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沉醉于她的美貌
像拉福莱特这样的反战者并不是唯一令美国政治升温的人。同样,那些指责威尔逊带领国家投入战斗时不够积极主动的人,也在谴责政府。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一位活力满满的名人。有时候,他会故意穿着卡其色的美西战争军服,像户外运动者一样,急切地想动起来。发表演说的时候,他的右手像活塞一样上下摆动;有位记者写道:“他在台上阔步,似乎有雷霆万钧之势。”
西奥多·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已经结束8年多了,他试图重回白宫的努力最终失败,至今也近乎5年了,但他仍然渴望站在舞台的中央。他的一个儿子曾经说过,罗斯福这个人,总想着在婚礼上当新娘,在葬礼上当尸体。他的祖国等了这么久才加入欧洲大战,这让他怒不可遏,他对“职业和平主义者、懦夫和大学娘炮们”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只要和平,不要战争。他愤怒地说:“他们这群没种的废物。”
现在,他希望人们称他“罗斯福上校”,那是他在莽马奇兵团
时的军衔,而不要称他“总统先生”。在长岛牡蛎湾的豪宅里,到处都是他引以为傲的“艰苦生活”所留下的纪念品:有非洲狩猎时得到的象牙、羚羊和非洲野牛头;有他年轻的时候经营西部牧场留下的马刺和烙铁;有那段短暂而传奇的骑兵英雄生涯遗留的双筒望远镜和军刀。地板上铺着狮子皮、虎皮和豹皮做的地毯,墙上挂着雪鞋。他的爱好颇具男子汉气概,比如拳击、攀登高峰、用鱼叉捕蝠鲼、在亚马孙雨林中跋涉等等,他对战争的热情与这些爱好如出一辙。
罗斯福认为,战争对国家有好处,是属于男人的事情;女人的工作就是待在家里生孩子,孩子长大了好当兵。他大肆宣扬,准备组建一支志愿军,称这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希望威尔逊政府能够同意。不久,拟建的部队扩大到几个师,领导这支部队的将是他的朋友伦纳德·伍德少将;罗斯福将会成为伍德的下属指挥官之一,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和邦联将军后代以及法国贵族的后代们也都要担任指挥官。让法国贵族的后代担任指挥官,是对拉法耶特
侯爵前来加入乔治·华盛顿大陆军队的义举致敬。很快,这位前总统每天都会收到2000份热心志愿者寄来的申请。
历史学家乔治·莫瑞写道:“赤裸裸的事实是,罗斯福喜欢战争,战争的噪音、烟雾和行动是他灵魂的一部分。战争造就英雄,罗斯福注定要成为英雄。就算他只是一个乡下的无名小卒,肯定也会成为志愿消防队的一员。”他的4个儿子,全部参加了伍德组织的预备役军官培训课程,很快就都参军了。昆汀是他最小的儿子,从哈佛大学辍学,在长岛接受飞行员训练。因为近视,为了通过军队体检,他把视力表牢记于心。小时候,他看了一场航空表演,自此之后,就对飞行充满了热情,现在他兴高采烈地从父母的屋顶上空飞过,在草坪上方撒下鲜花。
与此同时,昆汀的父亲非常着急,自己已经58岁,很快就老得不能打仗了。他一封又一封地给政府官员写信,列举他想为志愿军招募的军官的名字,这份名单上有很多是常春藤盟校和预科学校的毕业生。这位年迈的勇士不断游说国会里的朋友,并亲自前往华盛顿,向威尔逊总统传达他的想法。
新旧两任总统截然不同:新总统高大、瘦弱、庄重;旧总统圆胖、敦实、激情四射,丝毫没有受到腰上表链的控制。1912年,威尔逊击败罗斯福,当选总统,两人从此交恶。罗斯福私下里称威尔逊为“白宫里讨人厌的臭鼬”,说他长着“药铺店员”的长脸。威尔逊也还以颜色。夜晚,当一家人轻轻松松地坐在一起的时候,威尔逊会把幽默风趣的一面展现出来,而这常常不会见之于众。有时候,他会模仿罗斯福参加1912年的竞选动作,用手疯狂地比画,大声喊道:“我们站在世界末日,我们为上帝而战!”
