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城市“蜂鸟”

它的嘴巴像一根细细的针，而它的舌头像一根细细的线；它的眼睛犹如两个闪闪发光的小黑点；它翅膀上的羽毛非常纤细，看起来像透明的一样；它的两只脚又短又小，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它很少使用自己的双脚，因为白天总是在空中翱翔，只有在晚上休息时才会停下来；它能够连续飞行很长时间，而且速度很快，还会传出嗡嗡的响声。它扇动翅膀的频率非常高，所以停在空中时看起来像是静止的。人们看见它停在一朵花上一会儿，然后就像箭一样飞到另一朵花上。它最喜欢在花丛中穿梭，将细长的舌头伸进花蕊中，用双翅抚摸花朵，但它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更不会一去不返；因为它随心所欲地行动，所以才会来去无常……

18世纪法国著名博物学家乔治·布封（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on）笔下刻画的“它”指的是生活在南美大陆的一种鸟。从平均海拔3660米的安第斯山脉到占地700万平方公里的亚马孙热带雨林，它们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鸟犹如自然界的精灵仙子，由于它们的羽毛绚烂多彩，有着火焰般的炽热色彩，美洲印第安人便把它们比喻为“太阳之光”；又因为它们身躯娇小，体重只有大约二十几粒米的重量（一粒米的重量大约是0.05克），早期殖民到南美大陆的西班牙人便把它们称作“米粒鸟”。但是，这种鸟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并且形容贴切的名字——“蜂鸟”。别看它们个头很小，和一般的蜜蜂差不多大，但在飞行技术上却远胜蜜蜂一筹。它们不仅可以敏捷地上下飞、左右飞，还可以倒着飞。不过，它们最为人称道的独门绝技还是悬停在空中取食花蜜和昆虫。

与很多动物一样，蜂鸟甫一出生便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它们既要提防来自天敌的攻击，还要汲取足够的食物维持生存。但很少有动物会像蜂鸟一样过着极尽严苛的生活。每天清晨，它们都从饥饿中醒来，然后便开始在栖居的安第斯山脉的热带云雾林中寻找食物。尽管它们个个都是驾轻就熟的“飞行员”，每秒可以扇动翅膀90余次，并且能以惊人的速度和灵敏度在丛林中穿梭飞行，但这同样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因此它们需要及时补充能量。蜂鸟所需的能量主要来自富含糖分的花蜜。但由于每朵花的花蜜所能提供的能量仅够它们从一朵花飞到下一朵花，因此它们每天需要吸食差不多自身重量的花蜜，也就是每天要采集将近一千朵花才能勉强维持生存。如果突然因为某种原因一天没有进食，那么它们很快就会因饥饿而亡。因此，蜂鸟每天都依据紧张的能量预算生存，一天当中只给自己留非常少的预算用于休息和犯错。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300多种蜂鸟，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一种体型娇小的红喉北蜂鸟（ Archilochus colubris ）。因为它们小巧玲珑，平均体重只有3.6克，但是每年春天都会从墨西哥、中美洲出发，飞越3000多公里，到美国、加拿大去度夏，它们在那边筑巢繁殖，等到秋天来临，它们又会飞回气候温和的墨西哥、中美洲过冬。 而为了完成这一旅行，其间它们必须飞越超过800公里的墨西哥湾——考虑到蜂鸟需要持续进食花蜜来维持生存，这种距离的迁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美国亚拉巴马州的摩根堡（Fort Morgan）是许多蜂鸟飞越大海之前的必经之地。1987年，生活在摩根堡的鲍勃·萨金特（Bob Sargent）和他的太太玛莎（Martha Sargent）开始为飞进他们家后院的红喉北蜂鸟戴脚环，他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蜂鸟与其他鸟类研究小组（Hummer/Bird Study Group），先后为超过3万只红喉北蜂鸟佩戴脚环。每个脚环上都有独特的编号，记录了蜂鸟的性别、年龄、身高与体重等信息。给蜂鸟戴上脚环后，人们就可以了解它们迁徙的规律。后来在脚环的基础上，出现了更先进的卫星追踪技术。科研人员只需给动物佩戴一个卫星追踪器，便可以根据卫星传回地面接收站的数据，确定动物在某一时间所处的地理位置。

