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红衣主教开战

对于一个刚刚加入世界大战的国家而言，美国显得毫无准备。它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区区10万人的军队规模还不及葡萄牙。1917年初，美国军队的规模仅排世界第17位。战争部军纪涣散，无所事事，连训练更大规模军队的应急计划都没有，遑论派遣他们去大西洋对岸了。用一位军事历史学家的话来说，美国军队“在一个规模不大、死气沉沉的总参谋部领导之下……年老嗜酒、停滞不前、久疏战阵……连队指挥官们已年届五十，有的还每天喝一两瓶威士忌，陶醉在蒙大拿州或菲律宾的旧日功绩中。”

在国会演讲中，威尔逊并没有明确承诺向欧洲派遣美国军队，但英国和法国正迫切希望美国派兵。然而，供应士兵所需的征兵制度必须从头开始建设，训练他们的营地也是如此。甚至一旦征兵开始，现有军队中经验丰富的老兵，无论是醉醺醺的还是清醒的，大部分都必须投入训练新兵的工作中。很明显，美国人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全做好战斗准备。但是在那之前，这场战争将使美国发生彻底改变。

美国即将加入的这场大规模冲突有多条战线，在美国人眼里，战火最猛烈的一条烧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一角，那里的反攻战壕蜿蜒曲折，很明显，那将是美国军队将要去作战的地方。在这里，法国军队、英国军队和部分比利时军队阻击了德国的入侵。尽管有数百万战士阵亡，数亿枚炮弹爆炸，但是自1914年秋天以来，这条防线固若金汤，丝毫未退。对双方而言，机枪和大量的铁丝网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两种防御武器，还没有人找到攻破对手的方法。正是这里的战斗，让我们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画面：士兵们在深深的、满是泥泞的战壕中躲避炮火，然后爬到“高处”，冒着枪林弹雨发起进攻。顺便提一句，英国士兵爬过的一些战壕护墙，是用从美国购买的500万个棉布沙袋制成的。

1917年，这种毫无结果但消耗生命的战斗还有更多。例如，在威尔逊向国会发表讲话的两周后，法国发动了一次重大袭击，不过彻底失败了。几天之内，有3万名法国士兵阵亡，10万人受伤，结果只在一个地方向前推进了几英里，而其他地方却毫无建树。法国军队已经忍无可忍，全军发生了一系列兵变——将军们倾向于使用“集体无纪律”这个词。在休整区休息的士兵违抗军令，拒绝返回前线，并挥舞起象征革命的红旗。一伙人劫持了一列火车，试图开去巴黎。数千人被宣判犯有叛乱罪，49人被枪杀。在法国、英国或美国的报纸上，这些事件连一个字的影子都没有。

纵贯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壕并不是战争的唯一战线，另一条至关重要的战线在欧洲的另一边。在那里，数百万德国军队和奥匈帝国军队已经深入俄罗斯领土。戴着毛皮帽子的俄罗斯士兵，营养不良，大多数都是文盲，他们的将领能力不足，与效率更高的德国人相比，他们根本无法匹敌。然而，让柏林受挫的是，成千上万的德军被牵制在这条从黑海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的广阔战线上，其中一些还陷在冰雪里。

1917年4月，正值美国参战之际，德国试图迫使俄罗斯离开战场。实现柏林计划的关键人物是一位秃顶的中年男子，他的目光炯炯有神，颧骨高翘，嘴角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还留着一撮山羊胡。按照历史书中的说法，他现在正乘坐一列“密封列车”，向北穿越德国。在火车上，他和几十名同志一起用便携式煤油炉煮茶喝，但不被准许离开火车。在经停的几个站点，警卫也不准任何人上车和他们交谈。

