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
我的母亲跪倒在地。我从未看到过一个人这样突然地瘫软下去。她甚至没来得及挂断电话。我在走廊的另一头，但能感觉到她的每一声哭泣和传遍全身的颤抖。她两只手捂着脸，像有点可笑的绷带。父亲走向她，挂上听筒，接着，轮到他自己也瘫坐在门口的扶手椅上。他低着头，哭了起来。沉默、惊惧，我待在长长走廊的尽头，没有动。我与父母亲保持着距离，感觉是在努力推迟逼到眼前的死亡，是短暂地抵御那我已猜到内容的可怕消息。我就这样待在那儿，站着，在苦难的边缘，浑身发烫，眼神满是戒备，注视着迅即传播的不幸，等待着轮到自己被击垮。
我的哥哥樊尚在1958年9月28日那个星期天死了，在图卢兹，在傍晚的时候。电视里刚刚宣布17 668 790名法国人最终接受了第五共和国新宪法。
那天，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都没去投票。他们在哥哥的床边度过了整个白天，他的病情在头天夜里恶化了。他接受了阑尾炎并发急性腹膜炎手术，整个白天陷入昏迷。
我还记得，值班医生曾长时间地与我父母交谈，以便给他们解释在他看来已不可怀疑的结局。在这次会面中，我被留在外面，坐在走廊里的一个椅子上，问自己那扇门后边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听。我想到我的哥哥，想到他出院后将会向我讲述的一切，而且，我已经在仰慕他此后几个星期里会享有的一种英雄的、死里逃生者的形象。那时，我八岁，而樊尚还不到十岁。这点微不足道的年龄差事实上却是重要的。与同龄人相比，樊尚又高又壮，体格健美，是那种俗话说生下来为新世界打造基础的人。他天生具有惊人的成熟，总是一面耐心地给我讲述成人世界的变迁，一面庇护我于它的风云变幻之中。在学校里，他享有无人可及的声望，但是当他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地反抗老师，或者反抗父母。在我眼里，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他巨人般的高度。在他身边，我感觉自己在变幻无常的生活中得到了庇护。而且直到今天，他死后四十多年，每当想起我们的少年时代，他仍然是那个被爱戴和被崇拜的巨人。
父亲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身，然后向我走来，可以说他已是一个老人。好像在他身后拖着一种看不见的重负，阻绊着他的脚步。我看着他走近，模糊地感觉到他将要向我宣布世界的末日。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你哥哥刚刚死了。”没看父亲那痛苦的面容，没对他流露一点儿细微的感情，我冲进樊尚的房间，占有了他那由六匹白马拉着的铬铁四轮马车。这个玩具，或者说这个纪念物，是我叔叔，一个斜眼的、令人讨厌的小个子男人兼大旅行家，两年前从伦敦带给他的。它肯定来自白金汉宫附近某个平庸的纪念品商店，但是它的重量，它独特的闪光，它车体细部——车灯或车轮——的准确清晰，还有马的步态显现的力量，对我而言都充满魔力。如果他本来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这个东西，仅仅是这个东西本身，也足够给予我哥哥全部的威望。樊尚从来不借给我这套马车，借口是它太容易坏，而我太小，还不能玩这么复杂的东西。有时，他把车放在客厅的地板上，让我把耳朵贴着地板砖。他说：“别动。一点儿声也别出，闭上眼睛。你会听到马蹄的声音。”于是，当然，我听到了。我甚至看见马匹在我眼前奔驰而过，由我哥哥，勇敢的驭手执鞭驾驶，他在闪闪发光的车厢高处随车的颠簸而摇动。于是，我恍惚觉得自己正当童年，每一天都给这个临产的世界注入生命的力量。而且我期待长大，再长大，长得更快、更强，以这个王者长兄和大师骑手作为榜样。
在他死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摆脱他，就是占有那件东西，就是偷盗他的东西，以不忠的继承人的狂热行为。大概我是怕樊尚会把这辆四轮马车带到坟墓里去。也许我希望，凭借这被禁的也是神圣的物件，得到一部分他的荣耀、他的合法性，成为一个老大，至少能够抢劫死者，能够使他们沉重的马车跑起来。是的，在我哥哥死去的时候，我偷盗了他的东西。没有内疚，没有悔恨，甚至没流一滴眼泪。
我叫保罗·布利科。五十四岁，一个尴尬的年龄，徘徊于生命的两种远景，两个相互矛盾的世界。每天我脸上都增加一层岁月的磨痕。我按时服用磷酸丙吡胺片
和降压药，而且，和所有人一样，我也不再吸烟。我独自生活，独自吃晚饭，独自老去，即使我努力与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孙子保持联系。尽管孙子年龄尚小——他快要五岁了——但有时我在他的脸上会发现某种与我哥哥相似的神情，也就是樊尚所表现出的经受人生所需要的那种自信、从容。像我哥哥一样，这个孩子好像有一种宁静的活力，然而，与他闪闪发光和探索的眼神交汇，总是一种不平静的经验。为了路易的四岁生日，我从书柜高层取下了那个四轮马车，把它放在他面前。他长久地观察着这个物件，那些轮子，那些马，但没有碰它们。他完全没有被征服，好像宁可在脑子里勾画这件东西的每个细节。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如果把耳朵贴在地板上，他也许——现在轮到他了——可以听到马蹄声。尽管满是怀疑，他还是蹲了下去。以这种方式，我在瞬间闪现的间隙里又看到自己的童年大步奔跑而过。
