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为我们做了什么？

在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影片《布莱恩的一生》（ Life of Brian ）中，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饰演推翻罗马统治的犹太人民联合战线的领袖。其中一幕里，他试图鼓动人们攻击本丢·彼拉多的宫殿，大喊着“他们夺走了我们的一切！”接着，他又反问道：“他们可曾给我们任何回报？”可犹太人民联合战线的成员只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了这句话，然后罗列出一长串罗马征服者作出的改进。气急败坏的首领反驳道：“好吧，但除了排污设备、医药、教育、葡萄酒、公共秩序、灌溉、道路、淡水系统和公共卫生，罗马人还为我们做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台下一人突然回应道：“和平。”

片中的这个玩笑反映出很多人，尤其是来自欧洲及其殖民地区的民众对罗马怀有的崇敬之情。18 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曾有一句表达这一情感的名言，他将这段时期的罗马帝国描述为历史上“最幸福和最繁华”的社会。然而，尽管只是为了喜剧效果，但一群受过牛津和剑桥大学教育的白人男性大肆宣扬殖民主义的优点，这着实令人不安。这种“罗马帝国主义将优越的文化强加于深陷战乱之中、缺乏教育且肮脏的中东人”的暗示，与“大英帝国将文明（以铁路、英语和资本主义等形式）带给被它征服的社会”这类普遍论调如出一辙，并且在近些年针对中东的新殖民主义干预（如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中也很明显。

但不可否认的是，耶稣（还有影片的主人公布莱恩 ）受难后的一个半世纪，是一个空前稳定而富裕的时期，被称作“罗马治世”。帝国的扩张陷入停滞。50 万大军在帝国的边境上进行过数次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与强大的安息帝国（位于现今伊朗）之间的战争。此外，帝国的军队还需要镇压境内的一些叛乱，包括犹太地居民的多次起义。抛开这些，这段时期总体还算是一段非常平静的时期。那时候，主导帝国政治上层的地中海精英们能够集中精力治理领土广袤的帝国。政府从整个帝国收取的税款在经济产出总量中的占比达到了惊人的 5%。 ¹³ 这笔钱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军队的饷银，向罗马的数十万居民提供免费粮食，建设基础设施，以及资助异教徒的神庙和祭司等。

罗马人还设法清除了地中海上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威胁商人和旅行者的海盗。于是，后来的人们就可以相对安全地通过地中海和庞大的道路网从帝国的一端前往另一端，这使得商人可以充分享受帝国作为自由贸易区带来的便利。帝国还拥有单一的货币和通用的法律体系，其通用范围远远超出如今欧盟的界限。无论是从欧洲西北部开采的白银、南部出产的酒和橄榄油、俄罗斯南部和小亚细亚半岛北部出产的木材、叙利亚出产的果干、爱琴海岸开采的大理石，还是产自非洲和多瑙河谷的谷物，都能被运往帝国各地。 ¹⁴

贸易网络延伸到了当时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数以千计的异国动物，包括猎豹、狮子、大象和犀牛，被运送到帝国的露天竞技场，以残酷的形式被迫娱乐大众，这也说明了帝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联系紧密。公元元年之初，印度南部的穆济里斯有一个罗马商人社区，其庞大的规模足以支撑起一座奥古斯都神庙。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 Geography ）还展示了公元 2 世纪中期罗马人对世界的认识，其中包括马来半岛和南中国海水域。公元 166 年，中国史官记载了罗马人来访的事件，这标志着亚欧大陆两端的两个大国首次产生了直接联系，而旧大陆将近2/3 的人口都在这两个大国的控制之下。 ¹⁵ ， ¹⁶

“罗马治世”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帝国全境内的公共建筑数量、地中海沉船可追溯的时间，以及在埃及干燥的气候下保存下来的莎草纸文件上记录的工资和价格信息，都表明了这一点。 ¹⁷ 在某项研究中，科学家对格陵兰岛中部通过钻探提取到的冰芯进行了铅污染量检测，这项指标能很好地反映古代世界经济活动的状况，因为铅污染大部分来源于冶炼铅矿石以提取白银的过程，而白银被用于制作罗马的本位银币——第纳里乌斯。 ¹⁸ 铅污染在和平繁荣的时期会加剧，在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时期会下降。在“罗马治世”期间，铅污染量比此前提高了4 倍。

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人口和城镇数量暴增，人口从约6 000 万增长到了约 7 500 万。罗马城发展成了一座拥有超过100 万居民的城市。其他几个城镇，包括安条克、亚历山大港和迦太基，都有数 10 万居民。整个帝国国境内，每 5 个人中就有1 个生活在城市中。 ¹⁹

看到这里，一切都还不错。那么《布莱恩的一生》中所说的罗马人为他们征服的地区带来了淡水、排污设备、公共卫生和药物，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表面上看，他们说得确实是有道理的。罗马人通过引水渠将水从周边输送到城市中，其中一些输水系统的长度超过 100 公里，部分输水系统至今仍旧清晰可见——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南部尼姆附近的加尔桥。罗马城自身有 11 条引水渠为其供水，这些引水渠每天向帝国首都的中心区域输送 50多万立方米的水，即每人每天能使用约 500 升水。 ²⁰ 引水渠提供饮用水、洗浴用水和公共喷泉用水。时至今日，特雷维喷泉中的水仍由一条历史可追溯到公元 1 世纪的引水渠供给。有了供水，人们才可能在罗马这等规模的城市中生活，老普林尼（Pliny theElder）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写道：“整个宇宙中都没有比这更值得我们钦佩的了。”