毫不奇怪,威尔逊最不希望看到,他魅力超凡的前任,利用新的义勇骑兵团抢占聚光灯。经过几周象征性的等待,总统似乎在仔细考虑过这个想法后,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征兵行动给了他一个完美的借口,现在已没有必要招募志愿者了。
几个月后,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罗斯福向欢呼的人群抱怨道:“我不仅要求去(法国),而且我还带着10多万人来帮忙……我却被征兵委员会拒绝了,但……我已经把我的4个儿子送过去了。”
长期以来,与罗斯福一起呼吁增加军事力量的是他在义勇骑兵团的战友伍德将军。两人认识已经20年了,他们年轻时曾一起徒步、游泳、滑雪、踢足球。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将军仍然是一位健身爱好者,拥有44英寸的胸围。他打拳击、击剑,早在长跑流行之前,就已经是一名长跑运动员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伍德一直无视威尔逊总统的一项明确指示,即命令军官不要公开谈论“美国国内外的军事局势”。这位将军身着制服,发表了200多次演讲,呼吁增加武器支出,呼吁让所有美国年轻人进行强制性军事训练。
伍德的游说,以及他与罗斯福的关系,都让威尔逊很不舒服。他认为这位雄心勃勃的将军“满身阴谋,对上级不忠”。为了报复,总统实施了最严厉的惩罚:他拒绝派伍德去欧洲。
他选择了另一位将军,伍德的前部下约翰·潘兴,让他指挥将在欧洲作战的美军。伍德非常愤怒,甚至向威尔逊说起潘兴的坏话,用一段陈年旧事抹黑他:潘兴驻扎菲律宾期间,据说留下了几个私生子。可惜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一位漫画家用威尔逊1916年的竞选口号创作了一幅漫画,画着罗斯福和伍德,一个对另一个说:“他让我们远离了战争。”
伍德一度与罗斯福结伴前往堪萨斯城。在那里,他们都发表了讲话,并参加了欢迎宴会和游行。伍德虽着制服,但因没能去前线而恼火。罗斯福借此机会,再次抨击了爱好和平的拉福莱特,宣称自己“耻于”在参议院与他共事。几天后,在另一场演讲中,这位前总统将拉福莱特和其他为和平发声的人称为“双性老妇人”。伍德仍因被威尔逊忽视而感到痛苦,宣称国家对战争准备不足。这位将军继续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这时,人们注意到他几乎表现得像是在竞选公职,尤其着眼于关键选区。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他看到一名退伍军人举着邦联旗帜,他甚至说:“这是一面光荣的旗帜。人们为它而献上生命。”
持续反抗意味着美国将难以组建一支大规模的军队,然而在1917年6月5日,一切担忧都烟消云散。这一天,所有符合条件的年轻人,都按照要求在全国各地的县法院和市政厅登记参军,有近1000万人前来报名。
如果说要在美国挑出一个与西奥多·罗斯福截然相反的人,那么此人非一位女士莫属,她身材魁梧、下巴坚毅。无论是站在大学报告厅的讲台上,还是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抑或是站在卡车的后车厢里,只要她开口讲话,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总能让听众们激动不已。和罗斯福一样,纽约市是她的政治基地,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
作家兼活动家埃玛·戈尔德曼信奉无政府主义,这一信条要求废除国家、大型机构和一切等级制度。等推翻了所有这一切,该如何组织社会仍旧是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人民终将成为统治者。而且,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暴力会开启新的时代。年轻的时候,在一次演讲中,戈尔德曼曾因政见不合,用马鞭袭击过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僚。她还参与了暗杀亨利·克莱·弗里克,一位反劳工钢铁大亨的谋划行动。
无政府主义运动从未吸引到多少美国追随者,尤其是在1901年,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威廉·麦金莱总统之后。但戈尔德曼声称,她现在已经把暴力抛之脑后,成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名人,拥有无人能及的凶猛目光和火热能量。处在美国演讲的黄金时代,虽然广播和电视还没有问世,但是铁路可以让受欢迎的演讲者在整片大陆上快速穿行,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引来大批听众。她去各种场合给听众演讲,上至卡内基音乐厅,下至科罗拉多州埃奇沃特的犹太人疗养院。仅1915年,她共计演讲了321次。
