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富裕社会的消费模式、该消费模式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在塑造更加平等、可持续的全球秩序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本书认为，环保危机不能靠纯粹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而是需要那些更加富裕的社会努力转变它们的生活、工作、消费模式。各种绿色的科技和举措（可再生能源、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将被证明是生态重建的重要工具，但前提是，这些举措要同一场文化革命结合起来。这场文化革命，将让我们重新思考繁荣，并且抛弃以增长为动力的消费主义。
大多数环保主义者都同意我的论点，尽管不是所有环保主义者都同意。我的论点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另类享乐主义：它反对把消费的必要转变视为一种牺牲和丧失快感的形式。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些转变给了我们超越现有生活模式的机会。现有的生活模式不仅在环保层面是灾难性的，而且在许多层面是毫无快感的，是自我否定的，过于清教徒式地专注于工作和赚钱，牺牲了拥有更多时间、为自己做更多事情、更从容地旅行、消费更少物产所带来的乐趣。关于减少消费的呼吁，常常被人们视为不受欢迎和权威主义的。可是，市场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权威主义的力量——它命令人们牺牲或边缘化一切没有商业价值的事物；它迫使人们整天干着无聊透顶的工作，以生产那些他们通常不需要的物产；它垄断了关于“美好生活”的构想；它让孩子们准备好过一种消费生活。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挑战这样一种假设：当今这种工作压倒一切、不堪重负、时间稀缺、物质成为累赘的富裕生活，促进了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损害了人类的福祉。更不用说，我们的消费对自然界的影响了。发达国家与其追求那些能让劳动力和消费支出无限持续的技术上的快速方案（无论如何，这些方案要么不太可能出现，要么会带来严重风险）
，还不如塑造一种亟需的另类进步模式，打破当前我们思考繁荣和福祉的方式。
不久前，科学家关于人为的全球变暖的警告，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引起公众的重视。但是，2018年10月—2019年5月，我在创作本书的时候，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这几个月里，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危险得到了空前的宣传。乍看起来，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富裕国家，终于承认了这些问题。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许多其他学者、研究者、记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和进步的全球网络中的活动家，多年来一直围绕生态危机及其方案进行调查、研究、报道、宣传。和他们一样，我已经习惯了这些议题和抗争被主流媒体和政客轻描淡写。公众的目光和关切的突然爆发，当然是件好事。但是，我害怕这种关切会迅速消失，而且我依然怀疑这种关切能否导致亟需的政策转变，把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C以下。这是巴黎气候变化峰会所定下的排放目标（当我创作本书时，联合国世界气象协会预测21世纪末气温将上升3°C以上）。
不仅如此，虽然我希望我的怀疑是错的，但是我怀疑，在气候变化造成最灾难性后果的那些地方，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今后依然是严重不足的：目前，我们更容易看到关于航班被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洪涝所干扰、用2800万美元修缮路障和排水沟的报道，而不容易看到关于肆虐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海地的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粮食危机的报道。
最重要的是，我怀疑，当前媒体对气候变化的高度关注能否激起人们对我所谓的“繁荣的政治”的更多兴趣？在英国，我们依然期待着，主流政治争论可以探讨一切劳动力和财富的生产的目的，探讨这一套体系所维系的竞争性、进取性社会是否提供了满足的生活方式。诚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近来备受批评，因为它带来了生态影响，特别是它所产生的碳排放、空气污染、塑料。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也受到了应有的道德讨论和争议，因为它对外围经济体（peripheral economies）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
