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何为另类享乐主义？为何当今需要另类享乐主义？

虽然与资本主义增长经济及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有关的繁荣模式一直备受批评，但是，它对我们关于进步和“美好生活”的构想产生了强烈影响。许多人都捍卫这种繁荣模式，认为它是自由和民主的保障，以及实现高质量生活的唯一手段。的确，资本主义至少在更富裕国家带来了诸多好处，而且人们已经证明它与种族、性别和形态方面的社会进步议程的推进相一致。但是，这种好处的代价是对人群和环境的剥削；而且它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时候，恰恰是它最受到政治管束的时候，就像在二战后的欧洲社会民主国家那样。

最近几十年，随着战后社会民主沦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增长的社会代价飙升，引发了令人担忧的后果。在英国、欧洲和美国，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来自右派的民粹主义崛起 ，就反映了人们的不满。这些人被排除在新自由主义受益者享有的发财致富、文化资本和国际化生活方式之外——这种不满，表现在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极右翼及其新媒体、运动、政党的崛起上。几乎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政治精英们的后知后觉或沾沾自喜，他们几十年来要么没有看到这种不满的出现，要么选择忽视它。或许，主流的中右翼政党（尽管他们一直是选举失败者之一）在遏制新右翼的崛起上毫无作为，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或许尤其要责怪中右翼政党，他们到目前为止似乎更渴望拥抱而非抵制新自由主义。

在英国，虽然人们称赞新工党1997年的选举胜利结束了近 20 年内耗严重的保守党统治，但布莱尔政府毫不关心眼皮子底下贫富差距的扩大。新工党商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只要人们交税，我们对他们的暴富就心安理得。”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来遏制富豪们的贪婪和炫耀消费。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表示，197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中工人的份额从70%下降到55%。被雇佣者的收入比例还不如1770 年代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情况 。靠国家福利维生的人——失业者、长期病残者、老年人——活得很艰辛：经历了十年的紧缩之后，物价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福利支出却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 。

愈演愈烈的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席卷了全世界。1990—2005年印度、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持续经济增长期间，富人相对更富了，穷人相对更穷了。1990—2007年这17年里，最底层的10亿人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额只提高了0.18%（按照这个速度，他们要855年才能占全球收入的10%）。一位世界银行（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估计，无论是相对全球不平等，还是绝对全球不平等，目前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 。而且不平等愈演愈烈：2019年1月，乐施会（Oxfam）报告，全球2200名亿万富翁的财富在前一年增加了9000亿美元或6870亿英镑（每天25亿美元或19亿英镑）。最富的人的财富增加了12%，世界上最穷的一半人的财富却下降了11%。2018年底，仅仅26个富人拥有的财富就等于最穷的一半人（这个数字在2016年是61人） 。富豪们的财富现在主要来自积累的资产（如股票、房产、现金存款）的股息、利息和租金——这些都是从他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中榨取财富的手段。他们只有20%不到的收入，是来自薪水 。

与这些发展趋势相伴随的，是依然还在生产的人们的状况和体验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给工作世界带来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并且必定会挑战目前的经济现状 。即使工作伦理尚且掌控着商业思维和社会政策，但是，自动化持续地破坏工作稳定性与取代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工人承受着零工经济（gig economy）和零时合同（zero-hours contracts）的不稳定性和滥用，同时，对工作的强烈依赖伴随着对许多产品的价值和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日益怀疑。随着工作越来越朝不保夕，对工作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工作提供的目的感也越来越少。即使担任薪水稳定的职位的人也发现，工作挫败而非促进自我表达和个人成就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位评论者说：

工作既是最受追捧的活动之一，也是最受抱怨的活动之一。人们之所以追捧它，是因为它提供满足物质需求的收入，因为它是塑造身份、成为他人生活模式一部分的最受社会认可的途径。但是，无论是因为工业生产线的单调，当今高度敬业的组织的情感和表演诉求，现代呼叫中心的“电子全景监狱”（electronic panopticon），还是因为长时间工作的压力，工作往往是痛苦的，就像它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