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把枪放在他的肩上

1917年4月6日下午1时15分，在威尔逊向国会发表演讲后的第4天，35岁的海军随从参谋拜伦·麦坎德利斯，拿起两面短柄信号旗，匆匆离开白宫，开始发送信息。街对面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屋顶像个婚礼蛋糕，天窗和圆顶上镶着彩色的玻璃，是如今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当时则是政府、陆军和海军大楼。在其中一个窗户边，他的一位同事正在等他的消息。那人看到旗子拼出“W-A-R”（战争）三个字母后，急忙跑过走廊，把消息传给等在机器旁的无线电和电报操作员。操作员迅速输入摩斯电码，将消息传送给海军基地和海上的船只。遵照威尔逊的要求，参众两院投票支持战争，总统也刚签署了国会呈来的决议。

当然，麦坎德利斯本可以拿起电话，轻轻松松把消息传出去。当时，白宫配有最新型号的电话，你只需取下听筒，在一英尺高的台子上对着话筒讲话。不过，这两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曾是海军学院的同学，专门以一种突出海事传统的方式庆祝这一时刻。大多数美国人都在庆祝，因为他们的国家终于加入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战争。

几年来，他们一直在观看新闻短片，内容不是英国和法国士兵向敌方战壕发起冲锋，就是飞行员在空中决斗。战斗很迷人，并不致命，也就没有人停下来思考——影片到底是在前线拍摄的，还是在幕后制作而成？此时，年轻人涌向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征兵办公室。仅在芝加哥，一天就有近600人报名。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名33岁的前国民警卫队士兵，名叫哈里·杜鲁门，重新加入了炮兵部队。《布鲁克林每日鹰报》上有一幅漫画，画着一名头戴宽边帽的士兵，一只手放在一门标有“美国”字样的巨型大炮上，排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大炮，分别写着法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和比利时，所有大炮都在守护一座高耸的峭壁，上面刻着“民主”二字。

当月底的一个晚上，纽约午夜的教堂钟声正在敲响，一名身穿乔治·华盛顿陆军军装的年轻女子骑着马，沿着灯火通明的百老汇大道疾驰而过，从时代广场来到34街，再现了保罗·里维尔的骑马场景。在她身后，跟着两车号手，号召年轻人入伍。不久，纽约市的联合广场成了海军征兵站的基地，外形是一艘200英尺长的战列舰，名为“新兵号”，配有木制炮台、烟囱和电影设备，甲板上还有一支36人组成的乐队，演奏着约翰·菲利普·索萨的进行曲。

全国上下，人们开始唱起新的旋律：

美国，我为你抚养了一个孩子。

美国，你会看到他忠诚可靠，

请把枪放在他的肩上，

他不惧生死。

美国，他是我的唯一，我的希望，我的骄傲和欢乐，

如果我还有孩子，他也会和兄弟并肩同行；

美国，献给您，我的孩子。

狂热情绪传遍了大大小小的社区。蒙大拿州的一家报纸4月11日报道：“米苏拉县高中在校际田径比赛中获胜的希望已经破灭，因为六七名田径队员已经表示，他们即将离校参军。”

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1917赛季的揭幕战上，纽约洋基队排成军队阵型走出更衣室，将球棒像步枪一样扛在肩上。为他们开球的是伦纳德·伍德少将，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士兵之一，留着胡子，眉毛浓密，眼睛炯炯有神，正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印第安战争末期，在一场著名的战役中，他曾忍受着狼蛛的叮咬和炙热的天气，行军4000多英里（步行和骑马），在墨西哥边境来回穿梭，帮助追踪阿帕切人首领杰罗尼莫的队伍，并接受他们的投降，从而赢得了国会荣誉勋章。