不过，我们很少发现，消费主义在另类享乐主义的角度（它关注的是富裕的内在消极层面，以及富裕否定和消除了快感）上受到质疑。
在先前关于另类享乐主义的作品中，我认为（或许有些草率了），即使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成功传播不受环保或道德的阻碍，即使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断扩展到每个人，人类的幸福和福祉也不会有所增加。如今，鉴于最近国际植保公约组织（IPPC）和联合国关于地球状况的报告，我们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强调，通过控制增长和转变消费以服从环境约束的紧迫性。一方面，我比过去更加强调重新思考消费的环保（因而也是道德）依据，另一方面，我曾经关注，在这本书中依然关注对另类享乐主义的重新思考所能提供的满足（gratifications）和成就形式（forms of fulfilment）。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我们越是迫切需要改变我们的方式，对享乐主义的批判就越重要。另类享乐主义为创造我们亟需的新的政治想象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本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凸显后消费主义（最终是后增长）的生活方式可能带给我们的快感，来强化这种生活方式的环保和伦理依据。
我的论点注意到了当前人们对富裕生活方式的关注和不满的迹象。这种论点立足于人们已经体验到的矛盾心理（ambivalence），并且试图把人们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隐含诉求宣泄出来。与其说我是在抨击消费主义的过度，不如说我是在指出消费者本身的祛魅（disenchantments）。我考察了时间稀缺、污染、消费者的压力和亚健康，以及消费者对于“工作加消费”（work-and-spend）的生存模式侵蚀或取代快感这一现象的哀叹。虽然我也承认利他主义动机对于转向更简单和更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的重要性，但是，我的讨论主要强调这种转向的利己主义动机。这种强调反映了我的观感：追求那些在采取更负责任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可能获得的事物，或许比渲染气候变化愈演愈烈的恐慌更加有效。我强调利己主义动机也是因为，对于未曾反映在人们自身的经验和回应中的需求（或欲求），我不想做出道德论断。如今已经成为经典的《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或许说得对，他们认为“人们需要身份、共同体、挑战、承认、爱、欢乐”，而且他们认为：
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这些需求，是不停地用错误的办法来解决真正的、永远得不到满足的问题。由此产生的心理空虚感，是对于物质增长的欲望背后的一大动力。一个能容许并清楚表达它的非物质需求、并且找到非物质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的社会，只需要低得多的物质和能量产出，就能提供更高水平的人类成就感。
不过，一个人主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需求是一回事，参考人们的实际经验来证明这一主张是另一回事，阐明能够让这些需求得到集体承认和实现的转型手段（transitional means）更是另一回事。因为我深知这些困难，所以，我不愿意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归纳或强加一套消费者偏好结构。因此，我的讨论从对关切的表达，转向了对另类满足结构（alternative structure of satisfactions）的描述，而不是先预设对这种另类结构的需求，然后在一种理论空白中四处寻找可能体验到这些需求的消费者。
话虽如此，我也确实更加坚定地指出，富裕社会必须与以金钱为动力的、高速的进步观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剥削一刀两断，探索能够实现创造性的、非单调的生活的破坏性较小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要向下列事物开放：对于消费供给形式的新形式的所有权和控制；更多的自给自足、缝缝补补、精打细算；更加绿色的旅行方式；以及更一般地说，一种不以新潮和时尚为动力的满足物质需求的方式。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干更少的工作，从而有更多的自由时光；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或许意味着以不同方式和不同节奏工作。这或许意味着恢复一些古早的、舒缓的生活方式，即使我们同时用最新兴和最智能的绿色技术来供给能源以及医药、交通、农业、建筑等关键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广告对于享乐主义想象的垄断、对于美好生活的描述，必须让位于一种物质文化的绿色美学。在这种美学中，制造污染和浪费的商品将无人问津。