樊尚的葬礼是个可怕的时刻，而且从那天起，不管我们付出多少努力，父母亲和我，再也不能够重新组成一个真正的家了。葬礼结束后，父亲把哥哥的柯达布朗尼闪光照相机给了我，却不曾想到这个东西日后会怎样改变我的生活。
樊尚的死截走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连同一些最重要的情感。它深刻地改变了母亲的面容，以至于在好几个月里她完全像个陌生人。她的身体也同时消瘦干枯了下去，好像被内里巨大的空虚吞噬了。樊尚的离开也同时瓦解了她所有的温柔。母亲以前一直是那么亲切，而后来变得像个无情冷淡的后妈。父亲从前那么健谈，现在却把自己封闭在忧伤和沉默中。而我们的饭桌，从前热烈兴奋，现在却变得像僵尸的晚餐。是的，1958年以后，无论相聚或独处，幸福离开了我们，甚至在饭桌上，都是由电视机的扬声器来负责充塞我们的悲哀。
那个电视机，刚好是父亲在1958年的2月或3月买的。一台格朗丹牌的漆光木壳电视机，配有频道转换器，但图像总固定在唯一的频道上，它在那段时间里十分吝啬地把持着这块地盘。在学校里，这台新装备使我们——哥哥和我——极受欢迎。尤其是到了星期四下午，我们会邀请同学来看鲁斯蒂和兰丁丁
[1]
，以及佐罗传奇的最新剧情。那年夏天，在瑞典举行的世界杯比赛中，法国足球队的辉煌战绩使我们到达了激情的顶点。下午，在转播比赛的时刻，客厅里有了赛场观众席的气氛。我们把每一个角落都挤得满满的，追随着勒梅特
的停球，科帕
和皮安托尼
的带球推进，樊尚
的强行突破，或者是方丹
的射门。在斯德哥尔摩的半决赛里，巴西对法国（5∶2）那场的全部细节，直到今天还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清晰留在我的脑海里。柠檬苏打水的酸味、草莓蛋糕的甜味，以及叫人反胃的味道，那黑白电视图像的粗疏纹路，有时发生的使我们心跳停止的信号中断，那为我们抵挡下午斜射阳光威力的百叶窗，昏暗的光线给这一场合增加的闷热，加油的呐喊里哥哥发出的高于他人的声音，还有那雪崩一样的进球，渐渐地，欢呼声的强度减弱下去，快乐逐渐衰减，接着，客厅仿佛陷入悔恨，客人走光了，只在一个角落里，仅剩下哥哥和我，筋疲力尽、失望、沮丧，仿佛不会说话的木偶。几天之后，在决赛中，巴西击败了瑞典（5∶2），而法国则战胜了德国（6∶3）取得第三名。我对这最后两场比赛没有保留任何记忆。或许由于与这个恩赐的独一无二的下午相反，在那时，我支持哥哥，哥哥支持法国，而随后事情就不再只与足球有关。在这么久之后，尽管我们的生命中有无边的遗忘，但直到今天在我心里，还存在着这个精心保存、未被触动的小岛，这块兄弟间纯洁、闪光和共有的小小领地。
这是我和樊尚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夏天。很快，戴高乐占据了哥哥的位置，在饭桌上，正对着我。我是想说，格朗丹电视机被安置在那儿，在我哥哥坐了十年的椅子背后。我忍受着这个变化，如同面对一种僭越，因为那位将军好像就在格朗丹里过日子。我很快就开始讨厌这个人。他自负的侧影、他的法国军帽、他的灯塔看守人制服、他高傲的外貌都使我不安，他的嗓音让我难以忍受，而且，我对一件事坚信不疑，这个在远处的将军，事实上一定就是我祖母真正的丈夫，是她的补充，她的天然对应物。某种程度的傲慢、一种对秩序和严厉的偏好，使他们极为相近。我的祖母是另一个时代的女人，在我眼里是丑陋、恶毒、尖刻、无信义的样本。在我哥哥死后，因为某些我始终没能明白的原因，她放弃了自己威严的宅邸，总来我们的寓所过冬。她把自己安顿在朝向圣埃蒂安广场的那个大房间里。在她留宿的那段时间，她以某种莫须有的借口，禁止我进入这所谓的“她的套房”。这个女人是我祖父列昂·布利科——一个地主，如那时人们所说——的遗孀，曾经一直像准将一样指挥着她的家庭。1920年代末，列昂曾屡次尝试摆脱这种兵营式的生活，他逃去了摩洛哥的丹吉尔几个月，在那儿参加宴会，还到游乐场去赌博。他的归来，看起来似乎总是喧嚣的：每一次，祖母都在宅邸的大门口迎接他，并由一位神父来给她保驾，面对这位神父，那善良的男人被迫立即忏悔他在北非的荒唐行径。这就是玛丽·布利科，不易接近、严厉、暴躁。在图卢兹的那些冬天里，我一再看见她僵坐在壁炉前，不停地捻动念珠，总是包着一块头巾。从走廊上，穿过半开着的门，我看着她嚅动着嘴唇在祈祷。她就像一架不能停息的机器，总是尽可能地向上攀升，朝着她唯一的目标：阴暗灵魂的得救。在这样的情境中，她有时会猜到我这异教徒的在场。我察觉到她目光中彻骨的寒冷，仿佛极地浮动的冰山，我的血液被冻结了，但我呆在那儿无法动弹，无力逃跑，就像因车灯光柱骤然惊呆而愣住的兔子。玛丽·布利科对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有一种的无边仇恨，尤其爱咒骂苏联是血腥的、不信上帝的国家。电视上哪怕出现一点点有关这个国家的暗示都会使她陷入真正的恐慌。但是，在她憎恨的长廊里，有一个人超越其他所有人，可以推测，那是一个她但愿能以自己基督徒的清白之手去扼断其喉咙的男人。他叫阿纳斯塔斯·米高扬
，领导着苏联的最高苏维埃。祖母怀着一种恶意的快乐把他的名字变了形，叫他“米高亚什——”，故意在最后一个音节上拖出长长的嘘声。每当发觉这个苏联党政领导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她就用手杖在地板上敲几下，挺直失去弹性的身体，把餐巾戏剧性地摔在饭桌上，而且总是咕哝着同样的一句话：“我回屋去了。”由于仇恨的灌注重新获得活力，她就这样隐没在那长长的走廊里。不一会儿，人们会听到她房间的门发出猛烈的噼啪声。于是，在她的避难所里，她的巨大念珠的圆舞曲就将开始了。我还记得，有好长时间我想知道为什么米高扬，这个戴黑色帽子的小个子男人，在玛丽·布利科那里能引起如此的情绪爆发。当我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带着一种含糊的微笑说：“我想是因为他是共产党。”但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样也是共产党，而他们却从来没有遭遇到我祖母给予阿纳斯塔斯的这种霹雳。