这些乘客是列宁领导下的俄罗斯革命者，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左翼歌曲。二月革命爆发，工人推翻了摇摇欲坠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政府。新的临时政府虽然承诺要实行民主，但是自身软弱不堪，内部又不团结，且仍打算继续与协约国并肩作战。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数百万将士死的死，伤的伤，还有些当了俘虏，大片的肥沃土地被德国和奥匈帝国侵吞。俄罗斯人民疲惫不堪，工厂出现罢工，逃兵数量剧增，兵员慢慢流失。在这个国家，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临时政府的一分子，他们完全反对战争。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员承诺，如果获得权力，他们将实现和平。然而，包括主要人物列宁在内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仍流亡于瑞士境内。

因此，德国最高统帅部狠狠地赌了一把，安排列宁和一些同志乘坐密封的火车返回俄罗斯。火车拉着列宁一行快速通过德国，在途中没给他们下车宣扬革命的机会。他们从德国波罗的海港口出发，经瑞典和芬兰，先后乘坐轮船、火车和雪橇前往俄罗斯首都彼得格勒。虽然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热情感染性很强，危险性极高，但是德国人认为，如果列宁最终获得权力，那么他们冒这个风险就是值得的，因为列宁会把俄罗斯拉出战争。当然，这样一来，数十万德国军队将不再受到牵制，在美国调兵遣将前来帮忙之前，就可以开赴法国和比利时前线攻击协约国。

与此同时，美国的战争准备仍在继续。正当列宁乘坐的火车逐渐向俄罗斯驶去，美国国会权衡了总统提出的一项法案，即《选征兵役法》。

罗伯特·拉福莱特是参议院中最敢直言的征兵反对者。一旦通过《选征兵役法》，政府就能“随意进入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家庭”，抓住年轻人，“命令他们杀伤其他像自己一样的年轻男孩，如果拒绝执行，将会处以死刑”。从前内战时的征兵措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但他问道，现在的威胁是什么？德国已受到封锁，没有机会将侵略大军运送到大洋彼岸。

他的抗议是徒劳的。国会通过了兵役法，并启动了庞大的相关官僚机构，要求所有年龄在21岁至30岁之间的男性在1917年6月5日报名参军。威尔逊继续用最高调的语言描绘一切，否认这次征兵是强制征募。他在签署新法律时表示：“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强制征兵，更确切地说，这是从美国众多的志愿者中进行的选拔。”

是这样的吗？战争热情虽然显而易见，但拉福莱特并非孤立无援。德国是军国主义者，挑起这场冲突当然有错，但是许多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都清楚，协约国也有自己的帝国目标。例如，英国和法国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很显然，它们渴望把德国的殖民地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美国一些小镇和农村地区的保守派来说，尤其是在南部和中西部，欧洲的冲突似乎只是外国人之间的争吵。许多人认为，无论屠杀因何而起，美国都不应该参战。美国当局担心，年轻人会与一位匿名诗人产生共鸣：

我爱国旗，我爱，我深爱，

它在微风中飘扬。

我也爱我的胳膊和腿，

爱我的颈，还有鼻子和膝盖。

一颗小小的子弹足以毁坏一切，

或者让它们受伤，

它们将毫无用处；

我想我不会参军。

虽然当时还没有民意调查，但是强制征兵登记很好地反映了美国人对战争的看法。威尔逊政府的官员们想知道，会有多少人在6月5日前来报名？

美国政府还有顾虑，害怕持不同政见者抵制征兵，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战事准备。然而，这种顾虑却成了借口，令美国人的公民自由权遭到了无情的侵蚀。在美国人眼里，公民自由权一直都是天经地义的存在。

美国国内好战情绪弥漫，有一人因此受到重用，此人就是拉尔夫·范德曼，他刚刚晋升为中校。他利用自己在军队官僚机构中的种种资源，为新的军事情报机构争得大量的资金。机构总部位于华盛顿市中心，在一栋经过改造的公寓楼里办公。没过多久，机构人数增加到282个军官、29个中士和1000多平民。平民中多数人是志愿者：商人、律师或退役军官。他们很高兴能扮演一个保密的角色，整理印有秘密或机密字样的文件。