几年后，在美西战争中，伍德的密友西奥多·罗斯福就在他的麾下，是赫赫有名的义勇骑兵团成员，他俩都坚信战斗对灵魂有益。在古巴的山上，这支队伍冲锋陷阵的时间并不长久，还不到一个小时，不过伍德和罗斯福都善于和战地记者搞好关系，记者让这一战役戴上了胜利的光环。伍德后来担任过古巴军事总督，后来又指挥了一场非常血腥的战役，打击在菲律宾反抗美国统治的伊斯兰组织。和罗斯福一样，他一直渴望美国加入欧洲战争，并对美国犹豫了这么久而愤怒。纽约的棒球观众为他欢呼，他希望得到机会，再次指挥士兵作战。他肯定想不到，两年后，他领导军队对抗的竟会是自己人。

武力暴行的确令人费解。毕竟，此前没有人攻击过美国。不像3年前，德国入侵比利时；也不像25年后，日本袭击珍珠港，让美国卷入下一次世界大战，根本没有类似的事件在美国发生。德国潜艇杀害的少数美国人，都是自愿上的船（几乎所有的船都载着武器弹药），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水手，在战争水域航行，他们清楚自己承担的风险。德国甚至在数十家美国报纸上刊登广告，警告人们不要乘坐那艘最著名的卢西塔尼亚号。然而，举国上下都激动不已，因为祖国终于开始自卫了。

美国伪称不想打仗，说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被迫卷入了战争。为了与这一托词保持一致，威尔逊要求参众两院不要明确地向德国宣战，而是宣称，美国遭受德国潜艇袭击后，“正式成为参战国……这是强加上去的”。国会遵照威尔逊的意思，起草的战争决议与威尔逊的“强加”彼此呼应。

要说有人把战争强加给美国，那只能是美国自己，因为它是英法两国的军事堡垒。协约国不断地向美国购买产品，促使美国工业繁荣发展，让数百万失业者获得工作，引发了持续近4年的经济不间断扩张，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以上，并使美国摆脱了1914年的经济衰退，要知道，那次衰退极其严重，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4个月之久。威尔逊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和几乎所有20世纪的美国总统一样，他与华尔街和商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总统的女婿）曾是铁路公司总裁；克利夫兰·道奇是威尔逊的终身好友、参谋和重要的竞选贡献者，而他担任菲尔普斯道奇矿业帝国的副总裁，也是国家城市银行和温彻斯特连发轻武器公司的董事。

多亏了战争，几年来，装配线一直在运转，美国造船厂也在满负荷运转。协约国有1600名采购代理住在美国，大部分是英国人，有的直接进驻美国工厂，确保机枪、炮弹、40多万支步枪和其他武器都能达标。等到美国参战的时候，英国政府已将军事预算的40%花在美国。社会党领导人和其他批评者强烈反对这样的军售，但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和未来一个多世纪的情况一样，军费开支创造了就业和利润。1915年，《纳什维尔旗帜报》评论说：“让他们开枪吧！这给我们带来了好生意！”

然而，尽管爱国主义狂潮席卷全国，但是在国会，关于开战的论证并非没有异议。分歧跨越了党派界限，因为在这个时代，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进步派和保守派。两党中有6名参议员投票反对宣战，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后来这样描写他们：“6人忐忑不安，试图徒手拉住疯狂的蒸汽压路机。”

这6人当中，最直言不讳的便是罗伯特·拉福莱特，此人在威尔逊4月2日的演讲结束后，双臂交叉，站着嚼口香糖。由于他的反对表现，在纽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人们把他比作叛徒犹大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并让他在马萨诸塞州目睹了自己的肖像遭到烧毁。威尔逊声称这是“一场只针对政府的战争”，拉福莱特对此感到特别愤怒。在对参议院发表的长达3个小时的激情演讲中，拉福莱特指出，协约国的海上封锁阻止了德国和奥匈帝国进口药品和食品。他说：“没有足够强有力的语言能表达我的抗议……如果我们要参加这场战争……那就让我们卸下伪装，老老实实，承认这是一场无情的战争，不仅针对德国的陆军和海军，也针对德国的平民。”