尽管我从没当过那个党的成员，但我相信，在玛丽·布利科的憎恶者祭堂里，斯大林或布尔加宁远排在我之后，我就在这著名的“米高亚什——”旁边。她对待我，与我说话，都带着同样的蔑视。在哥哥去世以后，这个趋势就更明显了。在她眼里，樊尚一直都是仅有且独一无二的布利科家族的继承人。他有着父亲的相貌，而且，尽管年幼，却已表现出了严谨和成熟的征兆。至于我，不过是一个主根旁生出来的分叉，一滴精液的后遗症，一次神意瞬间的疏忽，一个胚胎的错误。我长得像母亲，这也就是说，像另外一个贫穷的家族，非常贫穷、遥远，山里人的家族。
直到1914年战争前，我的外祖父弗朗索瓦·兰德，始终以牧羊为业。他生活在比利牛斯山的高处，波特山口一个向阳的山坡上。在那个时代，可以说，世界真的在那高处停止了。而且，以一种特定方式，弗朗索瓦生活在真空中。那么大的雪，那么寒冷，那样孤独。就是在这母羊都很难站立的山坡上，那场战争来寻找他了。两个宪兵爬上裹在雾气中的山顶，给他送达了应征上路的命令。他，这个生活在南方和世界屋顶上的人，就这样去往北方的战壕深处，置身于地下六尺。他做了他必须做的，遭受了恐怖、毒气，然后回到家里，又老又病，精神紊乱。最初，他竭力尝试重新登上他的峰顶，但是，被芥子气留下的后遗症阻扰。由于虚弱的肺，他移居到了图卢兹的郊区。在那儿，我外祖母玛德兰娜买了一辆手推车，变成了卖四季蔬果的流动小贩。弗朗索瓦·兰德，他呢，为了治疗支气管病，始终闭门不出，一听到有人按门铃就惊惧不已。他从来不给任何人开门，因为他确信宪兵还会再来，抓住他，再把他送上前线。一个下午，我见到他在有人轻轻敲门后，迅速躲藏到床下。刚刚他还把我抱在膝上，敲门声一响，他马上变成了某种吓坏了的小啮齿动物。我记忆中的外祖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体格高大，很瘦，总是穿着黑色的短披风，手里攥着他包着铁皮的牧羊棍。很少说话，但是，一种巨大的亲切从他的脸上散发出来。他探问道：“谁？”既惊恐又专注地感受着这个世界，这个他有时躲在窗帘后观察的世界。
在外祖父去世前不久，1957年的一个星期日，我母亲曾带着他去了波特山口的峰顶。他和我，肩并肩地旅行，而我不曾记得他在整个行程中说过一句话。但是，自从公路开始爬坡，自从安全带变得越来越紧，弗朗索瓦渐渐地，开始被风景、房子、这个重新找到而无疑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的往日世界所吸引。他的目光仿佛因一种野性的、动物的欢乐而闪烁着。他重新发现了高山上的寒冷，那高空中难以分辨的气味，天空的光明，土地的颜色和香气。到了路的尽头，他下了车，开始拉着我向一条熟悉的山岭小径走去。对这个人要领我去的那个地方我一无所知，但是我感觉到他温热的手抓着我的手。他说了一些话，诸如：“天好的时候，所有的绵羊都在那边，在这个山坡上。我的狗，它总是在路边等我。”现在我想，他是为他自己说的，看着超越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生活，凝视着他的记忆中可能存在的地平线。因为，在今天，在他指给我看的遗址上，只能看到高低起伏的滑雪场上有一长列静止的空中缆车立柱。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弗朗索瓦·兰德吃力地坐到了地上，把我揽在怀里，用他的手扫过整片风景，说：“你看，小家伙，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我因此也部分地是从那里来的。尽管仍在幼年，但我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布利科家族——我是想说我的祖母，那个将军的妻子——只是有限度地接受了与这低微山民的联姻，对我外祖母兰德的菜贩身份更是不愿提起。看起来，玛丽·布利科曾长期竭力劝阻我父母的结合。赞同这样一种完全不平衡的联姻是不可能的。布利科家的长子远非只配得上一个残疾且半疯的牧羊人的女儿。婚礼是在家族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兰德家的任何一个人，也从没有见过——除了我的父亲之外——哪怕一个布利科家的人。与母亲说话时，玛丽·布利科总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调，在那个时代，这是专门说给不受欢迎的儿媳的：“那谁，如果不从小调教这些孩子，再往后你就管不了他们了。”“你们出门的时候，别忘了，那谁，给维克多带些面包干，我发现他胖了。”当她在我们家时，她和母亲说话就像在和她自己家养着的众多仆人说话，和她所谓的“那谁”说话。我想，我的祖母是唯一的我曾真心盼望她死的人。我也曾长期抱怨我的父母没有让这个人安分一些，不过，在那个时代，逆来顺受地忍耐直系尊亲的折磨的确是正常的，哪怕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坏蛋。
自从樊尚死后，我们的生活就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而且每年有两个月，当祖母来住的时候，生活就变得完全像是地狱。除了攻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俏皮话，玛丽·布利科也把她的专制施于我父亲的体形，她批评家里的饮食烹调，禁止我在饭桌上说话，还禁止我未经批准就起床。有时候，我违反了某一项她的规矩，她就忍不住跺着脚向我父亲大叫：“我可怜的维克多，你把这孩子养得跟个动物一样。总有一天，他会让你眼里哭出血来。”