范德曼轻而易举就征到了这样的新兵，因为他在俄亥俄州的小镇上长大，在那里形成的世界观也同样是数百万美国人的世界观。他认为自己在捍卫传统的社会秩序，对抗国内的各种反叛分子和国外的革命意识形态。他对移民极为怀疑，总是要求对所有受监视的群体进行种族划分。

军队大都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在范德曼的总部，一份“有色人种女性员工备忘录”要求她们只能使用一楼的女厕，不能使用其他地方的，要知道，她们大多数是在六楼工作的打字员。一名黑人少校（在1917年的军队中非常罕见）为范德曼调查“黑人颠覆”活动，他被安排在一座独立的大楼里办公，这就很好地避免了与低级别白人军官碰面的尴尬，因为碰面后，低级别白人军官必须向他敬礼。

范德曼对潜在的对手保持警惕，巧妙地阻止了美国信号部队开始的国内反间谍行动。不久，为他工作的人员网络远远超过了司法部调查局等竞争对手的规模。他从平克顿和其他私人侦探机构招募了军事情报人员，这些机构有从事工会间谍活动的经验。就像在菲律宾时一样，他在档案卡上收编美国人民和组织的数据，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档案卡的数量多达几十万张。

范德曼在全国各地的城市设立了六七个分支机构。纽约的一名特工成了电话窃听的早期专家。如果你注意到电话里有奇怪的点击声，或者发现陌生人在会议上做笔记，那么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被监视了。1917年6月，在波士顿公共广场，一名社会党活动家向人群发表讲话时这样说道：“主席先生、朋友们、新兵们，以及秘密特工们……”

政府的行为很快就超出了监视的范围。战争一直都是限制言论自由的借口，在南北战争期间就是如此，1917年的规模更是令人心悸。国会于6月中旬通过了《反间谍法》，这是一部新法，最具破坏性，甚至今天仍在发挥法律效力，只是做了修改。除了名字，它几乎与间谍无关。反对者和支持者都认同这就是一根粉碎各种左翼势力的棍子。国会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痛恨移民，痛恨世界产联工会成员。他对议员说，这项法案好极了，可以用它铲除“不法分子的领袖”，世界产联的“终极目的是助长仇恨，鼓动叛国”。一位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宣称，人们需要《反间谍法》来阻止“鼓动黑人起来反对白人”的宣传。

该法案将几乎任何形式的反对战争行为定义为犯罪，处罚异常严厉：“1万美元以内罚款或20年以内监禁，或两者兼而有之。”什么行为会让你入狱20年？这份影响深远的名单却是检察官梦寐以求的。例如，任何人“故意做出或传达虚假报告或虚假陈述，意图干扰美国陆军或海军部队的行动”，都将面临刑诉风险。罗伯特·拉福莱特对此感到震惊。他在一张纸条上匆匆记下：“使用语言不能构成叛国罪，必须有公开行为，才能构成叛国罪。”

威尔逊令以前仰慕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感到惊愕，因为他想做的更多。据《华盛顿明星报》报道，正当《反间谍法》还处在国会辩论期间，“威尔逊总统今天再次提出要在反间谍法案中加入一项强制的报纸审查条款。”他写信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说：“对于任何事件，如果公开就会造成损害，这时候，全国绝大多数报纸都是爱国的，会保持沉默，但是在每个国家，都有几个害群之马。”该法案的这一条款最终被否决，国会议员们志得意满，认为他们保住了言论自由。

然而，新法允许审查，只是没有使用这个词。当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分发出版物，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邮寄，这就赋予了邮政总局局长一项特权——宣布那份报纸或杂志“不可邮寄”。这一权力落在了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个人手中。

在长期赞助人豪斯上校的帮助下，得克萨斯州前国会议员阿尔伯特·西德尼·伯利森进入了威尔逊的内阁。历史学家G.J.迈耶写道，伯利森“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邮政总局局长，但是这不公平；他引入了包裹业务和航空邮件，并改善了农村服务。然而，公平地说，他可能是有史以来的邮政总局局长中人品最差的一个”。

