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非同寻常的时期

夜色降临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这座靠石油发家的城市显得格外粗犷。此时，市中心街道上现出一队警探来，他们集结在一栋大楼底下，大楼一层的会议厅挂着黄色的窗帘。等集结完毕，他们便冲进房间。

这天是1917年11月5日，他们突袭的房间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简称“世界产联”）设在塔尔萨的总部。世界产联是美国最激进的工会组织，当时正在组织策动塔尔萨城的石油工人。不知什么原因，有人把世界产联的工会成员称为摇摆人 。警探们疑神疑鬼，在房间里乱搜。他们打着手电筒，详细探查各个角落，结果一无所获，一点犯罪证据都没捞到，只发现了11名世界产联成员，他们看书的看书，玩牌的玩牌。因为没有其他罪名，警探便以流浪罪将这11人全部逮捕，押上警车。第二天，作为俄州石油行业的喉舌，《塔尔萨每日世界报》想给这11名世界产联成员找找黑点，然而，他们能写出来的最糟糕的事情却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外表粗鲁。”

两天后，这11名世界产联成员被移送法庭，然而警方却无法言明他们触犯了哪条法律，再者，他们都没有前科。他们的律师辩称，他们不可能像检方指控的那样是流浪汉，因为他们全都有工作。其中一人10个月以来连一天假都没休过，另一人是10个孩子的父亲，拥有一套无抵押住房。可是等到11月9日深夜，审判结束时，法官埃文斯认定他们全都有罪，对他们每人处以100美元的罚款，这相当于100年后（2017年）的2000美元。对于这个金额，世界产联成员自然无法负担，他们只好去蹲监狱。

在解释自己所作出的判决时，法官隐晦地说：“这不是寻常时期。”

就在他对这11人宣判之后，法警又在法庭上逮捕了另外6名男子，将他们也关了起来。其中有5名是世界产联成员，他们都是辩方的证人。不久后，警方下令将他们分三辆车拉走，据称要送往县监狱。不料，在一个铁路道口，汽车突然被一大群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色面具、手持步枪或左轮枪的男子包围。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一位世界产联成员回忆说，“你可以看到铁路枕木上的冰霜”。此时此刻，他和他的狱友都很清楚——对他们而言，即将发生的事情比进监狱还要糟糕。

正如埃文斯法官所认为的，这不是寻常时期。然而，在典型的美国高中历史课本中，这段历史大多被遗漏了。在历史课本中，总有一章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课本里说，在德国潜艇击沉美国的船只之前，美国在这一冲突中始终保持中立。当然，随后我们派遣潘兴将军，让他带领数百万步兵前往欧洲。他的步兵都是少爷兵，身着卡其色军服，头戴与众不同的宽边护林员帽。他们在蒂埃里城堡和贝洛树林英勇作战，帮助盟友赢得了战争。回家时，有盛大的彩带游行迎接他们。翻过这一页，下一章便是咆哮的20年代：随意女郎、查尔斯顿舞、禁酒令、非法经营的酒店和阿尔·卡彭。

本书谈论的正是上述两章之间缺失的内容。书中会谈到大规模的监禁、酷刑、私刑暴力，谈论审查制度和美国黑人遇害事件等，其中好多事情没有书面记载，没有相关展品收藏在博物馆里，肯·伯恩斯拍的纪录片也没有相关的专题。本书还会谈及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据称是让全世界享有民主，然而，它却沦为美国国内势力发动反民主战争的借口。

长期以来，美国人的生活中始终充斥着几股潮流，毒害极深，它们分别是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政治迫害和对法治的蔑视。我们这一代人，全都目睹过各种潮流涌动，想想麦卡锡主义，想想黑人儿童进入先前的纯白人学校时遭遇的谩骂，想想理查德·尼克松、乔治·华莱士等政客的煽动蛊惑。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这些现象很可能已经在其他方面再次沸腾了。我希望，通过仔细审视这段被忽视的历史，审视这段暗潮涌动的美国史，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种种毒害，并能在未来作出更好的防御。米兰·昆德拉曾经写道：“人类与权力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从1917年到1921年，美国社会把自身的阴暗面赤裸裸地展现在外，程度空前。举例来说，对于移民的愤怒和加强南部边境的言论，21世纪的美国人再熟悉不过了。不过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20年，共和党和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时都曾承诺，他们将会大规模地将移民驱逐出境。包括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在内的一些人士更是推波助澜，建议说：为什么只将驱逐出境的措施限制在移民身上？为什么不把制造各种事端者永久驱逐？同样在这一时期，奥马哈市市中心出现了陆军机枪的阵地掩体，克利夫兰街头出现了坦克，武装部队在美国的许多城市内巡逻，从蒙大拿州的巴特到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军方制定了一份长达57页的秘密应急计划，将整个国家置于戒严状态之中。

