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消费去自然化

我在本章开头指出，对于揭露资本主义在推动全球变暖和环境恶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揭露各种旨在确保资本主义的灾难性霸权的意识形态举措，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史进路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想避免仅仅成为对错误的历史性反思，那么，它肯定要给出一些关于如何改正错误的指导——关于可以和应该用什么东西取代资本主义秩序的指导，关于什么力量有助于这种取代的指导。在提出这种主张时，我承认目前的情况是惨淡的，而且除了对变革的潜能感到悲观，我们很难看到别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论调不愿设想后资本主义格局，不愿设想转型的政治和行动者。但是，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恰恰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被告知没有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所以设想一个替代方案变得至关重要 。一种无法为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提供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将屈服于宿命论，从而屈服于一种（推崇在现实中没有基础的批判理想的）唯心主义。不愿直面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意见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即谁应该担负起经典马克思主义分配给无产阶级的变革角色。

我还想指出，面对消费（包括都市工人阶级的消费）在维持资本主义方面的作用，以及它对气候变化的推波助澜，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继续袖手旁观。19 世纪工人普遍赤贫化，当代工业化社会中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对于劳动力来说唾手可得，这两种情况肯定是截然不同的：今天人们普遍能够消费汽车、航空旅行、电子和白色家电、家庭装修、时尚产品，等等。即使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消费类型也助长了一种有问题的“美好生活”模式。然而，学者向我们提供的，往往不是对这一问题的正确承认，而是（比如杰森·摩尔最近的《生命网络中的资本主义》）对于体系的实体化，仿佛资本是负责任的和自主行动的。学者告知我们资本主义的“傲慢”、“欲望”、“选择”等——而且他们对普通人（不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体系的投票支持者）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相对的抽象。因此，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大多数人只是作为工人参与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再生产。穆尔意识到，今天的关键不仅是阶级斗争，而且是“对于生活和工作的不同愿景之间的斗争”。但是，他很少谈论我们如何发展这一主张，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另类愿景的见解 。

或者换一种说法（借用博纳伊和弗雷索的观点），虽然90 家公司可能确实要对 1850 年至今产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累积排放量的 63%负责，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些排放来自长年累月的房屋修建、建筑项目和无数消费品所使用的化石燃料和混凝土的生产 。像安德烈亚斯·马尔姆说的，虽然我们确实不能把中国的排放归咎于中国工人 ，但是，我们不得不责怪中国工人生产的廉价商品的快捷消费（这种快捷为全球和各阶层的人们所共享）。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富裕国家的大部分人毫不关心生产这些商品的工厂状况，毫不关心许多工人正在抵制征收燃油税，正在反对今天对汽车出行和廉价航班的依赖。当我创作本书时，英国首相正在承诺要冻结燃油税——《太阳报》（the Sun）鼓吹的一项承诺，主要是为了讨好那些“勤劳的家庭”。我们怀疑，在欢迎这一承诺的人当中，很少有人会担忧目前政府所纵容的非法空气污染水平，或者担忧政府对压裂技术（fracking）抗议者的监禁，甚至很少有人担忧特蕾莎·梅在 2018 年党内会议上发表讲话几天后国际植保公约组织关于全球变暖的报告中的可怕预测。与此同时，在法国，在类似的、或许更具爆炸性的情况下，马克龙总统被迫撤销了他计划好的燃油税增收，以平息由此引发的黄背心抗议（Gilets Jaunes protests）。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政策产生的巨大不平等，确实严重破坏了日常消费品环境税的成功出台所必需的社会团结 。不过，认识到紧缩措施和不平等对于增收燃料税的负面影响，这是一回事。忽视了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资本主义经济再生产，这是另一回事——对于这个议题，大部分左派至今都是极其回避的。此外，虽然社会主义者可能在其他方面批评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依然很愿意接受何为“美好生活”、何为“高”品质生活的传统观点。

那些反对把所有环境错误归咎于资本主义西方而忽视苏联政权的生态破坏的人，肯定是切中要害的。但是，如果苏联领导人不那么迷恋西方的消费模式和能源供给，对人类的繁荣有更革命性的思考——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把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消费“自然化”——那么，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不久前提出的观点，在这里依然是适用的：

对西方式发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械仿效。人们太频繁地根据能否追赶或超越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成就（比如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来衡量社会主义的进步。在这场竞赛过程中，人们系统性地压制了一种以生活质量而非技术或消费品数量来衡量的、完全不同性质的进步观念。

