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资本主义去自然化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阿尔夫·霍恩堡（Alf Hornborg）、杰森·摩尔（Jason Moore）把我们的关注重新转向工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它对于人为全球变暖的促进作用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重申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讨论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即他对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坚持。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生产形式都涉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生产时代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但是，“构成它的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必须要抽出来”。只有我们恰好抛开了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我们才能把资本（为实现利润对劳动力的投资）视为“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 。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对经济的自然化照样深深嵌入当前的话语中——或许更加根深蒂固了，因为苏联共产主义消亡之后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完全可以说全球化资本主义是唯一选择，是人性固有的选择（因为他们广泛地误用神经科学来解释人类行为，所以他们更容易得出这一立场） 。新自由主义的辩护者把与资本主义积累有关的生产主义动力——一段特殊历史的产物——投射到一般的人类生产活动之上。但是，就像马克思所说，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把物质财富的生产视为生活的主要目的。正如路易斯·安杜埃萨（Luis Andueza）所说：

在资本主义中，无论是人，还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都成了生产物品的手段，这一事实恰恰是马克思眼中整个系统的反常之处，而这些社会关系被商品形式所混淆和割裂的方式是他的拜物教批判的核心。经济形式相对于其动态的人类内容的明显自主性和优先性，是构成资本主义文明的倒立（topsy-turvyness）的原因。

对资本主义优先性的自然化也隐含地表示，地球现在面临的生态灾难是人类经济活动几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同时却无视一种特殊生产方式的具体影响。

当人们使用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时，也做出了类似的回避和遮掩。那些使用这个概念的人不总是承认化石燃料经济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资本主义的优先性，也不总是承认其他生产方式是较少破坏性的，或可能是较少破坏性的。他们往往对环保争议的漫长历史和几十年前的生态灾难警告闭口不谈。如今据说已经成为地质塑造力量的人类（Anthropos）是极其不具体的：这个术语绝口不提不同国家、阶级、个体的截然不同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正如克里斯托夫·博纳伊（Christophe Bonneuil）和让·巴蒂斯特·弗雷索（Jean-Baptiste Fressoz）在对这些议题所做的有益的历史调查中所说：“今天人们可以写一整本讨论生态危机、自然政治、人类世以及盖亚的处境，同时却几乎不提资本主义、战争或美国，甚至不提一家大公司的名字。” 他们提醒我们警惕那些“人类世的宏大叙事”，它们对人类和地球系统的互动的冠冕堂皇的关注安慰了地球上的少数人，忽视了过去和现在的公民社会的环保知识和行动主义，而且支持气候科学专家的技术官僚管理主义 。他们认为：

当我们考虑［环保主义者的］反对意见的多样性和普遍性，以及环境反思的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的历史问题似乎不是解释新的“环保意识”的出现，而是理解这些斗争和警告如何被工业家和“进步”精英保持在边缘位置，随后被遗忘殆尽……因此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人类世这一发现只是最近的事。