在这4年中，至少有450人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写了不该写的文字，便遭到了联邦政府长达一年或一年以上的监禁，遭遇州政府监禁的人数估计还要更多。出于同样的原因，或者仅仅是因为加入了某个完全合法的组织，数千名像塔尔萨的世界产联成员这样的美国人遭遇了短期监禁，监禁时长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

在1917年，右翼电视网络还不存在，但在那一年，一个更强大的统治工具诞生了——公共情报委员会。这是一个资金雄厚的政府宣传机构，凭借当时的各种媒介发挥作用，包括电影、书籍、海报和报刊文章。他们还拥有一支由75000名演讲者组成的宣传队，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和复兴会帐篷等公共场合巡回演说，累计巡讲700多万场次。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联邦政府还对新闻界进行了钳制。联邦政府禁止邮寄数百期美国报纸和杂志（在电子媒体之前的时代，这一打击非常致命），永久性地全面封停了75种期刊。

在这4年中，美国还诞生了一个全国性的义务警员团体，其规模和力量足以使一个世纪后身穿防弹背心的民兵团体相形见绌。作为司法部的官方辅助机构，团体成员数量超过25万。义警们根据级别佩戴不同的徽章和军衔，随意将人爆头，殴打抗议者，并对民众进行大规模逮捕。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加入了规模较小的地方义警团。1917年11月的那个夜晚，塔尔萨那些戴着黑色头巾的蒙面义警所属的义警团名叫“自由骑士”。

当警车停在铁路路口的时候，“没有一个警察有机会拔枪，”《塔尔萨每日世界报》声称，“因为他们被武装人员包围了”。报社总编显然事先得到了消息，他也在现场旁观，甚至还带着他的妻子。事实上，该报之前就呼吁要采取行动，当天下午发表过一篇社论，上面写道：“鞭打德国的第一步是绞死世界产联成员。杀死他们，就像杀死蛇一样的动物……现在不是浪费钱在审判、延期审理等诸如此类事情上的时候。现在所需的只是证据和行刑队。”

当年的早些时候，美国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神谕”，它们可以借此阻止工人活动。正如《塔尔萨每日世界报》所言：“任何人或任何组织，以任何方式阻碍石油生产，哪怕只是一丁点，都是在帮助德国皇帝。”

头戴面具、身穿长袍的自由骑士团成员们，用绳子把每一个世界产联成员的手捆好，然后自己也爬上警车，命令司机继续开车，另外一车黑衣男子紧随其后。在镇外奥塞奇山的一个峡谷边，汽车停成一圈，车灯照射在一棵橡树上。篝火噼噼啪啪地燃烧，在夜空中闪烁。

这群义警把世界产联成员的衣服剥掉，让他们脱下鞋子，然后架着枪，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赶到橡树边，绑上去用鞭子抽打，打到背部流血。据一名目击者称，抽打的鞭子是用盐水浸泡过的两根粗麻绳；另一名目击者说鞭子是一条“黑蛇”——由一条长皮鞭和上面绑满的子弹组成。

然后，这群义警拿出了一壶滚烫的柏油，把它擦到每个世界产联成员的胸口和滴血的背部。这时，义警团的领导人在面罩下吟诵道：“以愤怒的比利时妇女和儿童的名义。”（德国在当地的暴行是美国战争宣传的核心）接着暴徒们撕开枕头，将里面的羽毛一把一把地抹在柏油上。