目前来看，世界上的绝大多数蜂鸟都生活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它们好像在追逐太阳，跟着它前进、回归，并且乘着风伴着春天翱翔。” 但在北回归线以北，更准确地说——在北纬40度，东经116度的北京中关村——同样有一群“蜂鸟”，他们每天在方圆3公里以内的区域忙碌。不仅在北京，在上海、深圳、广州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两千多座城市 ，人们都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蜂鸟：他们身着绚丽多彩的“羽毛”，一大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都市的商业中心，在商业中心周围四处“飞行”，忙着“采集花蜜”，然后飞速地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奔跑于高楼大厦、社区楼宇之间。他们的行迹杂乱无章，但却铺天盖地，以至于名不见经传的市井小巷也曾留下过他们的身影；而当夜幕降临以后，他们又四散而去，“栖息”在都市商业中心的周围。他们每天“飞行”40—60公里。一年下来，“飞行里程”可以达到2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半。他们不仅早已化身为都市快节奏生活的一道亮影，而且由于他们的存在，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高效便捷，他们也因此成为都市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这群特殊的城市“蜂鸟”却并非大自然的杰作，而是平台经济的产物。在中国，这个特殊群体的规模或许已达上千万。在平台经济日益繁荣的中国，这群特殊的城市“蜂鸟”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外卖骑手。

早在平台经济出现以前，“堂食”才是人们日常生活餐饮的主旋律。所谓堂食就是指店内消费，顾客不带走，餐厅也不外卖。堂食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 ，而且一直是中国实体餐饮行业经营的主要形式。但是外卖平台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一直以来的就餐方式。最早的外卖平台——电话订餐和网络订餐——出现在肯德基和麦当劳这样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全球餐饮连锁公司。为了提高配送效率、确保食物的新鲜和口感，两家公司都不约而同地为送餐员提供了电动车和保鲜箱。统一的着装和专业化的送餐装备不仅提升了公司口碑和形象，而且开创了外卖送餐的先河。很快，许多商家跟风效仿，在堂食之外提供外卖服务。必胜客、真功夫等大型连锁快餐公司还专门成立了外卖订单呼叫中心。

外卖平台App（Application缩写，指应用程序）的出现改变了电话和网络订餐模式。借助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应用软件技术的发展，外卖平台App可以非常方便地安装在顾客、商家和骑手的手机中。顾客通过手机下单，商家接单以后向骑手呼单，骑手通过手机接收订单，再根据订单要求送餐即可。由于外卖平台App可以提供大量免费、便捷和多样化信息，帮助顾客快速找到中意的外卖信息与服务，因此通过外卖平台App订餐逐渐成为外卖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2012年4月，饿了么App上线。2013年11月，团购网站美团宣布加入外卖市场竞争。2014年5月，搜索引擎百度也加入了外卖市场的混战。一时间，中国外卖市场呈现豪强逐鹿、三足鼎立之势。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快带动餐饮O2O（Online to Ofine，指线上到线下的商业模式）市场的繁荣发展。根据艾瑞推出的《2016年中国外卖O2O行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餐饮O2O市场规模为1615.5亿元， 2017年突破2000亿元，预计2018年达到2430亿元。 DCCI发布的2019年外卖行业报告——《网络外卖服务市场发展研究报告》则显示，我国已有45.4%的网民使用过网络外卖服务，网络外卖用户规模高达3.6亿。其中，“点外卖正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使用网络外卖平台的主要原因，占此原因的用户规模从2018年4月的41.5%增长至2019年2月的44.5%。