他尖锐地问道：如果这是一场为了民主的战争，为什么“总统没有提出建议，说美国支持英国的条件是英国把爱尔兰、埃及或印度的自治权交还这几个国家？”他指责威尔逊虚伪，理由是威尔逊把德国的潜艇袭击视为一种巨大的罪恶，却对英国在北海埋设地雷，切断德国的航运路线的做法没做丝毫抗议。参议院记者席上的一位朋友观看了拉福莱特的演讲，“参议员一个接一个站起身，离开会场，听众越来越少……演讲结束后……他默默地站着，眼泪夺眶而出。”他绝望的表情“就像一个父亲没能让自己的孩子免受不可挽回的自我伤害”。

与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夏普·威廉姆斯当时对拉福莱特的谩骂相比，拉福莱特对总统的指控可谓微不足道。威尔逊喊出“让世界享有民主”之后，威廉姆斯曾带领大家欢呼。此时威廉姆斯也在大声疾呼，说拉福莱特是“亲德派，差不多也是亲哥特派，是蓄意搞破坏者……是反美分子”。威廉姆斯说，该参议员的演讲应在德国国会大厦里进行。

投完票以后，拉福莱特从参议院会议厅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一名观众递给他一根绳子。不久，他开始在邮件中收到套索，要是有客人来访，他便拿来炫耀，颇具讽刺意味。抗议者再次焚烧了他的肖像，这一次发生在得克萨斯州，抗议者们还在他的母校威斯康星大学“绞死”了他的肖像。除了两位教师，该校所有教职员工联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大肆谴责他的行为。校长跟他是大学同学，也曾是他的朋友，却认为他的想法“对国家来说很危险”。他的一个堂兄弟耻于跟他同姓，改变了自己的姓氏。西奥多·罗斯福称他为“德国佬的走狗”。在一幅漫画上，这位参议员发型独特，将一顶德国头盔戴在一个女人身上，身上写着“威斯康星州”。未来一年半，他将陷入深深的绝望。

在众议院，投票结果是373票赞成，50票反对，同样没有党派分歧。反对的50人中有一位是珍妮特·兰金，唯一的女性议员。她受到了选举权运动的敌对派别的激烈游说，其中一个主张和平，另一个则表明，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具有战争意识。她最后说：“我想支持我的国家，但我不能投票支持战争。”

国会刚投完票，政府就开始让美国进入战争状态。新闻摄影记者忙着在三脚架上转动庞大的相机，因为威尔逊总统接见了一系列来自英国、法国和其他协约国的内阁部长、将军和特使。代表团成员向国会和陆军战争学院发表了讲话，访问了西点军校，在华盛顿和林肯的坟墓上敬献花圈，并在各地恳求美国尽快向欧洲派遣军队，不久后就派去了，人数很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协约国的军事形势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乐观。

征兵让数十万年轻人离开农场，因此，政府敦促爱国公民种植“胜利菜园”。在后院、门廊、屋顶，甚至在波托马克河流经华盛顿的河岸边，到处都是这样的菜园。基督教青年会为士兵开设了食堂和娱乐中心。妇女开始纺织，制作袜子、毛衣和其他物品，最终为医院提供了2200万件，为士兵和难民供应了1650万件。媒体将那些没有拿起织针的人称为“穿着衬裙的懒汉”。

为了增加准备运往海外的食物，政府呼吁女性成为“厨房战士”，保证自己的家人每天至少吃一顿“无肉”饭菜，每周一天“不吃糖”和“不吃麦”，好将节省下来的食物运往欧洲。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我的星期二不吃肉，

我的星期三不吃糖，

每天我几乎不吃饭。

我的家，冷冰冰，

我的床，硬邦邦，

东西全送往青年会。

夏令时的诞生是为了减少电力需求。伊迪丝·威尔逊身穿蓝白相间的军装，腰系围裙，自愿为经过华盛顿火车站的士兵们倒咖啡，端三明治。在新闻报道中，她热情洋溢，活力四射，令人倾慕不已。她还在白宫的草坪上饲养了一群羊。总统一家忙着生产“白宫羊毛”——总统纺线，他的妻子和女儿绕线团。通过拍卖“白宫羊毛”，他们为红十字会筹集了10万美元。