她是移民,十几岁时离开沙俄,也在德国生活过,因此可以根据需要,用英语、意第绪语或德语发表演讲。对工人,她可以谈论革命,谈论她自己在服装厂的工作经历;对大学生,她可以谈威尔第,谈易卜生,谈萧伯纳和弗洛伊德(她在维也纳听过弗洛伊德的讲座);她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应摆脱基督教和一夫一妻制的压迫束缚,从而让听众们感到震惊,或激动。保守派讨厌她,甚至对她发出死亡威胁,因为她热烈地追求性解放,反对当下的婚姻制度。
据说,她曾向一位同志抗议说:“如果不让我跳舞,那我就不来参加你们的革命。”没有学者能证明她真的这么说过,但她的追随者经常重复这个故事,从这可以看出,她在追随者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年轻的戈尔德曼,曾因在一次示威活动中“煽动暴乱”而在纽约蹲了一年监狱。在那次示威活动中,她敦促工人索要工作或者面包,要是不给,就自己夺取面包。她自豪地说,监狱生活让她变得更强大。1916年,她因违反维多利亚时代禁止传播节育信息的法律,又入狱两周。她故意选择入狱,而没有支付罚款。她曾在下东区的贫民窟当过助产士,所以她比谁都清楚,有效的节育是怎样的救命稻草。她说:女性应当开阔眼界,关闭子宫。
可以说,在戈尔德曼的那个时代,没有人能比她更让美国的当权派愤怒了。现在,她不仅对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传统发起挑战,而且还劝说男性放弃战士这个神圣角色。早在威尔逊签署《选征兵役法》之前,戈尔德曼就和一群支持者成立了禁止征兵联盟。禁止征兵联盟的总部设在纽约,还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在很短时间内分发了10万份谴责征兵的传单。她写道:“就我而言,只要我的声音还在,我就会反对战争……除了所有民族反抗暴君和剥削者的战争。”
政府开始担心戈尔德曼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一名监视她的联邦特工报告说:“她正在实施巨大的破坏,她很有女性魅力,又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非常真诚,而且有信念。如果允许她继续留在这里,她的影响力将变得更大。”
威尔逊签署征兵法案的当天,戈尔德曼的禁止征兵联盟聚集了8000人,在纽约哈莱姆区举行集会。几周后在布朗克斯的集会参与者更多,同来的还有数百名警察,着警服的和便衣的都有,但会议厅较小,许多支持者只能留在街上唱革命歌曲。在会议厅里,人群中的士兵和水手们又是吹口哨,又是讥笑,然后开始用事先卸下来的灯泡砸向戈尔德曼结实的身体。
然而,她并没有被吓倒,此前不断有焦虑的年轻人来到联盟办公室寻求建议。她知道,那些人中就有卧底警察,他们希望将她记录在案,定罪为鼓动年轻人违反法律,怂恿他们不去登记参军。就在《反间谍法》生效的当天,一名美国警长带了一队警察,逮捕了戈尔德曼和她的长期合作伙伴、前任情人——亚历山大·伯克曼。他们彻底搜查了她的资料文件,却拒绝向她出示逮捕令。
他们两人被指控“密谋干扰征兵”,被押送至曼哈顿监狱,俗称“坟墓”。这是一座尖顶城堡式建筑,有石墙和塔楼,还有一条名叫“叹息桥”的悬空通道,将它与街对面的刑事法院大楼连通。“女护士长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戈尔德曼写道。她是爱尔兰人,“她认为,没有理由为德国人对比利时人所做的一切感到激愤。数百年来,英国对待爱尔兰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两人还就节育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前一年为此进行的宣传活动,让戈尔德曼得到了护士长的保护。
等到戈尔德曼和伯克曼出庭时,伯克曼坚守原则,拒绝透露任何信息,甚至说自己的年龄为250岁。戈尔德曼则告诉朋友们,她在监狱里过得非常开心,正在读一本相当精彩的新书,《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作者詹姆斯·乔伊斯尚籍籍无名。