到目前为止，伯利森在任职期间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反对邮政工人工会，认为这是“对政府的威胁”；二是他热衷于重新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在伯利森眼中，让黑人和白人待在一起就是工作失误。例如，让白人和黑人工人在同一辆铁路邮车上分拣信件，或者使用同一间洗手间（“无法忍受”），或者让白人和黑人顾客在同一个邮局窗口排队。他急切地弥补这样的失误。他将邮政餐厅隔离开来，并下令在工作区安装屏风，这样白人员工就看不到黑人工人了。

威尔逊政府的南部民主党人在别的地方实施了一些类似的限制，减少了黑人在联邦公务员中的比例，并要求许多工作申请中都要有照片，这样经理就不会误雇黑人了。对伯利森来说，这种信念植根于他的出身背景。在1863年，他出生的那一年，他父亲在一份法律文件中证称，自己拥有“20多名黑人和500多只羊”。他父亲和祖父都曾在邦联军队服役。有人说，1917年，这位邮政总局局长见到一群年长的邦联老兵后，不禁潸然泪下。现在，这位种族隔离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了美国的首席审查官，手握大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位学者形容伯利森“长着一张圆嘟嘟的脸，鹰钩鼻，灰色的眼睛冷若冰霜，络腮胡子不算很长。他穿着保守的黑色西装，戴着古怪的圆檐帽，非常像一位英国的神职人员。”威尔逊和其他内阁成员给他起的绰号叫“红衣主教”。可惜他这种正式的着装常常显得杂乱无章。财政部部长麦卡杜写道：“伯利森扮演的是一个朴实、粗鄙的政治家角色，但他本人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他是一位受过教育、能力出众的绅士，只是他不懂衣着，邋里邋遢。他的衣服常常皱巴巴的，上面污迹斑斑。我猜他是想营造一种效果，那就是与最卑微的公民保持一致。”事实上，尽管邮政总局局长扮演着普通人的角色，但还是掩盖不了他对奢华事物的品位，不信你看，他和妻子在城里转悠的时候，乘坐的都是他家的马车夫驾驶的双马四轮车，或者敞篷马车。

一名特勤局特工发现，这位红衣主教“是一个极其狡猾的绅士，非常精明，做事隐秘，甚至可以说他的左手永远不知道右手做的事。”无论晴雨，他都不忘带一把黑色的雨伞。走路的时候，他用雨伞轻叩地板或人行道。这是因为他患有痛风，但又不好意思使用拐杖，害怕暴露缺陷。他还把头发梳到前额，好盖住秃顶的部分。

像在他之前担任过这一职务的大多数人一样，伯利森通常每周造访白宫3到4次。他帮助总统巧妙地分配资源，特别是该国56000个邮政局局长职位。例如，他分配了5个邮政局局长给一位堪萨斯州参议员供他调遣，作为回报，该参议员要对关税法案做出正确的投票。不过对于伯利森本人而言，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对国家的新闻出版物行使几乎前所未有的审查权力。

在他心目中，一些出版物不用想都觉得可疑，比如“那些黑人的报纸，攻击性很强，经常引起阶级和种族偏见”。《反间谍法》成为正式法律才一天，他就指示全国各地的邮政局局长，命令他们立即将所有可疑的报纸或杂志样本寄给他。他的办公室在华盛顿邮政总部5楼，一百年后，这座大楼变成了特朗普国际酒店，成为寻求支持的说客们的活动中心。

他说，伯利森密切留意所有“意在……引起不服从、不忠、叛变……或者就参战一事，抹黑、阻挠政府”的出版物。“抹黑”是什么意思？邮政总局局长列举了一系列可能性，比如说从“政府受华尔街、军火制造商或其他特殊的利益集团的控制”到“非法攻击我们的盟友”。非法？他知道，宽泛而模糊的威胁会引发更多的恐惧，因此，当著名的辩护律师克拉伦斯·达罗率领的律师代表团询问他时，他拒绝做更详细的说明。