一名义警将汽油倒在一堆鞋子和衣服上，然后将其付之一炬。那是从世界产联成员身上脱下来的衣物，里面装着他们的手表、小刀、钱，用一名受害者的话说，还装着“我们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切”。最后，义警团命令赤脚的世界产联成员跑过去捡衣物，一排又一排的步枪和手枪开始在他们头顶扫射。他们四散而逃，分散在寒冷的黑暗里。

据《塔尔萨每日世界报》第二天报道，联邦特工“没有做出任何明显的努力，去查明劫持警车的50名黑袍蒙面男子的身份……也没有收到华盛顿方面的任何指示，指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这几名世界产联成员都活了下来，可是在这段阴森可怖的岁月里，许多别的受害者却没能活命。在他们逃生的路上，人们在峡谷附近的铁丝网围栏上，“看到衣服残片、皮肤残片和大量的羽毛挂在刺尖上”。

尽管这段残酷的时光远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展开，但是我的父母都经历了这段岁月。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我母亲是普林斯顿大学一名教授的女儿。对她而言，伍德罗·威尔逊早就不是陌生人，早在1912年他首次当选总统以前就已经认识了。他有一双灰色的眼睛，神情肃穆，经常戴一副夹鼻眼镜，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一块手帕，折叠得整整齐齐。母亲家附近有一条寂静的街道，两边绿树成荫。每天，威尔逊都会走这条路去上班，遇到女人便脱帽致意。他一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10年当选新泽西州州长后继续住在普林斯顿，1912年被选民送进了白宫。校园塔楼上的钟声不停地敲响，宣布这一消息。我的外祖父母带着几个年幼的女儿，来到威尔逊都铎式的房屋里，与前来祝贺这对夫妇的人们一起庆祝。他家的房子是半木结构的，宽敞明亮。

几年后，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举国上下为之疯狂，人人都想打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我16岁的母亲也不例外。威廉二世蓄着上翘的胡须，喜欢穿挂满勋章的军装，那是德国军国主义的象征。母亲和她的姐妹们为红十字会帮忙缠绷带，并在欧洲地图上通过移动别针图标来显示军队的位置。当看到所有盟国的国旗悬挂在普林斯顿体育馆，看到学生兵穿着绑腿在校园里训练，或者看到他们戴着皮头盔和护目镜在附近的新机场试飞，人们皆会兴奋异常。有个英国军官代表团前来造访时，女主人们都争相款待他们。一直到战争结束，我母亲才惊恐地得知，战争夺去了她两个亲近表兄弟的生命。

对于当时24岁的父亲来说，战争并没有带来欢乐。他虽家境殷实，但却生活在恐惧中。因为祖父母是犹太人，祖父是德国移民，祖母是移民的女儿，一家人只在家讲德语。如果有人在街上听到你讲德语，你大概率会遭到毒打，因为爱国者现在讨厌“德皇的语言”。在他们居住的纽约市，大都会歌剧院宣布停止表演德语作品。由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担任名誉负责人的美国国防协会宣称：“德语的声音……让我们想起了100万无助的老人、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遭遇谋杀……年轻女孩遭遇强奸并丧命。”我父亲和祖父都是《纽约时报》的忠实读者，在战时的一个周日，那上面竟用5个专栏的篇幅刊登了约翰·霍普金斯教授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教育家说这是一种野蛮的语言”。几周后，《泰晤士报》头版文章报道了发生在纽黑文市附近的一则故事，标题为“蒙面爱国者殴打亲德派”。

有些州的民众被警告，即使在私下也不准讲德语。在俄克拉荷马州的肖尼，一群人以焚烧德语书籍来庆祝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仅在俄亥俄州，人们用点燃德语书籍制成的节庆篝火就至少有19个。哥伦布市的公共图书馆把德语书籍当废纸出售。在伊利诺伊州的麦克莱恩县，300名群众包围了福音派德国路德教会，要求他们停止使用德语交流，否则就要烧毁教堂。一名司法部官员当场命令教会务必遵守。北达科他州、特拉华州、蒙大拿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禁止学校教授德语。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使用一切外语。

西奥多·罗斯福怒斥道：“这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多语言的寄宿家庭。”于是各个组织争相改名。例如，“布鲁克林德国储蓄银行”变成了“林肯储蓄银行”。在为写这本书做研究的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小时候在纽约市住过的莱诺克斯山医院，以前是德国医院，就在医治过我的儿科医生办公室的对面，还建有一个纪念威廉皇帝的亭子。