除了蹲监狱,戈尔德曼那段时间的生活过得也很艰辛,因为她发现自由恋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政府主义者本·雷特曼,英俊潇洒,魅力十足,是戈尔德曼一生中的“伟大激情”。他曾自豪地称自己是流浪汉,后来成了一名医生。戈尔德曼曾给他写信说:“你打开了我被女人身份所囚困的监狱大门。”可惜,雷特曼却离开了小镇,走时带着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子,她怀着他的孩子。戈尔德曼给“亲爱的流浪汉”写的信,内容痛苦不堪,充满对情色的渴望,这让打开信件检查的司法部特工兴奋不已。
在她被捕后仅过了两周,也就是戈尔德曼48岁生日那天,审判开始了。法庭上,六月的酷热让人汗流浃背,护卫的警察和美国执法官比往常要多,厅内挂着爱国彩旗。朋友们给她带来一束祝贺生日的红玫瑰。法庭下面的街道上是一个征兵站,演讲和军乐的声响向上飘来。戈尔德曼写道,当军乐队奏响《星条旗之歌》时,“法庭上的每个人闻声起立,在场的士兵保持立正姿势。”但她和伯克曼“在这场暴力驱使下的爱国主义展示中,坐定未动。官员们能做什么?他们不能发号施令,把我们带走。”
报纸将这次审判视为一项运动。开庭那天,《纽约太阳报》报道这个故事用的标题是“‘红队’与美国队战平”。作者说:“当法官收到寄来的一个长方形小包裹时,认为自己打开包裹的风险太大了。其中一名官员,小心翼翼地把危险物带到接待室,然后勇敢地撕下包装,原来是一卷埃玛的新著作,天真无邪,清白纯净。”就像报道一场足球比赛一样,文章继续写道:“这让(联邦)代表们失去了优势,对他们来说,似乎糟糕透了。”但随后,作者话锋一转,从戈尔德曼一方扣了分,因为一名支持者拒绝起立唱国歌,于是他“被揪住上衣和裤子,以老式方法丢出法庭”。
包括《大众》的记者约翰·里德和著名丑闻揭发者林肯·斯特芬斯在内的一系列品格证人出庭做证,证明这两名被告完全不是暴力分子。但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伯克曼曾因暗杀弗里克而入狱14年。弗里克是破坏工会的钢铁巨头,虽然伯克曼事先得到了戈尔德曼的帮助,但刺杀企图还是没能实现。
检察官对戈尔德曼的指控,颇有一种塞勒姆巫术审判
的味道。检察官宣称:“她的影响力十分有害”,因为她是一名演说家,可以“迷惑……无知者、弱者和情绪化之人的思想”。他表示,伯克曼也同样受到了迷惑,“在戈尔德曼小姐的巧妙影响下”行事。
这位演说家戴着夹鼻眼镜,自信地凝视着法庭,开始为自己辩护。她说出了这个时代最雄辩的话语,有些至今仍能引发共鸣:“陪审团的先生们,我们尊重你们的爱国主义……但愿能容许不同的爱国主义吧……我们的爱国主义,就像一个迷恋女人,但依然目光如炬的男人。他沉醉于她的美貌,却也看到了她的缺点。”
检察官要求将她驱逐出境,这比监禁更加糟糕。好在有位大胆的官员解救了她,但戈尔德曼并不知情。这是因为尽管戈尔德曼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说着美国口音的英语,但她并不是美国公民。30年前,她嫁给了一位归化移民后,曾一度成了美国公民。但这段短暂的婚姻以离婚告终。过了几年,政府撤销了她丈夫的公民身份,因为他在申请中谎报了自己的年龄。这意味着戈尔德曼也不再是美国公民。
司法部急于利用她的非公民身份将她驱逐出境。但驱逐事务归劳工部下属的移民局管理。在那里,有一名高级官员专门负责签署所有的驱逐令。当戈尔德曼的文件落在他的办公桌上时,他拒绝签署。这位劳工部助理部长路易斯·波斯特是一名资深的进步派记者,他曾邀请戈尔德曼在家共进晚餐。然而,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他只是不赞同仅仅因为发表政治观点就将一个人驱逐出美国。作为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他将成为这个严峻时代中最勇敢的人物之一。
然而,无论是波斯特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将戈尔德曼从陪审团的有罪判决中拯救出来。法官判处两名被告每人两年监禁,并各处1万美元罚款。没过几个小时,他们就上了夜班火车,伯克曼去往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戈尔德曼则去往密苏里州杰斐逊市的州立监狱的女牢房。这家州立监狱据说是全美最大的监狱,就像一座灰色的石头堡垒,那时还没有联邦女子监狱,所以美国联邦政府会把女囚犯送往那里关押。
在去监狱的路上,戈尔德曼由一名执法官和他的妻子押送,这是为了时时刻刻看好危险的囚犯,特意抽调了女性并赋予她权力,甚至在戈尔德曼使用火车上的卫生间时,门都要保持半开着的状态。3个人睡在同一个隔间。“替法律监视我的眼睛在睡梦中闭上了,”戈尔德曼写道,“但是嘴却大张着,发出阵阵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