另一位早期的红色—绿色思想家（red-green thinker）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的呼吁也是如此：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转型的习惯性想法，是在欧洲文明在技术和科技领域创造的基本条件下废除资本主义秩序——而且不仅是在欧洲。即使在20世纪，像安东尼奥·葛兰西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依然认为技术、工业主义、美国主义、现存形式的福特体系是大体上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从而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人类对现代机器和技术的适应过程的真正执行者。马克思主义者至今很少考虑到，人类不仅要变革我们与生产的关系，而且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生产方式的全部特征，即生产力，所谓的技术结构。人类绝不能认为，我们的视角与任何历史传承下来的需求的发展和满足形式有关，或者与为了需求的满足而设计的商品世界有关。我们在周围发现的商品世界的现存形式，不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它不是必须采取这种方式，才能让人类在智力和情感上得到我们想要的发展。

如果最近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提出关于生态学的创新论点的人不进一步扩展他们的见解，把资本主义视为反常的、反乌托邦的生物圈组织（biospheric organisation），从而对资本主义时代错乱的人类繁荣和福祉的构想进行同样鲜明的去自然化抨击（de-naturalising assault），那么，这将是一大遗憾。用以资本为动力的技术和工业化来定义进步，这种做法不能继续不受质疑了；那些可持续环境足迹最少的国家，也不能继续充当发展中国家美好生活的榜样 。现在，我们应该认为，更少受技术驱动、更少以增长为目标的自然组织，才能创造更先进的福利规范与提供福利的模式。

虽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反对这种观点，但是，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框架内工作的人现在必须把消费的政治化纳入考量，而不是把焦点局限在生产和工人剥削上。他们必须批评资本主义在推广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仿佛这种生活方式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方面的成功，就像他们曾经批评资本主义把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自然化。他们还必须批评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未来所带来的东西的夸大其词的主张。“旺盛的需求”、“按需分配”——虽然这些口号振奋人心，但是，它们不再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可实现目标的恰当概括。因此，我反对一些学术界马克思主义者脱离实际的激进主义，他们乐呵呵地重复一种普遍丰裕的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愿景的姿态，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讯息进行麻烦但必要的重建。蔑视适度消费观念的文化政治，对于什么是后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劳动过程和工人解放，抱有一套过时的假设。即使左派把西方的那种富裕生活标准革命化，使之摆脱对他律劳动（heteronomous labour）的剥削，左派也不能继续提倡平等、普遍地接受这种生活标准。对基于全球分配公平和根本可再生的物质消费秩序的后增长经济秩序的诉求，必须与对充分就业、结束紧缩和全民经济安全的诉求结合起来，甚至取代后者。这种诉求反过来要求我们对进步和繁荣本质的思考经历一场革命——它挑战了消费文化为有能力购买其商品的人提供美好生活的观念，破坏了维持工作对我们生活和价值体系的霸权的企图，而且强调了每个人享受一种不那么高速运转、时间稀缺、进取性的生活方式的快感。只有当左派致力于一种遵循这些思路的另类繁荣政治，我们才真正有希望传递一系列压力，从而产生变革的有效条件。

虽然我反对把消费视为化石燃料经济“罪行”中无关紧要的因素的人，但是，我同样不愿意贬低关于繁荣、消费和“美好生活”的全新观念在推动更彻底的经济转型方面的可能作用。2018年10月的《植物保护公约》要求各国承担“道德责任”，采取行动对全球变暖施加直接和彻底的影响，并且把各国视为变革的主要行动者。从那时起，一些国家承认了我们的“气候紧急情况”。但是，基于它们的历史表现，我们很难看到各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承诺采取必要的彻底行动。可是，谁来施加压力呢？马尔姆认为，傻子才会相信消费者会改变他们的习惯和诉求 。他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而且他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按照他的说法，相信企业精英会强迫国家行动以创造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就更荒谬了。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再以一个团结的无产阶级运动发起对现状的有意义的反对。保罗·梅森（Paul Mason）或许错误地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全球网络成为变革的行动者，但是，他正确地指出，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唯一力量的人没有看到，潜在的变革力量现在变得多么广泛和多元 。无论如何，马克思经典理解下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并试图推翻它的贫苦工厂工人阶层——不再对应当代资本主义形态的现实，以及它的变革的可能来源和行动者。

因此，哪怕是有勇无谋的，我依然在下面几个章节中对富裕消费文化进行了回顾和批判，挑战左派和右派关于消费的快感和消费作为“美好生活”必然榜样的共识，同时也强调了对消费的抨击的破坏性政治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