很久之后，人们给我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在我祖父列昂·布利科生命接近结束时，得了一种近似阿尔茨海默症的疾病，这使他的理智大大受损。他不仅忘记了一切，还常把一笔笔为数不少的钱送给他的某些农场雇工，借口是“土地归劳动者所有”。祖母完全不把这一理由看作通情达理的标记，没有从这些重复的赠予中体会到一个在晚年被进步观念触动的富裕农场主的慷慨之心。与这些相反，玛丽·布利科从她丈夫的举动中，看到的只是他的重病的最后发作，而且，以他的精神失常危及祖产的未来和家人的安全为理由，成功让人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
受不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病学折磨，被包围在狂躁的疯子中间，于世上孤身一人——祖母禁止自己的孩子去看望他们的父亲——列昂·布利科很快就失了方寸，陷入沉寂之中，一年之后，任自己悄悄地滑向了死亡。
那一时期，祖母还远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定期与另一个男人来往。据她说，他是那种可靠的工头，监管她的产业和佃农的工作。事实上，尽管有她的基督戒律，玛丽·布利科和所有人一样，有时候也需要一个男人。
在列昂·布利科死后的几个月里，事情没有什么改变，直到这个新朋友表示想要拥有我祖父的步枪。玛丽·布利科相当警觉，她从来不把自己的财产和她的那位无赖的财产混在一起，她以一个高价出让了这件家传武器。对此，至今人们还议论说，这比我祖母的其他贪婪且古怪的行为都更不体面。虽被敲诈但还是颇为高兴，那个情人回到家里，立即就开始清洗这件火器。没有人知道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在什么时候，子弹射出了。人们只是发现这位漂亮朋友躺在地上，脸被射出的铅弹打中。虽已抽搐变形，他手里还抓着我祖父列昂的那支步枪。
我想念樊尚。他死了两年之后，我还总是无法接受他的消逝，不能习惯他的缺席。我需要知道他就在我的身边。至于我的父母，当然，他们工作，继续一起进餐，继续在同一间卧室睡觉。但是，他们看起来不再希望什么，不论是在一起，还是分别之时。有时，我感觉到在我们的周围，世界以无可置疑的脚步前行，而我们被震得昏头昏脑，拘禁在自己的痛苦中止步不动，成为这种生命大潮的局外人。
战后，在家人的经济援助下，我父亲买下了带楼房的、有螺旋坡道通往四层停车场的汽车修理厂。他给自己的产业起名叫“日与夜汽车行”，还在底层开了一家西姆卡
汽车特许经销部。他出售并修理该品牌旗下的阿隆德、阿里安、特里亚农、凡尔赛、尚博等车型系列。今天，我完全无法说出，维克多·布利科怎样看待这些小轿车，或者说他对汽车有什么总的看法，因为，在我们共同生活期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谈论汽车的事。也许除了那一次，1968年给我选择第一辆车的时候，那当然不是一辆西姆卡车，而只是一辆1961年生产的旧大众1200。
我的母亲克莱尔，很少谈及她的校对员职业。她仅仅曾给我大致解释过一次，说她的工作就是修改那些虚拟语态的用法，或者对过去分词的搭配很少留心的记者、作家们的拼写和语言错误。人们可能会以为那是一件相对平静、重复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少会产生焦虑的。而实际上，与此恰恰相反。一个校对员从来得不到休息。她不停地反思、怀疑，尤其担心把疏忽、错误、不规范从手下放过去。我母亲的精神从来不能放松，以致经常感觉需要随时去找一本关于法语特殊用法的书，查证一个规则的习惯用法，或者查证她修改的某一处的合理性。她说，一个校对员是一张网，负责对语言的不纯洁做出反应。她的专心度和要求越是高，那网眼就越是细密。但是克莱尔·布利科对自己最丰硕的捕获物也从来都不满意。相反，她总是被那些细小的疏忽，那些不停漏出她的网的未得到改正的浮游生物，纠缠得不得安宁。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正吃着晚饭，母亲站起来离开餐桌，去查她的某一本百科全书或者专著，而这只不过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解除一个怀疑，或者平息一下突然袭来的焦虑。这种行为就母亲的个性来说，并不奇怪。大多数校对员都会形成这种要求核对的强迫症，而且采取由他们的工作性质所产生的查阅行为。对完美与纯洁的永恒追求，正是校对员的职业病。
从外部看，克莱尔和维克多·布利科这对夫妇有着与这个充满乐观精神的时代相一致的外表，在这个就业充分、百废待兴的时代，到处都可以看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家用电器。不错，我的父母很像是那种精力旺盛、充满希望的男人和女人，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两段空心木，心不在焉，在河中间待着不动。在固定的时间，他们看着和听着这个临产的新世界的啼哭，但是，面对整个凶险的过程，他们始终无动于衷。比属刚果的命运，约瑟夫·卡萨武布的阴谋，莫伊兹·冲伯，帕特里斯·卢蒙巴之死和上加丹加矿业联盟的局势演变，对他们都一样，很少产生什么触动。
