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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开眼睛时，维罗妮卡并没有想“这应该是天堂吧”。天堂里绝对不会用荧光灯照明，而且这疼痛，这瞬间的疼痛绝对是属于人间的。啊！这人间的疼痛啊！它独一无二，绝不可能与其他东西混淆。

她想动一动，但痛楚加剧了。她眼前出现了很多小小的闪光点，维罗妮卡明白，这些光点不是天堂的星星，而是由极度的痛楚造成的。

“你醒了，”她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你现在双脚踏进了地狱。欢迎你！”

不，不可能。那个声音在骗她。这不是地狱，因为她感到很冷，而且发现自己的嘴和鼻子都插着管子，其中一根一直插到喉咙下面，让她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她想动手拔掉管子，但是胳膊被绑住了。

“我开玩笑呢，这不是地狱。”那声音继续说，“那个地方我可没去过。这儿还比不上那儿呢！这里是维雷特。”

尽管维罗妮卡痛楚难当，喘不上气，但她一下子就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想自杀，有人来救了她。也许是修女，也许是不期而至的女友，也许是什么人想起来把她落下的东西还给她，而她自己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事实就是，她活了下来，现在人在维雷特。

维雷特颇有名望，是一座令人生畏的疯人收容所，从一九九一年，即国家独立的那一年便开始存在了。那个年代，人们觉得南斯拉夫的分裂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事实上，斯洛文尼亚不过遭遇了十一天的战争），一群欧洲企业家获得允许，在一所因维护费用高昂而废弃的军营旧址上建立一家精神病院。

然而不久之后，战争便开始了：先是克罗地亚，后是波黑。企业家们忧心忡忡：投资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有的连名字都不大清楚，这样很难和投资人坐下详谈，求得原谅，请他们再耐心一点儿。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在精神病院采用了一个不值得称道的政策。对于这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共产主义的年轻国家来说，维雷特便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最不好的一点：只要有钱，就可以弄到床位。

很多人因遗产争议（或其他不合宜的行为），希望摆脱某个家庭成员。只要他们付上一笔钱，便会搞到一份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父母关进医院。还有一些人或是欠了钱，或是犯了事，可能会坐很长时间的牢，也会在疯人院待上一阵，等出来的时候，就不用还钱或坐牢了。

维雷特，没人逃得出去。这里有司法机关和其他医院送来的真正的疯子，也有被人诬陷或装疯卖傻的人。结果是乱成一团，报纸上时不时地爆出丑闻，说医生虐待病人，滥用职权，尽管根本没人获得允许进入疯人院，亲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调查过这些指控，但没有真凭实据，而且股东威胁说，会让其他人知道外国人在当地投资有多么艰难。因此疯人院一如既往，甚至越来越壮大。

“几个月前，我姨妈自杀了，”那个女人接着说，“整整八年，她不想离开房间一步，胡吃海塞、发胖、抽烟、服安眠药，大部分时间在睡大觉。她有两个女儿，丈夫很爱她。”

维罗妮卡想把头转到声音发出的方向，但没法做到。

“只有一次，我见识了她的反抗，那是在她丈夫找了一个情人的时候。她大闹了一场，消瘦了好几斤，家里的碗都被她砸得稀烂。她连着几星期大喊大叫，邻居们都没法睡觉。你可能会觉得这很荒唐，但我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她在为一些东西斗争，她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能够对抗所有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事和我有什么相干？ 维罗妮卡苦于有口难言，只能心底暗想， 我又不是她姨妈，我又没有丈夫！

“她丈夫最终甩了那个情人。”女人接着说，“我姨妈慢慢地回归到了惯性的消极中。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已经戒了烟。而就在同一个星期，由于没烟可抽，她加大了安眠药的用量，然后通知大家，她要自杀了。

“没人相信她的话。一天早上，她在电话录音里给我留了一个口信，向我告别，然后开煤气自杀了。这个留言我听了不止一次：我从没听过她这样讲话，语气如此冷静，如此认命。她说自己谈不上很幸福，也谈不上不幸福，正因如此，她再也没法忍受这种生活了。”

维罗妮卡同情这个讲故事的女人，看上去她很想理解姨妈的死因。在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的世界里，该怎么评价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没人能做出评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受的什么苦，或是自己的生活多么没有意义。维罗妮卡想辩解几句，但是插管堵住了她的嘴，让她有点气闷。女人赶过来帮忙。

她看到女人躬下了身子。她的身体绑缚在床上，还插了管子，防止她把自己毁掉。这背离了她的意愿和自由意志。她的头从一侧摇向另一侧，眼睛里写满哀求，希望别人帮她把插管拔掉，让她安安静静地去死。

“你太激动了。”那女人说，“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后悔了，还是依然想死。我不关心这个。我只关心一点：我得尽到责任，当病人焦躁不安时，按照规章要求，我得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维罗妮卡停止了反抗，但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便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她没有做梦，唯一记得的是刚刚看见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一种全然冷漠的神情，这属于一些因为不得不做而去做事的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规章要求这样或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