如同网购带动了快递业一样，外卖平台也创造了数量可观的就业岗位。截至2017年6月，饿了么已经覆盖全国2000多个城市，加盟餐厅130万家，用户量达到2.6亿人，服务于蜂鸟即时配送平台的注册骑手超过了300万人。 饿了么CEO张旭豪曾在2016年指出：“今天全国包裹总数在5000万个左右，本地生活即时配送在500万单左右，五年后很有可能即时配送订单增加10倍，到5000万，按每个人50单左右的运量，将产生100万人的就业岗位。” 但是仅仅不到两年时间，截至2018年底，饿了么官网上显示的注册骑手人数就已达300万人，美团注册骑手也已经达到了270万人。据估计，中国外卖骑手数量实际已经突破1000万人。

如今“指尖消费” 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手机订餐、一键邮寄、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不仅使日常生活产生革命性变化，而且正形成“顾客—平台App—商家”的全新商业模式。在线上抑或“台前”，顾客指尖轻点手机上的外卖平台App就可以从餐厅下单，不一会儿工夫，就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品尝到中意餐厅的美食。但在一切便捷美好的背后，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线下抑或“幕后”长久被忽视的劳动。曾经有人说，中国互联网外卖市场和O2O企业的浮沉是建立在无数外卖骑手的肩扛手提之上的。 因此，在唱响平台经济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美好的同时，我们也理所应当留意那些支撑起整个平台经济的劳动者。在中国，参与平台经济的劳动者数量正与日俱增。当前每100个新增就业岗位中，就有10个岗位来自平台企业，而到2025年，将有超过1亿人从事与平台经济有关的工作。 不仅如此，与大多数传统行业相比，参与平台经济的劳动者明显表现出新的特点：他们享有更高程度的自由，可以自由决定上下班的时间，而且在工作中拥有更高程度的自主权。

平台经济赋予了他们看似不同于大多数传统行业的自由上下班和无人监督与管理的特权。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平台经济背后的资本已经放松了对劳动一直以来的控制和管理？如果是，那这与劳动过程理论一直试图揭示的核心问题——资本控制与管理工人的手段——相悖，对此我们该如何解释？如果不是，那平台经济背后的资本又是如何巧妙地掩饰自己对劳动的控制和管理的？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当前无人监督和管理的背景下，成百上千万的平台经济劳动者却可以有条不紊地工作，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能够保持井然有序的原因是什么？这背后，技术发挥了怎样的功效？顾客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劳动秩序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劳动者的故事？带着对上述问题的好奇，我决定进入外卖骑手的世界，以局内人的身份亲自去寻找答案。

*　*　*

本书旨在通过对北京中关村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回应平台经济背后的劳动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亦即平台经济中资本是如何控制和管理劳动的。全书分三篇，每篇各三章，共九章。

上篇“成为外卖骑手”，以我自己送外卖的经历为主线，展现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由于平台系统（外卖平台App）、顾客、商家、站点、交警和保安等对象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因此平台经济劳动秩序的形成离不开外卖骑手与这些对象之间的互动。但由于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是围绕平台系统（外卖平台App）展开的，因此外卖骑手与平台系统（外卖平台App）之间的互动是其中最重要的。

中篇“平台经济的魔力”，以外卖骑手与平台系统（外卖平台App）之间的互动为主线，引出平台资本的控制手段。一方面，平台经济以低门槛准入、高收入回报、自由公平与透明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量低学历、低技能的普通劳动者，造就了平台经济就业繁菜的景象。但另一方面，面对成百上千万的外卖骑手，摆在外卖平台公司面前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进行管理。通过对外卖骑手与平台系统（外卖平台App）之间互动的深入分析，一种新的控制手段——数字控制——浮出水面。平台经济的魔力就体现为，它不仅可以凭借自身魅力吸引成百上千万的劳动者，还可以借助数字控制这一祛魅手段成功管理他们。

下篇“劳动秩序与控制”，以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为主线，揭示了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呈现的新特点以及数字控制背后隐藏的资本秘密。

