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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睁开眼睛时，第一次发现自己换了个地方，现在她似乎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胳膊上依然吊着点滴，而其他的针和线已经被拔除了。
一位医生站在她床前。他很高，穿着一件传统的白色长袍，这与他那刻意染成黑色的头发和髭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身边站着一位实习医生，手中拿着一个硬皮本子，正在记录。
“我在这里待了多久了？”她问道。她发现自己说话有些困难，没法把话说清楚。
“在病房待了两个星期，之前还在急救室待了五天。”老医生回答道，“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你还在这里。”
年轻一点儿的医生面露惊异之色，仿佛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一般。维罗妮卡马上发现了他的异常，本能地想： 难道我待的时间不止这么长吗？我现在还没脱离危险吗？ 随后，她开始注意起两位医生的一言一行。她知道提问是没用的，他们不可能实话实说，不过如果她足够机灵，至少可以了解现在的情况。
“告诉我你的姓名、住址、婚姻状况和出生日期。”老医生接着说。
维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姓名、婚姻状况和出生日期，但是她发现自己的记忆出现了空白：她竟然记不得住址了。
老医生拿灯照着她的眼睛，检查了很久，一言不发。年轻医生也照做了一遍。两人交换了眼神，但从眼神里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曾经和夜班护士讲，我们看不到你的内心？”年轻医生问道。
维罗妮卡记不得了。她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又在这里做什么。
“你总是靠安眠药入睡，这会损害你的记忆力。请尽力回答我们问的所有问题。”
医生们开始问一些荒谬至极的问题：卢布尔雅那最重要的媒体有哪些？广场上的那个雕像是哪个诗人？（啊！那是她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他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每个斯洛文尼亚人的内心深处。）她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她同事叫什么名字？图书馆哪本书最受读者欢迎？
一开始维罗妮卡不想回答，她的记忆依然是一团乱麻。但是随着提问的深入，她慢慢地记起了忘掉的东西。终于，她想起自己身在精神病院，而疯子是没有义务前后一致的。但是为了自己着想，只有把医生留在身边，她才能发现更多和病情有关的东西，于是她开始努力思考。慢慢地，她想起了更多的名字，更多的事，不但记忆恢复了，而且连个性、欲望与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回来了。自杀的这个想法，那天早上本来被镇静剂深深掩埋了，现在又蠢蠢欲动，呼之欲出。
“好了。”问话结束时，老医生说。
“我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年轻医生垂下眼帘。她感到一切都虚无缥缈，仿佛一旦这个问题得到答复，她的生命就将写下新的一章，再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
“你但说无妨。”老医生指示，“很多病人已经听到了风声，她迟早会知道，在这个地方什么秘密都守不住。”
“好吧。这命啊，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年轻医生叹了一口气，权衡着话语的轻重，“你要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你滥用麻醉剂，造成了深度昏迷，心脏受到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心室有一处坏死……”
“说得简单点。”老医生说，“直接说她关心的事。”
“你的心脏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很快就会停止跳动。”
“这是什么意思？”她害怕地问。
“心脏停跳只意味着一件事，就是肉体的死亡。我不知道你信仰什么宗教，但是——”
“多长时间之后，我的心脏会停跳？”维罗妮卡打断了他。
“五天，最多一星期。”
维罗妮卡发现，在专业行为的表象与忧虑关心的神情背后，这小伙子竟因自己的话感到莫大的快乐，仿佛她罪无可恕，是其他人的负面教材一般。
维罗妮卡知道，她的一生里，很多她认识的人都热衷于谈论其他人的不幸，仿佛他们十分情愿伸手相助，实际上他人的不幸让他们很开心，因为这样他们便能自认为幸福，相信生活对他们更加慷慨大度。她厌恶这种人，决定不给这个小伙子机会，不让他利用自己的病情掩盖他的失意。
她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然后笑了。
“那么，我还真没做错。”
“不。”这便是回答。他道出这个悲哀的消息，本来感受到的无穷快乐此刻却消失无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