威尔逊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全面动员应战将进一步增强工业巨头们的力量，即他这一代进步主义者曾试图限制或监管的垄断者们，虽然大多努力相当胆怯。他以惊人的速度抛弃了曾经的理想。尽管从一开始，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就非常差，但威尔逊仍认为，执行反垄断法将会破坏战争努力，因此，正如他的司法部长所言：“战争结束前，我们会让案件一直压着。”总统对海军部长说：“战争意味着专制……我们要依赖钢铁、石油和金融巨头，他们将管理国家。”

他们的确开始管理了。在一系列新的机构、理事会和委员会中，来自公司和金融高管团队中的资本家坐上重要岗位，摩根大通的几位高级官员就在其列。摩根大通牢牢占据着战争经济的核心地位，这家大型投资银行持有十几家主要军事承包商的股份，也向英国和法国提供浮动贷款，还争得了利润丰厚的采购代理合同，为英法两国代购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并从所购买的物品中收取1%的佣金，有些商品收取2%。华盛顿成立了一个新的战争工业委员会，开始制定所有生产的优先事项，大到驱逐舰，小到子弹。

因为急于提高产量，董事会所定的价格，令最低效的公司也能获利。对于大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一笔多到难以置信的意外之财。例如，在1914年至1918年间，火药及其他产品制造商杜邦公司将其资产翻了两番，并将支付的股息提高了16倍。对几乎所有的武器用材（钢铁）制造商来说，这场战争也有利可图。

美国钢铁行业的年投资回报率从1915年的7.4%飙升至1918年的20%，这个数字甚至都是轻描淡写，因为各种会计手段隐藏了真实的利润。从1914年到1917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年收入增长了10倍以上，利润增长了8倍。在战争期间，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股价上涨了17倍；1917年，它向股东支付了200%的股息。毫不意外，战争工业委员会的许多官员都出身钢铁行业。

军队的大规模扩张，创造了对罐头食品的需求，这使得四大肉类包装公司的销售额增加到战前的150%，同时利润飙升400%。政府采购时几乎没有还价，对于相同的货物，陆军和海军有时还竞相提价，正中供应商下怀。

像这样的暴利从未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例如，政府试图限制利润，便使用“成本加成” 合同购买武器，可是“成本”有时候包括高管的巨额奖金，也包括公司支付给子公司的设施租金。时至今日，“成本加成”合同依然能让军火工业获利。纽约造船公司签署了一份成本加成合同之后，公司总裁的薪水翻了一番。铁路车辆制造商，一家标准钢制车辆公司，为高管和员工建造了一家免费酒店，成本由政府买单。看到部队运输和其他船只的设备报价后，财政部长麦卡杜挖苦说，所有的机器都要用白银来做，不能用铜铁。

自1914年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富人一直从中获利。在战前的几十年里，欧洲资本为美国的工业扩张提供了大量资金。而现在，欧洲人迫切需要筹集资金购买武器，他们抛售美国的股票和债券，有时候价格极低，美国人刚好接手。由于大洋彼岸的竞争对手遭受战争的困扰，美国公司轻而易举地拓展了一些海外业务，尤其是拉美地区。

军事采购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售卖给公众的“自由债券”，这些钱开始用来充实公司账本。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授权发行价值50亿美元的债券，每张50美元起。接下来还会发行更多此类债券，总数将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的举债之最。查理·卓别林拍摄了一部电影短片，他用一个标有“自由债券”的超大木槌击败了德国皇帝。他和其他明星一道，在全国各地为债券做宣传，近1/3的美国人至少购买了1张。有一首歌专门嘲讽那些没有买债券的人：

你若成为可怜的守财奴，

你不比支持德皇的人好多少……

作曲家约翰·菲利普·索萨写了一首《自由债券进行曲》，牧师们为自由债券布道。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警方不让司机支付超速罚单，而让他们购买债券。然而，债券带来的税收减免和其他财政激励措施，使银行和富人受益的程度远远超过那些无须缴纳所得税的穷人。不管美国人对战争的热情如何，为战争花钱并从中获利，只会扩大美国本就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而严重的贫富差距会导致爆炸性的结果。

