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环境代价

除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财富的差距，以及目前工人的不稳定和不满，由于生物—物理资源不断从外围经济体不公平地转移到中心经济体，更富的国家和更穷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全球性的差距。目前，地球上不到1/5的人消费了约4/5的资源，美国仅占全球人口的5%，却使用了约1/4的化石燃料资源 。在新自由主义下，“渐进的”贸易开放取代了经济保护主义（economic protectionism），而生态的不平等被展现为贸易开放的一个好处。阿尔夫·霍恩堡写道，“帝国主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为“全球化”：

把世界贸易开放给越来越不对称的（但是不被承认的）有利于中心国家资本积累的资源流动，目前被表现为全球性的解放。就资源的净转移而言，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通过新殖民主义壮大中心国家的一套委婉的说辞。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这种壮大意味着中心国家精英阶层的壮大，而国内的大多数人被抛在后面。

霍恩堡对“资源流动”的关注正确地强调了一切财富的生物—物理基础，以及它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可以说，不平等从资本主义兴起后就一直伴随着我们，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证明它是资本主义持续前进的一大障碍。但是，面对今天的极端不平等，甚至主流的政客最近（虽然是姗姗来迟地）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正面临空前的生态障碍，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土流失、空气和水污染，以及难以处理的废品。

如果我们看看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数据，政客的态度也没什么奇怪的。虽然有了数字经济和更绿色的技术，但是，目前消费的原材料比人类有史以来任何时候更多——而且分配极不平等。根据最近的统计，地球上有12亿辆机动车、20亿台个人电脑，数量超过人口75亿的手机 。全球每年消费超过920 亿吨材料——生物质（主要以食物的形式）、金属、化石燃料和矿物——而且这个数据每年增长3.2%。1970年以来，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量从60亿吨增长到150亿吨，金属每年增长2.7%，其他矿物（特别是用于混凝土的沙子和砾石）从90亿翻了五倍到440亿吨，生物质的产量从 90亿增长到240亿吨 。

前文已经说过，增长的环境极限，在1980年代之前就得到了确认和强调，并且在最近的许多著作中得到了细致的描述。毫无疑问，目前这种墨守成规的（business-as-usual）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把美国的“美好生活”模式推广到所有人，那么，至少还需要三颗星球来提供必需的资源。因此，就像安德鲁·西姆斯说的，用消费品的市场扩张来衡量成功，无异于用失败来衡量成功 。

硅谷的一些最有钱人士意识到了生态灾难的迫在眉睫，他们拼命寻找个人层面的技术逃生路线，以躲避他们所谓的“事变”（海平面上升、社会混乱、未来环境崩溃的无政府状态） 。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报告说，武器供应商和私人安保服务商已经准备好从灾难中获利 。另一方面，地球工程的倡导者执着于他们对太阳辐射管理的幻想 ，而提倡生态现代化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更环保的技术将使扩张无限持续下去，我们可以在不改变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实现无限的环境友好的增长。

政府和企业精英大概率是相信这些学者的，因为增长依然是衡量经济成功的首要标准。不过，虽然绿色技术，以及发展利用这些技术的更在地的、更民主的制度，在使我们摆脱对化石燃料及其副产品的依赖方面肯定会发挥关键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能够永远维持这种基于持续增长的经济。在目前的经济秩序中，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当然主要是为了推动增长，从而提高利润。事实上，技术是消费文化扩张的一个关键因素——手机、个人电脑和其他个性化IT设备的不断创新或许是最明显的证据（人们普遍认为更纤薄、更智能的版本比早期型号更难维修，所以更快地抛弃它们）。即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而且我们广泛采用了真正可持续的技术，（引用贾森·希克尔最近一篇文章的标题）“增长也不可能是绿色的”。希克尔引用了三项广泛的研究（分别始于2012年、2016年和2017年），其结论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优化资源利用率和限制碳排放，持续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希克尔总结道，“最终，把我们的文明带回到地球的边界内，需要我们摆脱对经济增长的依赖——从富裕国家做起” 。

这种对绿色能源提供无限可持续生产的能力的负面评价，是有多年数据支撑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更高效的技术总是伴随着资源使用的全面扩张和更多商品的生产 。1975年以来，虽然美国每一美元GDP的能源消费减少了一半，但能源需求增加了40%。在航空业，虽然燃料效率提高了40%，但总燃料用量增加了150% 。在欧盟，虽然排放量确实与1990—2012年之间的增长脱钩（decoupled）了，但是它只减少了1%，仅仅是达到欧盟委员会路线图目标所需的四分之一，路线图目标是将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水平的80% 。而且，富裕国家所实现的这种脱钩，部分是由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排放密集型进口（emission-intensive imports）的依赖。同时，最富裕的人依然是排放最多的。如果最富有的10%人把排放量减少到欧盟平均水平，那么，全球总排放量将下降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