不知不觉中，伯利森审查权力的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了。它是《反抗者报》，一份社会主义报纸，在得克萨斯州哈利茨维尔发行。这份报纸虽然也反对战争，但是它迅速遭到邮政总局局长的禁运处决显然是出于其他原因。该报曾揭露伯利森如何管理其妻子继承的得克萨斯州棉花种植园，把他称为“臭名昭著的剥削压榨者”。报纸上说：首先，他驱逐墨西哥裔的美国佃农，用白人取而代之；后来，他把土地租给州政府，州政府便用身穿条纹制服的囚犯取代了白人农民。囚犯们只能住帐篷，在武装警卫的监视下工作，一旦工作不够努力，就常常遭到鞭打。

国会如此心甘情愿地赋予红衣主教权力，让他断定《反抗者报》之类的东西“不可邮寄”，原因之一是，这一权力显然不会影响主流日报，因为主流报业的出版商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主流日报通常由报童送到家里，或者放在报刊亭出售。例如，富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政治上拥有权力，他不喜欢大英帝国，也反对战争，他的一系列日报都在批评大英帝国，并指责美国，却照常发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依赖邮寄的出版物大多是外语报纸、时评和社会主义报刊——即伯利森的主攻目标。

在美国，用英语和其他语言发行的社会主义日报、周刊和月刊共有100多家，全国3/4的州内至少有一家。然而，美国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他们只有一种信念，认为拥有并控制国家财富的应当是人民，而不是强大的新一代强盗资本家。社会党既有激进派，也有温和派。虽然两派的社会理想及其实现手段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因三件事情走在一起：第一，在现有的选举制度内工作的共同承诺；第二，对领导人尤金·德布斯的尊重；第三，他们的信念，他们全都深信自己努力实现的新社会肯定与镀金时代那个严重不公的社会截然不同。

反对战争，这是团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另一个关键所在。他们认为，数百万人已经丧生，无论协约国声称为什么而战，都不应该让美国人再去送死。这正好给了伯利森追查社会主义报纸和杂志的借口。在追查的同时，伯利森还对它们施以打击报复。《反间谍法》通过后的第一个月就禁运了15家，不久之后，又封杀了数十家。

他最著名的目标是《大众》，在纽约出版的一本月刊。社会主义者坚信，工人阶级终将改变世界。这本期刊虽然以工人阶级命名，但是大众从来不会真正去阅读，它的平均发行量约为12000本。即便如此，它也跻身美国有史以来最活跃的期刊之列。它的刊头上写着：“一本集幽默和批判于一身的杂志”。作为《纽约客》的先驱，《大众》内容驳杂，涵盖时评、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同时开创了单格漫画风格，后来的《纽约客》正是借此才一举成名。

《大众》杂志的明星记者是约翰·里德。32岁那年，他因斑疹伤寒而离世。在里德短暂的一生中，他一直渴望成为行动的中心，无论是与新泽西州的罢工丝绸工人一起入狱，还是与墨西哥穷乡僻壤里的革命者在一起，这些经历使他能够成为英语世界最优秀的记者之一。与许多左翼刊物不同，《大众》会刊登女性作家的作品，也发表关于妇女权利的文章。即使这样，它也永远说不清楚，妓女到底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受害者，还是高尚的无产阶级女英雄。一场“能量、青春、希望的仓促集会”，评论家欧文·豪后来写道，《大众》是“集结中心……美国文化中几乎所有当时鲜活的、不恭敬的东西都在其中。”

《大众》的编辑马克斯·伊斯曼曾在1916年大选中支持伍德罗·威尔逊，因为看起来威尔逊似乎会让美国远离战争；他也曾到白宫拜访过威尔逊。可是现在，这些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因为毫无疑问，这本杂志有立场问题。例如，在一幅漫画里，一具骷髅从黑暗的液体中爬出来，抱住几名尖叫的人物，配文是：“进来吧，美国，这血真好！”据报道，激怒伯利森的另一例是《大众》上的另一幅漫画，上面画着摇摇欲坠的自由钟。