在这肆无忌惮的暴力面前，对着这台似乎已被托付照管我的教育的电视机，我不停地祈求哥哥回来，重新拥有他在饭桌上的位子，以使人们可以最终关掉这台格朗丹，使生活重新回来，我们一起重新开始旧日的、1958年9月28日那个手术并发症使之中断了的交谈。
阿尔及利亚战争，如同许多其他事件一样，这些另一个世界的图像在电视机凸起的屏幕上滑过，凝固为一个遥远和抽象的概念。然而，在1961年的夜里，我们经常被震颤图卢兹的爆炸声惊醒。这种由秘密军组织
以签名方式宣称负责的谋杀波及每一个街区，在民间尤其引起了很多议论。在我家，人们或许也听到了爆炸声，甚至还可能看到了什么，但不管怎样，我们什么也不说。甚至当我们午餐的沉寂被弗朗索瓦维尔迪埃小道上汽车喇叭有节奏地应和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口号所打破时，也是一样。三声短，两声长，被遣送回国者的莫斯电码。而且，当与我父亲的车行邻近的邮局被一颗塑料炸弹炸飞时，我们也没多说什么。
与之相反，1962年的圣诞节聚餐，却是例外地喋喋不休。那是在我祖母玛丽·布利科的住处进行的。所有家庭成员都聚齐了，当然，除了很少来往的退休菜贩玛德兰娜·兰德，还有我不久前死于肺病的外祖父弗朗索瓦。医生和玛德兰娜发现他蜷缩在床下，气息已无。在战争时期，他总被要来对他验明正身并领他到天知道的地方去的两个宪兵的幽灵恐吓。这一次，弗朗索瓦·兰德悄悄地不辞而别，永久地摆脱了他们。他被安葬在自己的土地上，在那高处，他从前所住的山峰上，离那一行无动于衷的滑雪缆车吊缆不远。
那次圣诞节聚餐，长时间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那时十二岁，在我看来，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丝毫没有更成熟一些。这一年，简直可以说，整个家庭聚到一起不是为了晚餐，或纪念我所不知道的宗教节日，而就是为了争辩什么“大事件”。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审慎地指称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布利科一家折射了当时这个国家正在流行的形形色色的观点。首先，我的祖母，她曾是忠实的贝当主义者，晚年转而皈依戴高乐派的信条，粗暴的基督徒，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孟戴斯，反对我，不喜欢每一道菜之间的等待，完全不在乎那块蔑视宗教、对基督教信徒来说已永远失去了的土地——阿尔及利亚的命运。我的大姑妈苏珊，我父亲的姐姐，她亲生母亲相当忠实的摹本，当然，反对孟戴斯，在某些情况下也反对犹太人，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我，而且永远怀念一个白人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她的丈夫于贝尔，酷似带有南方口音的电影演员埃迪·康斯坦丁，前民兵，前驻中南半岛的士兵，从前世界的老油条，据人们说，他还曾积极参与秘密军组织的活动。我的二姑妈奥迪尔，皮埃尔德斐尔马高中的英语教师，反种族主义者，顺理成章地也是社会主义者，与贝尔纳·道森以同居形式共同生活，后者是离异体育记者、橄榄球专家，而且从不掩饰其对法国共产党的同情。在父系亲属一边，还有让，我的一个表兄，大我十岁，不大可能是苏珊和于贝尔的儿子，一个把巴枯宁
和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挂在嘴边的复杂角色，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男孩，他注定要在他曾形象地预见其降临的、1968年5月之后不久的一次车祸中一去不返。
我的父母亲？他们忠实于樊尚过世以来所陷入的那种状态：沉默，和蔼，礼貌，不可否认地在场，但同时又完完全全地缺席。
开餐前，我祖母主持背诵了某一段她通晓其奥秘的祈祷文，一连串无休止的圣恩使所有人都厌烦透顶，大家成了一个火十字团部落，急切地想要进攻地上的食粮。
他们赶忙刀斩海鲜，解决索特尔葡萄酒和肥鹅肝，然后再彻底地处理奥兰、阿尔及尔、特莱姆森和赛伊达的命运。
于贝尔举起酒杯：
“祝所有那些独立的阿拉伯佬圣诞快乐。想想人们在那边不再是在自己家了，这总是有点不一样啊。”
道森竭力试着解释，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从来就属于法国，而且，在殖民时代之后接着的就是独立的时代。
“你说话活像是婊子的另一个儿子。”
“于贝尔，我希望，您说这话的时候不是想着将军。不要当着孩子们的面。”
“但是，妈，所有人，甚至孩子，都明白您的将军真是婊子的儿子，他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国家，而且还让人枪毙那些保卫他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道森问道。
“我想说，他下令处决了真正的法国人：罗歇·德格尔德、克洛德·皮埃斯特、阿尔贝·多沃卡、巴斯蒂安迪里，你明白了什么没有？”
“你是说那些秘密军组织成员，还有那些曾策划谋杀他的家伙。”
“不对，我的老伙计，我跟你说的是爱国者。”
“在您嘴里听到爱国者这个词，于贝尔，可是蛮有味道。”
“您懂什么？我可不在乎您怎么想，奥迪尔，不在乎您和一切您的社会共产主义小阴谋诡计。”
“于贝尔，您不能这样说我女儿。想想孩子们。收敛一些。”