第一章“进入圈子”，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进入外卖骑手圈子的过程。第一节介绍了骑手留给我的最初印象。由于他们总是火急火燎地在路上送餐，这让我意识到，要想研究他们，我必须融入他们，因为只有融入他们，我才能真正体验到他们工作时表现出的那种紧迫感，也只有真正融入他们，我才能从实践逻辑而非理论逻辑去理解他们。第二、三节展示了我进入他们圈子的坎坷历程。由于在研究之前，我从未点过外卖，对外卖骑手也知之甚少，因此进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直到遇见保利，在他的帮助下，我才终于有机会进入骑手的圈子。保利也因此成为我故事的主人公。第四节讲述了我从隐瞒自己研究者的真实身份到如实相告的过程。尽管如实相告让我一度非常担心自己会失去骑手的信任，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我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第二章“骑手保利”，通过外卖骑手保利的故事，展现平台经济背后的劳动者故事。第一节从保利进京开始说起，讲述了外卖骑手离家外出打工、在北京安顿以及正式开工前的准备。第二节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场所，也是田野调查的地点——中关村食宝街。食宝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成为各大外卖平台公司争相竞逐的驻扎地，因此汇集了很多外卖平台公司的骑手；而骑手又拓展了食宝街的服务范围。骑手与食宝街之间可谓相辅相成。第三节以保利第一天上班为例，按照时间顺序，细致刻画了骑手一天的工作，目的是以叙事方式带领读者走进骑手的工作世界，切身感受骑手的劳动过程。最后，我试图揭示平台经济中的劳动秩序不再是简单的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关系，平台系统（外卖平台App）、商家、站点、顾客、交警和保安也参与到了劳动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因此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是外卖骑手与他们之间的互动形成的网络关系。

第三章“人造‘单王’”，围绕骑手如何成长为“单王”这一中心，逐一介绍劳动秩序的构成基础——外卖骑手、顾客、商家、保安、交警和站点，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第一、二、三节从我加入外卖骑手团队开始，先后介绍了骑手等级，单王和单王传授的送餐“真经”，以及公司组织的线下培训。每一个新入职的骑手都要从青铜等级做起。骑手等级越高，拿到订单的概率也越高。“单王”是每个月团队跑单数量最多的骑手，但是单王并非完全靠蛮力取胜，而是在长年累月使用平台系统的过程中发现了平台系统的“漏洞”，单王传授的“真经”本质上就是利用平台系统的漏洞。公司组织的线下培训则主要从“话术”入手，结合具体的送餐场景，试图教会骑手如何避免差评和投诉，提升好评率。如果说单王传授的“真经”是骑手送餐必须掌握的“硬技巧”，那么公司培训的情感话术则是骑手不可或缺的“软技巧”。第四、五、六节从横向的角度描写了骑手与顾客、商家、保安、交警以及站点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关系不仅构成了劳动秩序的基础，而且丰富了骑手劳动过程的内容。而妥善处理这些关系也是成为单王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第一和第六节还从纵向的角度揭示了团队走向分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人造单王”的揭露掀开了团队内部一直隐藏的关系网。由亲缘、乡缘和地缘编织的关系网一定程度上动摇着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

第四章“骑手起底调查”，以了解骑手全貌为目的，通过问卷调查和饿了么、美团发布的报告数据，对骑手群体轮廓进行白描。第一节介绍了目前存在的骑手类型。第二节通过问卷调查和两份头部外卖平台公司发布的报告，对骑手群体形成基本认识：他们以20—35岁的男性青壮年为主，大部分来自外省的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普遍在高中以下，大部分已婚并承担起抚养下一代的责任。第三节从分析骑手的收入与支出入手，发现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省，因此在大城市打拼的基础——衣食住行——会成为他们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由于早婚早育，他们大多数肩负着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家庭责任。因此，在低学历低技能，又无工作经验的情况下，现实生活的压力会把他们自然推向散发着“高收入、自由、公平”魅力的平台经济。