邮政总局局长宣布，《大众》杂志于1917年8月号开始，“不可邮寄”，之后不久，就把二等邮寄许可证给完全吊销了。依据《反间谍法》，伊斯曼和其他几位编辑接受了两次审判，因为一审以陪审团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而告终。在第二次审判中，约翰·里德做证说，在为《大众》杂志报道战争时，他曾目睹过法国前线的大屠杀。他在法庭上说，在无人区，“伤员躺在那里尖叫着，死在淤泥里。”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名士兵发出尖叫，无法控制自己，他的战友只好堵住他的嘴，绑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回了基地医院”。然后，里德说，他返回到纽约。在纽约，“社会专栏里充斥着……编织派对，号召为士兵织袜子”。那篇他访问前线的文章标题是“为你的兵哥哥织一件拘束衣吧”。里德能言善辩，最终陪审员以8票对4票宣告无罪释放。可惜这份本国最好的杂志却永久停刊了。接着停刊的刊物还有很多。

伯利森的另一个目标是美国的大型外语出版社。毕竟，大约有2000份外语报纸和杂志使用斯洛伐克语、日语等几十种语言，地道的美国人根本读不懂。许多人都在想，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分辨出眼皮底下宣扬的种种颠覆和不忠呢？不久，一项新法律赋予邮政总局局长对此类出版物的额外权力。对于用外语写的文章，“如果事关美国政府，或者事关任何参与当前战争的国家”，编辑必须向当地邮政局局长提交完整的译文。除了加重负担外，这还拖延了时间，因为等待批准的翻译稿积压在邮政局局长的办公桌上。还没等接受直接审查，许多此类期刊就被迫关闭了。

身为出版了十几本书的作者，威尔逊当然认识许多作家，他们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表达他们的痛苦。伊斯曼、里德和另一位《大众》撰稿人向他写信抗议审查制度：“作为你的朋友，深知对你来说，盎格鲁-撒克逊的智识自由传统是多么的珍贵”。威尔逊将这封信转交给伯利森，并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些都是非常真诚的人，我该令他们满意。”这是总统对内阁的一贯风格。他当教授那会，在给学生点评博士论文的时候，给出的往往是建议，而不是命令。

伯利森回答说：“这些出版物既没有受到压制，也没有被叫停，但是根据法律，有几期不合法，因此没能邮寄分发。”有几次，遇到认识的人向自己抗议审查制度，威尔逊也轻微地抱怨了几句。尽管如此，听到总统的建议后，伯利森只屈服过两次。在其他场合，邮政总局局长的板斧继续挥舞。不仅威尔逊没有约束他，司法部部长托马斯·格雷戈里也没有。格雷戈里是《反间谍法》的狂热执行者。如果伯利森不在家，不在办公室，也没有驾着双马马车在华盛顿穿街过巷，那么他定和格雷戈里在一起。格雷戈里也是邦联老兵的儿子，也是得克萨斯州的同乡，他俩经常结伴去波托马克河钓鲈鱼。

有一次，在总统与涉事编辑没有私人关系的情况下，威尔逊强烈要求对这家媒体进行更严厉的打击。1917年9月，《人民顾问报》，一份籍籍无名的芝加哥反战报纸，激怒了总统。总统给格雷戈里送去一份，并问道：“我非常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像所附的出版物能否构成进行叛国罪审判的充分依据……给一家定罪可以吓退无数的祸害。”格雷戈里亲眼看着该报的出版商被逮捕并送交法庭。