“我收敛了二十年了，妈，二十年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人们要求我不说话。不管奥迪尔怎么想，我始终是站在我的国家和国旗一边的。不论是贝当元帅时代，还是在奠边府
那会儿。在你们暖和地过所有那些圣诞节的时候，是谁在马背上颠簸，嗯？而在阿尔及利亚呢，如果不是秘密军组织，又是谁让民族解放阵线那些闹独立的土贼畏惧？”
“你知道你的秘密军组织制造了多少受害者吗？两千五百名法国人和两万多穆斯林。”
“说下去，贝尔纳，接着说下去，再给我来一点贵党的宣传。但是，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吧。不是两万，而是四万甚至六万北非阿拉伯佬，本来当他们刚开始要对我们动手的时候就应该把事情平息下去。人们就是利用恐怖反对恐怖来建立和保卫帝国。”
“的的确确，爸爸，你是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法西斯。”
“你，小混蛋，闭嘴吧。”
“于贝尔，不管怎样，这是您的儿子。而且我们是在圣诞夜。”
“您说得对，妈，我请您原谅。”
“于贝尔想说的就是，由于所有这些自决权的故事，人们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您看吧，以这样的速度下去，在法国我们也将很快不是在自己的家了。况且，不是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吗？您曾想过，您，有那么一天这个国家的财政部部长叫维尔弗里德·鲍姆加特纳吗？不就是这样吗，鲍姆加特纳？”
“这能说明什么，苏珊？”
“我求你了，奥迪尔，别装傻了，别让你自己再一次在大家面前显得可笑。”
“我可笑？是你们，你丈夫和你串通一气，一个小时以来给我们表演你们的拿手好戏，谈论什么帽徽、阿拉伯佬和犹太人，像是你们彼此之间的对话？你们以为这是在维希
那会儿还是怎么的？”
“哦，好了，维希，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时，我父亲从座位上站起来，轻轻地把餐巾放在台布上，说：“我去拿火鸡了。”
在厨娘的帮助下，当他用手臂托着盘子返回时，两姐妹之间的紧张已平息下去。法兰西永远可以围绕着一只家禽重归于好。我的表兄让，被他父母的贝当主义腔调所激怒，站到窗前点了一支雪茄。这种明目张胆的放肆刚好给我祖母一个理由火冒三丈。在让彻底爆发之前，她开始悄悄地发怒。用她的手杖敲了地面三下，以她能够做到的全部恶毒和权威发话：“年轻人，我请您立即去吃饭！”那些词在她的齿间滚动，好像剃刀的薄刀片一直切入骨髓。
就是在1962年的圣诞夜，我听到了她大声说出可能是这世上最恐怖的话。那是在甜点、中南半岛、阿尔及利亚、维希之后，接着还有凡尔赛宫的消费，线条流畅的弗雷格特家庭旅行车的舒适，标致403的安全性能，圣埃米利永
随便哪个窑里出产的波尔多红葡萄酒的绝美，图卢兹体育场的艰难赛季，舒尔茨在图卢兹足球俱乐部的生涯，儿童的未来，昂达伊海滨的度假，以及必不可少的女佣和打扫房间的女仆别无二致的偷窃主人的故事。就是关于这最后一个主题，我祖母发了言。她说，她有一个永不失效的办法可以保证她的用人忠诚老实：“我支付最高的小费以赢得最低的卑躬屈膝。”苏珊和于贝尔脸上现出不可控制的神经质的笑，有点像人们放了个屁的样子。我相信，其他所有人都觉得尴尬、不自在，尤其是在“一个圣诞节晚上”。那位厨娘，忙于收拾饭桌，做出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在那老妇人若无其事而心里一定在清点餐具的目视下继续干活。
这老妇人死于接下来那年的夏天，在我们于巴斯科海滨度假期间，所以必须匆匆放弃海滩赶回去，以便在这不讨人喜欢的面容腐烂之前再见最后一次。我们才到她的住处，苏珊姑妈——她已把大权揽在手中——就要求我最后一次拥吻我祖母。想到用嘴唇去接触一个死者就使我恶心。我姑妈领着我走近尸体，它放在一个黑得已经像坟墓、去掉了全部装饰的房间的中央。空气里飘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混合着蜡烛、白花的气味，而且，我肯定，还有一种已经腐烂的肉味。光线很暗，玛丽·布利科的脸比她活着的时候还吓人，似乎永久地表现着人类最低劣的情感。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于是就想象，透过那蜡黄眼皮的缝隙，这个令人厌恶的女人，超越死亡，还继续监管她已遗传给后代子孙的基因缓慢演进。面对这个场景，我感觉我的身体变得僵直，肠胃打结，可背后姑妈的手坚定地把我推向了那个“将军夫人”的遗骸。一种生理的、消化系统的恐慌攫住了我。我想象在盖单下面，大量蛆虫已开始活动，释放大量的粪液，它散发的气味已渗透皮肤的毛细纤维。数不清的蛇在我的肠道里兴风作浪，接着，我突然觉着它们升到了胃里，穿过我的喉咙，塞满我的嘴，终于，向死者清白的盖单上射出了意想不到的一束。所有人在这场痉挛中看到了我的痛苦和我的情感表露，这使我在丧事期间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因此，为了不让我的敏感再受折磨，人们决定让我回避去墓地和把棺木下葬到某处——我特别希望是地狱——的插曲。
在葬礼期间和服丧的日子里，没有人流过哪怕最小的一滴眼泪。穿着黑衣服，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副严肃的神色，但是这些脸上没有一点忧伤的痕迹，人们已转而注意遗产继承的前景去了。和所有这种情况一样，这个分配激活了各种层次的隐秘的嫉妒、卑劣的情绪、卑鄙的行为，中产阶级通晓其中的奥秘。最终，经过一些私下里的交易，两姐妹，社会党人和火十字团，出于对祖产的共同利益达成协议，她们阴险地联合起来以抛开我可怜的父亲，他由此感到深深的、合情合理的悲伤。他看着母系的财产从鼻子底下溜走，而几乎只给他留下了家宅老房子的空壳。这一新的凌辱加在失去长子的打击之上，夺去了他尚存的些许活力。当然，他还在卖他的西姆卡，但是还能卖多久呢？