威尔逊在4月2日的演讲中宣称：“带领这个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投入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全国各地，媒体都在呼应总统。《阿拉斯加每日帝国报》称：“德国皇帝会发现，一个和平的国家，一旦被激怒，将变成一个致命的敌人。”在内华达州，《戈德菲尔德新闻和每周论坛》讲述了战争是如何降临到一个“和平的国度”上的。杂志封面、布道词和小镇乐队的演讲，都让人产生联想：一个农场男孩，离开宁静的田野，或友好的铁匠铺，极不情愿地去参军打仗。

美国人真的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吗？军事情绪迅速席卷美国，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近来打过几场战争，人们对它们记忆犹新。仅在31年前，杰罗尼莫被数千名美军追击，最终向伦纳德·伍德投降；4年后，在南达科他州的伤膝谷，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拉科塔印第安人大屠杀，此后在西南地区，印第安战争中的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战场纵贯南北两个半球，美国从战争中获得了新的领地，它们分散在世界各处，其中就包括菲律宾。在菲律宾，一场更持久、更致命的战争打响了，针对的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正在浴血奋战，阻止自己的祖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虽然这场战争于1902年正式结束，但此后若干年，零星的战斗仍在继续，致使了数十万菲律宾人死亡的后果。1917年发生的兵变令美国动荡不已，上述战争的老兵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兵变明显带有美菲战争的痕迹，它像一条红线，贯穿整个时期。伍德将军是参与过所有这三场冲突的老兵。

还存在另一种敌对行为，让人很难说美国是和平的——针对移民的暴力，或者更准确地说，针对某些移民的暴力。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大批的天主教徒逃难到美国，这一浪潮进一步加剧了反天主教情绪。激烈的反天主教、反移民运动开始抬头，人称“一无所知”运动，他们选举了数百名立法者、州长和其他官员（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假如你问及他们最初的秘密十字军，该组织的成员常常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无所知”派控制的马萨诸塞州，将数千名爱尔兰天主教徒驱逐出州。虽然我们通常将选民压制与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 联系在一起，但是“一无所知”运动成功地推动了纽约和大部分新英格兰地区通过立法，使新移民更难行使投票权。1855年，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发生了一场由醉酒的“一无所知”派引发的骚乱，导致至少22人死亡，数百名天主教徒逃离该城。几周后，亚伯拉罕·林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首先承认‘人人生而平等’。如果‘一无所知’派得到权力，他们会说‘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

有一本反天主教周刊名为《威胁》，它的发行量最终超过了150万册。漫画表达了强烈的排外主义，把移民刻画成了邪恶的入侵者。来自中国的移民在西海岸登陆以后，成了排外主义新的攻击目标。1882年的《排华法案》，是第一部限制移民的重要法律。1885年，在怀俄明州岩石泉，一名白人暴徒屠杀了28名中国矿工，其中一些人是被活活烧死的。

随着更多新地方的移民到来，仇恨很快再次燃起，比以往更加强烈。和之前的13个殖民地一样，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由英国和西北欧的新教徒后裔统治。但到了1890年，在埃利斯岛和其他入境口岸登陆的大多数人，包括戴头巾的妇女、戴皮帽或工人帽的男子，都来自意大利、东欧或俄罗斯帝国。他们信奉天主教、东正教或犹太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5年里，仅从意大利来的就有400多万人。到1900年，曼哈顿21岁以上的男性大多数都是在外国出生的。

美国的许多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对这些变化感到震惊，包括一位年轻的大学教授，他在1902年写道：

在整个（19世纪），大多数移民都是高大强壮的北欧人，每年都为美国的重要劳动力注入血液……但现在来的许多人，不是意大利南部最底层的人，就是匈牙利和波兰最卑贱的人，这些人既没有技能，也没有精力，更谈不上思维敏捷。他们的人数逐年增加，仿佛欧洲南部的国家正在摆脱负担，甩掉了人口中最肮脏、最不幸的人。