第五章“平台经济的魅力”，从平台经济的“魅力”入手，分别从技术、经济与文化层面总结了平台经济吸引外卖骑手的原因。第一、二节分别从生（物）理条件和技术条件说明平台经济准入的低门槛。第三、四、五节分别从高薪酬回报、等级晋升和荣誉激励阐释平台经济在经济上给骑手带来的高回报。第六节从自由、公平和透明的工作体验上呈现平台经济独特的文化氛围。总之，新兴的平台经济以技术上的低门槛、经济上的高回报以及文化上的“自由、公平和透明”成功吸引了大批来自农村和城市基层的劳动力。在进入平台经济以前，他们普遍都有在农业、制造业、建筑业、低端服务业打工的经历。禁锢的等级、严密的监管以及拖欠工资的遭遇让他们对无人监督和来去自由的平台经济心驰神往。在既没有学历技术背景又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门槛低、收入高并且强调“自由与公平”的平台经济为他们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并最终催生了平台经济就业繁荣的景象。而这也引申出了我们一直关心的问题，即如此庞大的用工规模究竟是如何被井然有序地组织起来的？

第六章“祛魅：如何管理成百上千万的骑手”，通过探讨平台经济劳动秩序中最重要的一对互动关系——骑手与平台系统（外卖平台App），回应平台经济劳动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一、二、三、四节分别围绕平台系统所展现的理性化维度——效率、可计算、可控制和可预测——进行逐一分析，进而回答平台系统为什么能取代人的管理对外卖骑手进行控制和管理。总的来说，平台系统通过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了管理效率的极大提升，将劳动秩序纳入到可计算的程度，实现了对劳动的高度控制和精准预测。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平台经济的核心是平台系统，而平台系统的核心是数据。平台系统取代资本和管理方实现对劳动的控制和管理，依靠的正是其背后的数据、算法和模型。因此平台系统背后的“数字控制”浮出水面。数字控制体现了资本对劳动控制的强化而不是削弱，而且这种强化过程极其隐蔽，因为平台系统收集数据和运用数据结果的过程极其隐秘。数字控制的隐秘性掩饰了资本控制和管理劳动的事实。

第七章“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所表现出的新特点。第一节从劳动关系的角度入手，外卖平台公司通过将控制的三个职责重新分配给平台系统和顾客，一方面把传统的劳资冲突“转嫁”给平台系统和顾客，另一方面看似放松了对劳动的控制和管理，实则淡化了自己作为真正雇主的责任。骑手也因此产生了“自由”和“自主性”的感受。第二节从劳动过程的角度入手，指出外卖平台公司延续了科学管理的思想理念，对劳动过程进行不断的拆解与渗透，拆解掉可以由平台系统取代的核心工作；同时对于平台系统暂时不能取代的核心工作——骑手配送——进行渗透，即尽可能地提供技术协助。更重要的是，骑手参与共建了平台系统——更准确地说是外卖平台公司——对自身的控制和管理，即参与到数字控制的过程中。因此，资本通过平台系统及其背后的数字控制实则在强化而非削弱对劳动的控制和管理。

第八章“数字控制背后的秘密”，试图通过探究外卖送餐行业一味追求“快”的真实原因，揭示数字控制背后隐藏的资本秘密。第一节从“好单子”引发的思考提出了为什么外卖送餐行业会追求快，因为无论顾客还是骑手都在不假思索地一味求快。第二、三节分别从顾客和骑手的角度，指出他们的时间与速度观是经由外卖平台公司建构的结果。第四节指出外卖平台公司之所以建构快的时间与速度观，根本上是资本利益驱动的结果。作为资本代表的商家、外卖平台公司以及第三方劳务公司（代理商）无一例外都从“极速”的追求中获利。第五节通过实际案例进一步证明资本通过追逐速度获利的本质。第六节揭示了外卖平台公司在追逐速度获利的同时，还在尽可能地延长追逐时间，即让骑手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

第九章“结论与思考”，是对全书进行的回顾、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