当然，定期洗浴也是各阶层罗马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公共浴场不仅是洗去污垢的地方，更是人们聚会和社交的场所。古罗马有数百个公共浴场，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戴克里先浴场，能够同时容纳 3 000 人。帝国到处都修建了浴场，从现今英国西南部的巴斯（Bath，是的，这个小镇正因洗浴得名）到阿尔及利亚的弗拉维乌斯温泉浴场——今日的游客依然可以在这个有约 2 000 年历史的浴场中泡澡。罗马城中还拥有豪华的公共厕所，座位排列紧凑，可供数十人并排而坐。帝国首都的地下静卧着一个庞大的排水网络，其中包括马克西姆下水道。根据老普林尼所说，其高度和宽度足够一辆装满干草的马车通过。这条下水道甚至还有专属的女神克罗阿西娜保护。

也是因为这些设施，2 000 年前的罗马城实际上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疾病横行。这一点可能会令人震惊。罗马人并不知道病原体是如何让人生病的，甚至连帝国最杰出的医生盖伦也不了解。 ²¹ 因此，尽管古罗马在土木工程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却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条件都不具备。举个例子，如今人们都知道勤洗手（尤其是在饭前、便后）是防治疾病传播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这种保持个人卫生的举措根本不在罗马人的习惯之列，尽管他们有足够的流水。社区卫生的状况也差不多。古罗马精心设计下水道系统是为了从地势低洼的地区排出积水，而不是为了清除人类排泄物。美国历史学家安·科洛斯基-奥斯特罗（Ann Koloski-Ostrow）清晰地描绘了这样的画面：街道上“到处都是动物的粪便、呕吐物、人类的小便和大便、垃圾、污水、腐烂的蔬菜、动物的皮和内脏，还有人行道两旁各个商铺丢出来的其他废物”。 ²²

古罗马的公共厕所距离最后一次使用已经过去了约 1 500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们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使用时没有隐私可言会显得奇怪。然而，在当年，你还是离它们远一点为妙，它们可不是能够干净利落地冲走人类排泄物的抽水马桶。特别是在夏季，那股气味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硫化氢和甲烷等气体在下水道里聚集，一旦被高温或明火引燃，火焰和人类的排泄物就会从坐厕的坑洞中喷射而出。罗马人共用绑在棍子上的海绵来擦屁股，这又是一桩怪事，显然罗马人缺乏最基本的卫生意识。 ²³

当时，很多家庭都有私人厕所，通常设置在厨房里。大多数厕所并未与公共下水道相连，因为在U型存水弯管发明之前，老鼠和各种其他动物经常出现在人们的住所中。古罗马作家埃里亚努斯（Aelianus）的一个虚构故事描述了一只巨大的章鱼从海里游进了下水道，通过厕所进入了那不勒斯湾一名富商的房子，吃掉了储藏室里所有的腌鱼。 ²⁴ 大多数私人厕所都转而将粪便排入房屋下方的粪坑。如果厕所设在楼上，人类排泄物就会经由红陶制成的管道排到地下室，而在管道的接缝处易发生渗漏。粪坑中的人类排泄物会被定期清理，然后被撒到田野或花园中。 ²⁵ 这种天然肥料增加了作物的产量，但因为没有经过堆肥，也助长了病原体的传播。通过分析古罗马人粪便的成分，学者发现并没有证据能表明厕所的引入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 ²⁶

就连备受赞誉的浴场，对公众健康的危害都大于益处。在古罗马的大型浴场中，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泡在同一池水中。当时的作家抱怨浴场水质肮脏，被人的粪便污染。洗浴者并不使用肥皂，他们更喜欢在全身涂满橄榄油，然后用一种名为刮身板（strigil）的工具将其从身上刮下来。换言之，古罗马的浴场为经水传播的疾病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传播环境。

考虑到卫生设施存在的问题，每年罗马和其他大城市都有许多人死于经水传播的腹泻性疾病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历史学家凯尔·哈珀（Kyle Harper）统计了约 5 000 个古罗马基督徒墓碑上的日期，以了解罗马居民是在一年中的哪一时间段死亡，死亡时的年龄又是多少。 ²⁷ 与现代欧洲相同，在寒冷的冬季，古罗马的死亡人数激增，因为冬季有流感等呼吸道疾病，会夺走老年人的生命。而在炎热的夏季，古罗马的儿童和青壮年的死亡率发生了更明显的增长，这是如今不会发生的情况。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类死亡是肠胃细菌经被粪便污染的水或食物进入身体所导致的，而且多发生于夏季，因为这些细菌在温暖的气候中繁殖得更快。疾病对婴儿和来自乡村的新居民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他们的身体还未形成免疫力。疟疾在古罗马也很常见，很可能是第二大杀手，尤其在秋季最为盛行，因为秋季的雨水结束了炎热干燥的夏季，庞廷沼泽再度成为蚊子繁殖的理想场所。 ²⁸

尽管地方病夺去了大量罗马人的生命，但它们也带来了些意料之外的好处：腹泻性疾病和疟疾在帝国首都周围形成了一道保护力场，所有活到成年的居民都获得了免疫力。但所有外来者，包括意图征服这座城市的，逗留时间过久就很可能患病甚至死亡。至少从公元前 3 世纪末起，疟疾就已经在战争中保护过帝国的首都。汉尼拔曾带领 6 万名士兵、1.2 万匹马和 37头战象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来袭，迦太基军队曾多次击溃罗马军队。然而，疟疾杀死了汉尼拔的妻子、儿子和其手下的许多士兵，这才终结了侵略，拯救了古罗马。 ²⁹

但传染病带给古罗马的益处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罗马治世”为流行性传染病的出现创造了理想的条件。随着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和中国之间远距离贸易的增长，罗马人接触全新病原体的风险加剧了；四通八达、高度城市化的罗马帝国又为快速传播的新型疾病创造了绝佳的温床。传染病的暴发迟早会令这段空前的太平盛世戛然而止，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