这就是那个时代里的我家，令人不愉快的、过时的、反动的、极度阴郁的。以一个词概括，就是法国的。它就像这个国家，自认为还幸运地活着，已经克服了它的耻辱和贫困。一个现在已足够富有的国家，可以蔑视它的农民，让他们去做工人，给他们建造荒谬的由低劣而丑陋的高楼构成的城市。与此同时，汽车的变速箱也从三挡增加到了四挡。不需要更多的东西来使这个国家上上下下确信，高速增长已经启动。
在这样的法国长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一个胆怯的、卡在夏尔·戴高乐和他的总理蓬皮杜之间度过青春期的少年。此外，在与性有关的方面，他别想得到一点儿信息、一点儿教育。被剥夺了长兄可能传授的学问与经验，守着消沉而默然的父母，我不得不把自己这方面的启蒙托付给一个快乐的着魔似的贪图享受的家伙，他极为能干，富有想象力，有魔鬼的邪恶，没有一丝道德观念，也不知抑制为何物，但却天生有令人生畏的健康。他叫大卫·罗沙，比我大一岁，但是，肯定比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都多几辈子的生活阅历。
比我的同辈也许滞后些，十三岁时，归功于维克多·雨果，我独自发现了射精的要领和机制。那是在一个星期日，我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读《悲惨世界》，以便写出一个概要。就像我同龄的男孩子一样，我总是被一种深藏的暗流所困扰，一种剧烈的压迫感不停地在我的下腹部游荡。为了平息它，或者是想要控制这种日复一日的躁动，我有了一种抓住我身体延伸物的习惯，以一种不耐烦的旅游者的态度，漫无目的地捏弄它。这给人愉快却也同时是极其令人扫兴的。然而雨果来了，伴随那没完没了的阅读，一个绝好的星期日，这一次，在勃起的时候——最简单的这步我已完全领会其规则的机制——产生了突发的、大天使般的神秘现象：射精，带着闪电般的液体排出和那种骇人而喜悦的温柔的触电感。这样一种使人脱胎换骨的朝圣，让我得到启示，从此之后只为一次再一次地得到这种战栗而活着，人们奔跑着就是追逐它，它转动地球，它衍生饥馑、激起战争，它是物种存留的真正动力，那钟摆状腺体的美妙地震，只有它们能够证实我们的存在，而且，能够鼓励我们不断推迟自己死期的到来。因此，从雨果出发，开始了这样一个对天主教律令来说真正的悲惨世界，我摆弄自己，像个疯子，像这个被丧葬笼罩的微小法国的逃犯。我一边摆弄自己，一边看电视里的女播音员，看邮寄商品目录，看时事杂志，看有女孩子坐在轮胎上的广告，一句话，一切能叫我想起女性肌肤一部分的图像。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卫，恕我冒昧地说，把我的未来抓在了手中。
这个男孩很像人们想象里青春期的维托里奥·加斯曼
。他的面孔表现出一种强健的男子气概，有点迟钝，但很有征服力。他和我在同一所学校，在学校的橄榄球队中担任争球前卫，而我本人则是队里的外边前卫。也就是说，在比赛进行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赛场上，大卫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球体，一个发狂的人，像大喊大叫的车夫一样指挥他的前卫。在生活中，情况更糟。他从来不会停下来，不会让自己静止，总是给活动以特权，给人一种总是不停地处于类似士兵的“行动”中的感觉。唯一的问题是，所有这活力、这生气，都用来服务于满足他的强迫症，满足他几乎无法扑灭的性需求。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能够有同样的欲望，经受同样的纠缠。他的身体好像永远被自己体内沸腾的精液蒸气所折磨。他是精液充沛的火山，其永恒蒸腾的火山气体始终表现出某种会突然爆发的危险。激动不宁，两只脚不停地跳来跳去，但他总是把一只手放在裤袋里。我问他为什么有这种习惯，他回答说：“我用皮带牵着那牲口。”有时，他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做鬼脸，吐怒气，隔着裤子抓住他那物件，咕哝出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同时包藏懊恼、痛苦和狂怒的句子：“妈的，要是我老妈漂亮，我就会干了她！”
他的母亲，应该认识到，的确并不怎么光彩照人。她，和她丈夫一起，在斯特拉斯堡林荫大道上开了一家不错的不动产经营部。越是经常到罗沙家走动，我就越理解他们独子的那些特殊素质。除了非常醒目的对家具和鲜艳夺目的汽车的爱好，这对夫妇也丝毫不掩饰他们永恒的性饥渴。在他们的寓所里，他们彼此贴近、彼此寻觅、彼此甜言蜜语、彼此爱抚拥吻。尽管在这方面是新教徒，我还是觉得，这种举止显然大大超出了我周围的夫妇们所做的、在公共场合所允许的感情流露。尤其是，在厨房里，我看见米歇尔·罗沙捧住他妻子两只肥大的乳房，把自己紫色的尖舌头塞入她的嘴里。有时，是马尔泰毫不掩饰地把手滑进她丈夫的裤袋里，而后者此时正在系领带。而这一切在那里都是非常自然、完全正常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父母有类似的举止，而且，我甚至无法想象他们，某一天，能分享这样的亲密，这该是幽会场所的最深隐秘。作为抵偿，我开始明白我朋友大卫极度痛苦的起源。