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宣称：“美国人的基督教职责是，无论是遇到土生土长的德裔间谍，还是外国派来的德皇特工，我们都要把他们做成路灯灯柱的装饰。”在明尼苏达州，有位牧师被涂上了柏油和羽毛，因为人们无意中听到他用德语和一名垂死的女人一同祈祷。许多爱国主义讲师在全国各地巡讲，讲述骇人听闻的暴行。布鲁克林的一位公理会牧师是其中的一员，他告诉听众，德国人生性残暴，战后应该将一千多万德国男人做阉割处置。

对德国人的歇斯底里与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完美融合。美国明里暗里禁止犹太人进入众多俱乐部、企业、律师事务所、大学院系、酒店等。看到纽约下东区“遍地都是”犹太人，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感到厌恶，这让他想起了“小而奇怪的动物”。1913年，一名在亚特兰大工作的纽约犹太青年，名叫利奥·弗兰克，因强奸和谋杀一名13岁女孩被判有罪入狱。今天看来，这明显是诬陷。两年后的深夜，一伙暴徒闯入监狱，抓住他，并用私刑将他处死。佐治亚州居住的3000名犹太人中，有一半人选择背井离乡。

虽然纽约不像南部诸州那么混乱，但是对于一个同时贴着德国和犹太两个标签的家庭来说，随时都会面临危险。没过多久，我父亲的几个堂兄弟通过合法手段，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英国常见姓氏。到处都是集会和游行，鼓动人们购买战争债券。在纽约市，义警团分散在城镇各处，意图围捕所谓的试图逃避征兵的“懒汉”，数十万名男子遭受过审问。我父亲拼命地想参军，希望借助军装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他几乎从不保存自己的信件，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拿出了一大堆信件和电报，都与他在1917年和1918年多次试图参军有关，他先后申请当骑兵，当军械兵，当炮兵，或者当情报员。虽然严重的近视让他没能如愿，他却感到释然，因为他还可以去华盛顿的陆军部工作，当一名平民志愿者，以此证明自己的爱国之心。

流行歌曲反映了这一充满仇恨的情绪：

若你不喜欢山姆大叔，

那就滚到对岸去。

滚去你自己的国度，

管它叫什么名字。

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隐藏在这层感情底下的暴力，其中当然包括我的母亲。即使媒体报道过种种暴力事件，那也通常会把义警殴打和平主义者描绘成爱国人士制服惹是生非的不满者。政府若要禁止某份报纸或杂志的发行，或者将它完全关停，很少会做出公开声明。没有人报道堪萨斯州芬斯顿军营的监狱。在那里，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被迫每天踮着脚尖，被铐在牢房的铁窗上长达8小时之久。

大多数美国人也没有意识到，数百名私家侦探、调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前身）的卧底特工和军事情报局的数百名特工参加了政治会议，并渗透到了完全合法的组织中。例如，在塔尔萨，警方在工会办公室里抓了11名世界产联成员，并在法庭上逮捕了另外6名同情者，共17人。但到了鞭笞、涂柏油和羽毛的时候，只有16名受害者。第17人29岁，化名为约翰·麦柯里，因他一直在为平克顿国家侦探事务所做卧底，所以很快就被放出了拘留所。平克顿国家侦探事务所的业务覆盖面非常广，其客户包括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企业。

这种间谍活动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作为越南战争的反对者，我对间谍活动有自己的看法。尽管我在那场运动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是等到后来，我通过《信息自由法案》拿到由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军队联合编制的关于我的档案时，发现竟然有100多页。从那以后，每要记述史实，我都会翻阅监视记录。这些记录经常在无意中让你了解监视者的想法，而非受监视者的意图。在这本书中，你将遇到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专写此类报告，多年以来，他以左翼事业的斗士名号显赫一时。