10年后，这些文字的作者成为国家总统。

伍德罗·威尔逊并不反对所有移民，毕竟，他母亲和四位祖父母都出生在不列颠群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声称自己“生在建立这个政府的老革命家族中，并且……为自己的出生感到骄傲”。对他和其他数百万人而言，不管祖先何时真正来到美国，只要身为英国新教后裔，就觉得自己相当于拥有了作为美国祖先的权利。威尔逊意识到，身为总统，谈论移民中“最卑贱的人”已经有失稳妥。但不言而喻，他选的第一届内阁成员当然全是白人，也毫无例外，他们全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

参议员亨利·卡博特·洛奇虽然是威尔逊最强劲的政治对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洛奇自豪地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他是移民限制联盟的成员，并在参议院发言称，有必要将他认为“最异类”的“种族”拒之门外。对这类人而言，异族人似乎已经占领了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大城市的街道。几分钟内不仅可以听到六种语言，而且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提供服务的商店招牌和报纸也都是“异族”字母。

20世纪初兴起了优生学的新风尚，将人们划分出详尽的种族等级：条顿人、阿尔卑斯人、凯尔特人、地中海人、闪米特人和其他类型。为了做出区别，优生学爱好者仔细测量耳朵、鼻子，还有头骨。他们提倡“种族改良”，鼓励培育“优等”种族，并限制“劣等”种族，否则劣等种族的数量可能会压倒我们所有人。在美国，许多白人一直对黑人和美洲土著居民持有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偏见。优生学用同样的种族主义为反移民运动火上浇油，并让信众能够用伪科学数据掩饰偏见。例如，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位著名的优生学家对抵达埃利斯岛的移民进行了调查，并将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76%的犹太人归类为“白痴”。

反移民情绪持续升温，方式更加暴力。经济压力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很容易找到替罪羊，无论找“刚下船”的新人，还是找那些看起来很发达的人，因为新人会以更低的工资抢走你的工作，而发达的人则凸显了你的贫困。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中，天主教商人遭到抵制；暴徒纵火焚烧了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犹太人的商店和房屋；在北部城市，人们用石头砸犹太人。1902年，在纽约下东区，一位著名拉比 的葬礼队伍从一家印刷厂的窗户下经过时，遭到了垃圾、消防水管喷出的水柱和废金属的袭击。100多人受伤，可是警察赶到现场后，用棍棒殴打的并不是袭击者，而是受害者。工厂老板后来谈到他的员工时说：“你知道警察是谁吗？他们中有一些人不喜欢犹太人。”那些人也不喜欢别的民族。

许多政客将种族主义作为他们职业生涯的核心，这样做的不仅是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例如，华盛顿州众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就是这样的人。他曾在国会公开谈论南欧黑肤人、东欧来的底层工人、苦力和东方的社会残渣 ，对各个同事所在的国会选区中的外国人比例了如指掌。约翰逊留着一头卷发，蓝蓝的眼睛上戴着夹鼻眼镜，看起来异常温和。他对移民的仇恨左右了他的政治生活，至少是对那些北欧以外移民的仇恨。他本出生在伊利诺伊州，后因西北部是“白人的国度”而移居于此；他认为这里拥有“美国最好的公民”，对比之下，“东部的大城市……拥挤不堪，到处都是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来人口。”

约翰逊是一位嗜酒如命的新闻记者，作为茶余饭后的八卦者很受欢迎。现在，他在华盛顿手握一份小型日报和一本月刊，刊名《家庭卫士》，专门讨伐自由恋爱、激进分子、移民和“每砍倒一棵树都会颤抖”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他的声音与一个世纪后涌入茶党之人的声音没有差别。茶党人是美国白人，来自乡村或小镇，为变化而深感不安，可他们所谓的变化似乎只体现在周围人的肤色和语言上。

约翰逊骑马乘车，四处奔走，赢得了第一次国会议员竞选。从那一刻起，他就稳坐众议院移民和归化委员会的席位。尽管他所在的地区只有极少数的日本移民，但是他一直对他们念念不忘。他在一次演讲中警告说，日本人正在“呼吁蒙古人和雅利安人的绝对平等”。他建立了“一种密码和旗语信号系统”，通过该系统，他的报纸“可以第一时间获得信息，掌握每艘北太平洋包裹（船）上日本苦力的数量”。然后，他把这些数字在当天的报纸上用粗体字打印出来。“这是我限制移民运动的开始。”