与彻底的审查一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在所有这些制度下出现的自我审查。1917年秋天，美国主要的意第绪语 报纸《犹太先锋日报》的编辑宣布：“从今往后，该报在发表战争新闻时，将不做评论，也不批判协约国，以免邮寄权遭到暂停。”许多编辑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邮政局不仅仅控制邮件，还要求“图书馆馆员一起合作，销毁馆中所有被认定为不可邮寄的书籍。”而且，邮政局并不是唯一一个实行审查的政府部门。安德雷阿斯·拉茨科，匈牙利和平主义者，他的小说《战争中的男人》被禁止邮寄，理由是该小说将正在进行的战争称为“大规模致残致死工厂”。此后，军事情报部开始对博尼&利弗莱特出版社进行监视，看它是否还准备出版类似的作品。这一时期，众多的右翼爱国者团体蓬勃发展，国家安全联盟便是其中之一。它向普特南森出版社施压，要求停止印刷瑞典反战女权主义者爱伦·凯的《战争、和平与未来》，并写信给美国的所有公共图书馆，称这本书“包含的情感在目前看来很危险”，督促图书馆“在出版商的充分同意和配合下”，将书下架。美国战争部向美国图书馆协会提供了一份额外需要下架的书籍清单。

在伯利森封杀了《大众》之后，伊斯曼和他的妹妹克丽丝特尔创办了一本新杂志《解放者》，作家阵容大致没变。克丽丝特尔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女权主义激进分子。这次创刊，他们的行动更加谨慎，想方设法免于关停。然而，这并没能避免调查局时不时的造访，他们粗暴地没收了《解放者》的大量印本。家住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科恩街1430号的艾玛·利特尔是出售或分发《解放者》的负责人之一。如果她想知道这些杂志最终去了哪里，那么她会从司法部的文件中了解到，这些包裹被特工乔治·哈德逊从富国快递公司处扣押，因为它们“含有煽动性的材料”。

调查局还以另外的方式控制媒体。在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的调查局局长亨利·莱农详细写道，他要求该市的报纸“未经申请，不要刊登任何与劳工问题、世界产联或社会主义活动有关的新闻”。当通用电气和美国刹车与制鞋厂旗下的两家军工厂爆发紧张情绪，劳工部的一名官员前去倾听工人们的不满。然后，他以批判的口吻，对当地记者坦率地说，这两家工厂应该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伊利每日时报》编辑打电话给莱农，给他读了该报计划刊登的文章草稿。莱农对他说：“这个故事会鼓励不满者，可能会制造麻烦。”并要求《伊利每日时报》将这个故事“抹掉”。他派遣特工向另外两家报社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并把劳工部的那位官员传来训斥。莱农在总结他的报告时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将来，这位犯过错的官员在面对报纸采访之前都要迟疑一会。”

《反间谍法》几乎完全压制了国会关于战争的辩论。尽管有56名立法者投票反对宣战，32名立法者反对征兵。但在该法案通过的头几个月里，两院没有一人站出来质疑美国加入战争的决定是否正确，一度甚至连罗伯特·拉福莱特都没有。

这位号称“战斗员鲍勃”的议员出生在一间小木屋里，因而他敏锐地留意自己国家的贫富差距，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监管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现在，他和几位同事一起战斗，不过只取得了部分成功，通过了一项强有力的超额利润税，目的是希望资助战争的大量资金取自富人，而不是来自被迫购买债券的普通公民。他的邮件里出现了更多的绞索。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是一位凶猛的鹰派成员，谈到拉福莱特时，他说：“允许这个人在国会大厅里与国家对抗，就等于你在每一个应征入伍的美国男孩的食物里投放了毒药。”

最终，拉福莱特再次在参议院发声，提醒他的同事们，丹尼尔·韦伯斯特和亚伯拉罕·林肯曾强烈地批评1846年至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但这只会增加他所面临的谩骂。一位又一位参议员站起来攻击他，特权和选举委员会开始就他是否应该被逐出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然后，他在读报的时候得知，他被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的一家俱乐部“以不爱国行为”为由开除。老朋友不再跟他说话。

未来几个月，对异己的愤怒像火山爆发时喷出的岩浆，四处泛滥，拉福莱特是第一批受攻击的目标，然而也绝不是最后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