在1917年以前的美国，监视行动几乎完全由私家侦探完成。尽管上千部电影和小说把私家侦探描绘成了头脑冷静、心地善良的人，他们不但解救了被绑架的女继承人，而且还会侦破其他神秘的犯罪案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准确地讲，真正的私家侦探更接近于塔尔萨的平克顿卧底，是美国商界镇压劳工的漫长战争中的先头部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偏执让政府情报机构，无论是军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能力进行自己的间谍和渗透活动。直到今天，这种监视仍然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政府一开始利用欧洲的战争来为国内的暴力行为辩护，但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镇压仍在继续，某些方面还愈演愈烈，这段时期史称“红色恐慌”。深层次的紧张局势更是火上浇油。就在那些塔尔萨的世界产联成员身陷囹圄的日子里，一群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者夺取了沙皇俄国的政权。这让许多美国商人和政治领袖担心，害怕俄国革命蔓延到美国。

其他力量也在助纣为虐，其中大多数至今仍与我们同在：长期酝酿的排外主义和对移民的仇恨；在菲律宾对游击队作战时养成了残暴习惯的军队；大企业和劳工组织之间旷日持久的激烈冲突，以及南方白人和许多北方人对黑人“知道自己的位置”的那段岁月的怀念。

当然，在1917年至1921年间，左翼也有一些暴力事件。工人们用拳头、刀子和砖块袭击罢工者。无政府主义者放置炸弹，造成几十人丧命。然而，仍有许多别的暴力行为，尚不清楚责任归属。

例如，就在那几名世界产联成员被捕的前一天下午，离塔尔萨不远的一座300英尺 高的铁路桥起火了。火灾的原因“尚未找到”，《塔尔萨民主党人报》报道说：“不过应该是世界产联阴谋的一部分。”然而，该报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并且在此期间，检察官也没有宣判过俄克拉荷马州的世界产联成员有政治暴力行为。

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暴行是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以及与之结盟的义警团制造的，而且得到了最高级别的支持。企业律师伊莱休·鲁特曾任美国战争部长、国务卿和纽约州参议员。1917年8月，他作为威尔逊总统的特使，刚结束国外的出访活动回国。他对纽约市的一位观众说：“有些今晚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散步的人，明天日出时就应该被抓起来，并以叛国罪枪决。这座城市每天都有一些报纸出版，它们的编辑都该定罪论处。”

这种狂热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回应。例如，领导暴徒对塔尔萨世界产联成员涂满柏油和羽毛的人是谁？两名男子：市警察局局长埃德·卢卡斯和该市最著名的商人泰特·布雷迪。布雷迪的家产包括一座伐木场、一座煤矿、一些商业地产和镇上第一家带浴室的酒店。事实上，世界产联办公室就位于西布雷迪街。布雷迪喜怒无常，经常动武。就在那次抓捕的前几天，他袭击并殴打了一名竞争对手，因为该对手把场地出租给世界产联。布雷迪是一名邦联老兵的儿子，他搬到俄克拉荷马州的那阵子，白人定居者还在当时的印第安领地上忙着界定土地。后来，他加入了三K党，利用自己的商业利润，以南部邦联将军罗伯特·李在弗吉尼亚州的房子为原型，仿造了一座豪宅。

这些年，许多重要人物也为美国过去的其他暴力事件感到自豪。其中有一位差一点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参加过印第安战争，也是残暴镇压菲律宾独立战士的老兵。另一名美菲战争老兵则掌控着军事情报行动，在国内监视美国平民。

然而，这个时代并非只有恶棍频出，生灵涂炭，当然还有很多英雄，他们为正义而战，不畏偏见，最终名垂青史。其中一个是一名性格刚烈、直言不讳的女人，她在一艘横渡纽约港的拖船的厨房里，与迫害她的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另一位在电话杆顶端发表了演讲，因为在那里警察没有办法让她闭嘴。第三位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官僚，他的原则性很强，在与约翰·埃德加·胡佛的交锋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要知道，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其他政府官员一直遭受胡佛的恐吓。一名美国参议员的勇敢之举导致他收到了邮寄来的绞索，最终在他的大学母校里，他的肖像人偶被处以绞刑。

贯穿整个故事的主角是美国总统中最神秘的一位。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国际主义者，他将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对国际联盟的希望上。在他看来，有了国际联盟，各国解决争端的方式将是谈判，而非战争。可是，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他的主导下，对美国公民自由的侵害最为严重。尽管他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也是一名卓越的作家，但是却对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悔恨之意。

在至暗时代来临之日，让我们从这位总统开始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