几十年来，对移民的不满一直在酝酿中，而在接下来的几年将达到高潮，并把约翰逊推上了国家舞台。然而围绕这一问题的动乱，仅仅只是搅动美国的一场冲突，此时，美国才刚刚参战。其他冲突将很快登场。

大多数美国人热情洋溢地为战争做准备，而不支持战争的人则发现自己被密切监视了。管理监视工作的是一名军官，他采用的手段是前些年从地球另一边学来的。

51岁的拉尔夫·范德曼少校完全不符合往常英姿飒爽的士兵形象。他个头高，灰眼睛，瘦骨嶙峋，长着鹰钩鼻，耳朵似乎与脸垂直。1901年，他驻扎在马尼拉，镇压菲律宾独立战士。在那里，范德曼找到了自己的专长：监视。军事占领当局认为，菲律宾人原始而落后，他们应当感谢美国的统治。可是许多菲律宾人希望美国人滚蛋，这让美国军方深受触动。在马尼拉的一座旧西班牙军方大楼里，范德曼被任命为骚乱档案局 的负责人。

陆军为了收集信息，掌握难以捉摸的敌人，便设置了这个单位。这是美国在亚洲的第一次反游击战争，但绝不是最后一次。范德曼给群岛各处的450名美国陆军军官做出指示，要求“依靠一切可能的来源”，提供所有市长、牧师和疑似游击队领导人的数据。为了追踪疑似菲律宾独立的支持者，他部署了当时最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档案卡。每一张的最上面都印着“居民描述卡”标题，还有副标题和空格，供美国官员填写详细信息。

例如，一名菲律宾人涉嫌杀害一名美国人，被贴上了“非常无知和堕落”的标签。另一名菲律宾人“与前叛乱领导人关系密切”。一名牧师“有情妇”，还是一个“叛乱者”的妹妹。在卡片的“对美国的态度”一栏，评论从“明显友好”到“不确定”，再到“反对美国主义”和“可能叛变”。菲律宾独立运动最终走向衰落，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还因为他们的组织遭到了渗透，他们的计划被人知晓。仅就这一点而言，民族主义者的怀疑完全正确。

今天，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尘封的箱子里，你可以看见范德曼的美菲战争档案卡，但似乎又缺了什么。没有一份档案提及，美国士兵依靠酷刑手段得到了菲律宾游击队的很多信息。一个名叫米勒的步兵曾向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家报纸详细描述了整个水刑的过程，让人不寒而栗。

水刑最终在国内引发了一些抗议，并很快成为华盛顿国会听证会的主题。当时没有人预料到，十几年后，美国士兵会对自己的同胞使用同样的酷刑。

1917年美国宣战的时候，身材瘦削的范德曼在战争部从事案头工作。此刻，他内心沮丧，因为军队里没有一个强大的情报机构，他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监听工作。他向陆军参谋长提议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可惜遭到参谋长的拒绝。这位将军说，战争已经打响了近3年，美国的情报收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英国和法国对德国佬的了解。然而，德国并不是范德曼心目中的敌人。

为了兜售自己的计划，他冒险越过上级，直接找到战争部长纽顿·贝克。他小心翼翼地挑选了两位中间人。其中一位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局长，此人每天早上都和贝克在同一家俱乐部吃早餐。范德曼后来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另一位是“美国最著名、最受尊敬的女小说家之一”，在他的陪同下，小说家参观了军事基地；范德曼声称，小说家向他承诺会对贝克提及此事。范德曼的回忆录非常奇特，非但没有揭露真相，反而搞得更混乱。这位小说家究竟是谁，或者她是否存在，目前尚不清楚，不过这一操作富有成效。很快，贝克就批准范德曼成立一个新的陆军情报部门。

美国军方将开始监视美国平民，规模之大，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