我没有信心说这种变化一定会发生。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纠正对环境最严重的滥用，遏制失控的全球变暖，有效地解决（民族国家内部和全球性的）剥削和不平等，那么，更加富裕的社会需要接受一种不那么扩张的、更加可再生的（reproductive）物质生活方式。我的意思是，他们必须同意，减少依靠商品的更新和换代来供给更加基本的物质需求（食品、家庭用品和家具、服装、玩具、运动和娱乐设备，等等）。但是，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期望拥有更多的闲暇时光，以及享受这种时光的文化和娱乐供给。而且，虽然更加可再生的物质文化提供了更少、更不迷人的商品，但是，它的优点是让商品更加耐用，并且消除了商品固有的易过时性，从而减少了浪费。在倡导这些发展时，我也反对现在左派当中流行的后资本主义、后工作（post-work）的未来的高科技乌托邦愿景，反对这种愿景的反人类主义的精神、对将要取代工人的自动化水平的信任、对消费的相当正统的看法
。与此相反，我认为，未来不仅要有更多自由时光、更不传统的享受自由时光的方式，而且要有更具成就感的工作方式。
综上所述，基于我们对资本主义“进步”所摧毁的生态友好的实践和快感的怀念与赞许，本书反映了这样一种观感：我们需要反抗时代优先论（chronocentrism），因为它拒绝正视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更可取、更快乐的未来的旧资源。虽然我并不提倡不加反思的怀旧或哀歌式的逃避，但是，我推崇这样一种文化政治：它既摆脱了前现代社会的贵族和父权关系，但又试图以全新的形式恢复古早的生活方式的某些有成就感的、可持续的层面。它的目的是开创一种生态友好的政治，它既不是不加批判地热衷于技术，也不是过度地“回归自然”，而是立足于新的工作和休闲方式，以及这些方式提供的感官和精神快感。
这些举措当然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举措截然相反。事实上，它们意味着与我们目前所知的资本主义一刀两断，而且至少要求一种高度管控下的资本主义。它们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目前对增长的承诺，以及以增长为动力的进步和繁荣概念。这种承诺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最近的一项媒体研究发现，每五篇关于经济的文章中就有四篇认为可以使用关于经济增长的正面语言，而不具体说明它的优势是什么
。在富裕的经济体中，这种视角是特别极端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把增长等同于进步的观念
似乎让一些人认为，全世界更多人正在适度改善其健康、教育和购买力的迹象，要比100年后地球是否宜居的议题更加重要。换句话说，按照这种观点，我们产生的变化会不会导致我们这个物种灭绝，更多人是不是会活得更长、在学校待得更久、能够比他们的父母消费得更多，这些似乎都不重要。
依然把进步等同于不停的经济增长、消费文化的扩张、充分就业的人，会认为本书表达的观点是异想天开，而且把本书的建议视为乌托邦。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政治上的代表是绿党，以及左派的一部分人）认为，今天追求最终无法实现的议程的人恰恰是主流政客和支持他们的媒体。对于这类人，本书是更有吸引力的。但是，本书也是另一类人的讨论和信息来源：不管这类人他们在政治光谱中处于什么位置，他们都开始感到关于进步本质的旧的确定性和假设正在瓦解，而且这些假设必须让位于一种更适合我们时代的“繁荣的政治”。
本书也是为了呼吁马克思主义左派重新思考他们对消费的政治重要性的贬低，并且抛弃他们不愿意在当代想象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心态。在这一背景下，我把另类享乐主义视为一种新的政治想象或福祉构想背后的动力。这种政治想象或福祉构想，与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的论点和愿景有关，也与通过商品、服务和技能的分享、回收和交换网络来超越主流市场供给的各种倡议有关。与此同时，我强调，生态危机提出的诉求，不能成为现有的政党纲领的补充，也不能成为通常的政治优势斗争的对象。正如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 Boutang）所说：
绿色诉求（green demands）的自主性——它们不能被简化为某个局势下的可调整变量——不是争夺选举优势的秘诀；它是一种伦理和政治的必要性，为任何希望实现社会变革的左翼政党的身份奠定了基础。现在出现的……是一种新的律令，它能够把激进派和改革派的领域联合起来，让直接的、重大的绿色变革成为政治的驱动力……直接的社会变革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除非民众自己动员起来，否则哪怕最小的绿色变革纲领也不可能得到实施……如果我们决定这种变革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的选择……将会是“开明的”专制政权……没有激进的民主和直接的社会变革因素，就不会有动员。
为本书所做的思考已经持续多年，并且在政治和文化背景（它们本身经历了关键的变化和演变）下经历了愿景和侧重点的关键转变。但是，鉴于社会变革的日益迫切的需求，鉴于我希望它能够为实现变革所需的动员做出贡献，所以，我很快写成了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