天命所在，相比变动不居的大地，宇宙如此稳定，而拥有对宇宙解释权的文化属性让华夏充满弹性。

中央之于地方，犹如躯干之于手足，政令要像血管与神经一样流畅；地方之于中央，犹如众星之拱北辰，环侍甚谨。一朝血管堵塞，神经坏死，或者众星生异，尾大不掉，帝国也就失去了平衡，比如东汉末年、中唐而下，那时的中国或群龙无首，或枝强干弱，帝国需要再次寻找新的平衡。

其实，中国的朝代几千年，换种角度看去，都像是一个时代。帝国的平衡靠的是天命所授的神圣、儒法并用的规则与农业经济的支撑。偶尔有几个朝代在经济支撑上走得多元了一些，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因为相适应的规则并无改变，只能惨淡收场。再有几个朝代在经济支撑上过于保守，死守土地，比如明代，终究也是悲凉落幕。这些朝代更像是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这个人的本质几乎从未变过。

核心城市的转移代表着在帝国框架下，不得不调整平衡的中心点。西安资源的枯竭，让城市无法提供“天下之中”的能量支撑，为了继续持续中原华夏的神圣与中央控制力，核心城市转移到了洛阳。当东南经济发展已远远超越中原，成为帝国重心之所向，六朝的繁华、大明定都南京也就顺理成章。

不过，即便朱元璋牵强创造出南京地理中心论，南京作为一国之中的控制力依然稍有逊色。南方城市布局的局限，对北方游牧民族鞭长莫及，都让这座城市对长久掌控整个中国有些力不从心。这让南京总是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它总是在等待“光华”，它的城门甚至把这使命镌刻在门楼之上，提醒城市它的宿命。这“光华”是一种华夏理想，意味着城市始终把历史的责任担在肩上，因为城市有光华的理想，华夏就永远可以在这里找到重生的希望。

南京让人们真正明白了中国是一种观念，在这个观念里，所有认同华夏精神的土地，都可以成为中国。

古老的中国，有着农业文化天然的保守性，而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都有着天然的侵略性，它们需要占领。理论上，所有认同华夏精神的土地都可以成为中国，但实际上如果不是农业文明形态，其实很难认同华夏基于土地而形成的文化观。每当秋风扫落叶、牧草枯黄、边关风劲角弓鸣时，北方的骑兵便会蜂拥而至，那是长城防不住的游牧劲旅。两千余年，无险可扼的漫长边防让中原文明在与北方游牧文明的较量中，屡次落败，输给游牧文化的中华，又总是在南京重新建立了农业文化的堡垒。

六千年来，城市带领它的主人从台地上渔猎为生的北阴阳营人、湖熟人到吴越断发文身的土著，它曾为楚文化所激荡，也曾让吴歌缭绕。它归附中原那一刻，就已经准备在某些时刻担当起华夏的责任。两千多年间，如果没有一种内在的极坚强的精神，屡次的劫难之下，中华何以存续？

这种精神，是中国人的天下观，而南京就是这个观念的守护者。

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南京的厚重无城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