杰森·摩尔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把人类命名为一个集体作者，是错误地赞同一种从资本、阶级和殖民主义中抽出来的稀缺性概念；一种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观；以及一种针对历史变革的技术修复进路。在穆尔看来，我们更应该谈论资本世（Capitalocene）时代，而不是接受人类世意识形态所促成的还原论解释 。阿尔夫·霍恩堡不太愿意直接取代资本主义，他指出（至少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同样积极推广化石燃料经济。但是，他也认为，把我们目前的时代称为人类世有忽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风险，而且可能让人以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构成方式的必然结果。他写道：“虽然资本主义的潜能是我们这个物种固有的，但它不是我们生物构造的必然产物，也不是我们负有全部责任的事情。” 他还认为，人类世的困境迫使我们接受，我们现代思想体系的某些方面是对我们所处的生物—物理世界的非常糟糕的反映——这种观点，是在他批评资本主义开创的技术的非自然性，批评技术和货币掩盖了全球经济中极其不对称的生物—物理资源流动的不公正现象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霍恩堡认为，现代全球化技术“不仅在政治上中立地揭露了自然固有的可能性，而且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产物” 。我们不应该把技术“进步”仅仅视为衡量创造力的指标，而且应该把它视为一种占有的社会策略。在这种模式中，当然是那些新殖民化外围而不是新帝国化中心的人们，更多地遭受环境枯竭的后果。真正的进步是认识到“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已成为把工作量和环境负担转移到其他人和其他场所的极其有效的策略。如果把它们视为实现这种转移的策略，那么它们就属于包括奴隶制和帝国主义在内的社会安排的范畴” 。在一番更深入的分析之后，我们会打消长期不平等交换导致的生态“债务”可以用货币术语来理解的想法：“货币不能抵消物理意义上的生态破坏。虽然用货币补偿环境破坏可以减少当代的不满，但是，认为可以计算出‘正确的’的赔偿，或者这些赔偿会以某种方式搞定一切，这是痴心妄想……打个比方，英国生态债务就像它对西非奴隶后代的债务一样无法量化。”

与上述论点非常有关的是，针对关于资本主义主导权及其对化石燃料的追求（英国引领了这种追求，它在1825年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0%，25年后占60%）的技术决定论解释，安德烈亚斯·马尔姆进行了反直觉的批评 。与那种堪称人类世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观点（马克·莱纳斯等人认为，人类世是火的发现的必然后果） 相反，马尔姆（呼应了马克思）强调，某件事的必然条件不一定是它的原因。操纵火的能力是化石燃料经济的必然条件，但不是它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拥有生产资料并选择用蒸汽动力取代水力的资本家的决定。马尔姆认为，虽然蒸汽动力这一选项更加昂贵，但是它胜出了，因为它更适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家对私有财产和个体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独立性的偏好。这种偏好导致资本家们抵制要求棉花大亨互相合作的安排。不仅如此，蒸汽机需要并且得益于蓬勃发展的城市化，更适合对工人进行去技能化，以及施加更强的纪律和控制。马尔姆还证明，虽然遭到强烈反对，但是化石燃料经济一直受到青睐。在19世纪，英国工人抵制蒸汽机所施加的劳动过程；在帝国统治下，印度工人被迫从事煤矿开采。今天，工人们继续抵制被迫从事化石燃料的开采和使用。例如，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存在着对新采掘主义（neo-extractivist）压力的强烈而广泛的抵抗——这种抵抗往往基于与反抗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最初是欧洲人，然后是美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本土政治。这些社区一直处于无情的殖民进程的最末端，殖民化进程试图建立全球化和种族化的化石燃料经济，并通过最严厉手段镇压反对它的企图：谋杀，军事化，土地掠夺，驱赶民众，以及（导致生活贫困并且迫使本土社区廉价地为工业工作的）生态破坏 。

因此，无疑是对利润和权力的贪婪强加了——而且继续强加——化石燃料经济，排除了更加生态友好的替代品。在这个过程中，生命遭到摧残，环境遭到破坏，地球气候也改变了。我们最近了解到，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公司早在1980年代初就从他们的研究人员那里得知，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将在21世纪中叶导致灾难性的全球变暖，但他们向消费者和政府掩盖了证据 。此后情况也没有多大变化：北美地区目前出资修建了全世界处于不同进度302条管道中的 51%（仅在美国，这些管道的产量在2040年前将增加5.59亿吨碳排放） 。2018年联合国关于《巴黎协定》以来推行的变革的进展报告的作者谈到“化石燃料行业对廉价可再生能源的一场大战役。旧经济严阵以待，而且他们对政府施加巨大的游说压力，要求政府拿税收补贴旧世界” 。二十国集团国家助纣为虐，在2007—2016年期间把化石燃料补贴从750亿美元（580亿英镑）增加到1470亿美元（1140亿英镑），使公司能够与廉价的可再生能源竞争 。消费者同样助纣为虐，他们继续他们对内燃机的喜爱，抵制提高化石燃料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