他只比我大一岁，但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超出我百里之遥。得到生活伟大原则的教化，当我们在阿吉姆 [2] 或巴特勒·布里东 [3] 那里几乎找不到乐趣和奇遇时，大卫读哲学经典，吸法国航空的雪茄，借给我们《巴黎好莱坞》旧杂志，尽管陈旧到了极点，但永远传递着同样的刺激力。这个怪男孩迷住了我，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异形怪物。有时，他胳膊下夹着德文的《世界报》或《法兰克福报》，他会打开报纸，做出好像在读德文新闻的样子看上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但他就是这样做的。
一天晚上，我们在他的房间里，他走来走去，努力“用皮带牵着那牲口”，我看见他突然把桌子拉到靠着他父母房间的墙壁边。接着，他熄灭了灯光，把椅子放在桌子上，以猫一样的动作爬上了这个拼凑起来的脚手架，这使他得以够到墙上嵌着的椭圆小窗户。在那看客般的、面对捕获物凝神不动的劫掠者的姿态中，在隔壁房间灯光的微弱照射下，从他的侧影，我几乎能看到他面部肌肉紧张的颤动。很快，他给我发出与他会合的信号。于是，在那儿我发现了他困扰与不安的原因：马尔泰和米歇尔·罗沙楔在一起，彼此相合；他在后面，躁动如狂，两手深埋在他妻子的臀部；她跪着，发出低微有节律的呻吟，脸朝后仰着，目光灼热、专注。他们的儿子于是掏出了他的玩意儿，开始自己解决问题。是的，一只手扶着天花板，另一只手干活，扮着鬼脸，喘着粗气，大卫·罗沙一边看他父亲搞他母亲，一边手淫。尽管自从我哥哥死后，我已放弃了上帝和宗教，但在这一刻，我还是有一种对基督徒来说难以忍受的罪孽感。
随着经常与罗沙一家交往，我已经形成了对什么都不再感到刺激的习惯。我几乎不大注意，大卫的母亲有时是穿着差不多透明的女式家居服来接待我，简直可以说是直接从《巴黎好莱坞》最具暗示性的画面中走出来的。事实上，在这个女人的行为中没有什么盘算，没有任何的挑逗，没有一点点炫耀的念头。她就是这个样子，习性自由，也放任她的身体舒适自在。大大超前于时代，她似乎已解决了她与社会禁忌以及性问题的关系。在这方面，她儿子与她不同，正经历着某种真正的肉体上但可能也同时是道德上的困扰。因为，尽管大卫能够在许多方面自以为扮演指导者的角色，但是，当问题一旦涉及单单是接近一个女孩子和去诱惑她时，他和我们大家一样，仍然毫无办法。一旦问题开始复杂化——在所有意义上——自恋的红衣主教就会表现出自己不过是一个非常平庸的教区居民罢了。
他的混乱从来不会持续很久。对此我想以他的忏悔——他对我谈起他自己“干”的经验——为证据，或许我更应该使用“泄露”这个词，因为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在我看来，他的语调从没有一点儿悔过的意思。关于这个话题，我必须指出，大卫·罗沙的新发现比菲利普·罗斯
于1967年描述的阿莱克斯·波特诺伊的下流发明早了四年，《波特诺伊的怨诉》第135页写道：“那么，在那个下午，我从学校回家时，发现我母亲不在家，而我们的冰箱里有一块绝好的紫色生肝，那时理智跑到哪里去了？我想已经谈到过这块生肝，那是我从一家肉店买来，随后在一个广告牌后边操过，以此给我行了成人礼。好吧，教皇陛下，我很愿意在这方面来个彻底的坦白。那块，不是我的第一块。我的第一块，是在我家里给它夹馅的，三点半时环绕在我的阳物周围，五点半时我又给它再一次夹馅，这次是在餐桌上，和我的家人，这个可怜的清白人家的其他成员，一起。”
在196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给我开门的时候，大卫·罗沙有一种情绪不佳的神色，目光紧张、阴郁，腮帮紧咬着的肌肉像鸽子心一样跳动。他好像被我的到来所激怒，感觉不快。显然，我到得不是时候。他把我让进去，不等我说出一句话，他就说：
“到我的房间去，等着我，我要做完一件事，需要五分钟。”
当他急匆匆地走向厨房时，我注意到他腰上系着一个小围裙。与他躁动不安和缺乏条理的性格相反，大卫的房间真是一个平和宁静的港湾。菘蓝色的地毯，浅色的木质家具，秩序井然的斯堪的纳维亚式书架，一切都在营造一种让人平静与和缓的气氛。某种无可挑剔的秩序笼罩着这个空间，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这块禅宗领地是一个行为反常、激素分泌过剩的青春期少年的巢穴。大卫来与我会合了。他不再是刚才那种面容。他看起来平静、松弛，几乎是微笑着。无论如何，没有了那种触电般的神情。他走到窗口，把窗子开得很大。倚着窗边，他一边看着天，一边不停地把手溜到裤腰以下。他摸了摸他的生殖器，然后像一只捕兽猎犬追觅猎物的足迹那样，嗅了嗅指尖。
“呸，一股大蒜味。”
“什么，你的手指？”
“不是，我的阴茎。它有一股要命的大蒜味。都怪那烤肉，那该死的烤肉。”
“什么烤肉？”
于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十四岁的大卫·罗沙，皮埃尔德斐尔马高中的一年级学生，向我讲述了他怎么样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尽情享有他母亲罗沙太太每周两次让中央肉店的老板皮埃尔·埃马尔先生加工制作的烤牛肉。大卫以一种平静和庄重的语调给我解释这一切，有点像一个厨师交代他的某种制作配方的基本要领。“首先，我提前一两个小时把它从冰箱里取出来，以使它能有正常的温度，你明白吧。然后，拿一把足够大的刀开一个切口，刚好在烤肉的中央。也不能太大，刚好是所需的那么大。然后，我带上围裙，褪下裤子，战斗就可以开始了。我那该死的母亲，经常在烤肉里塞大蒜。所以，当我碰到一颗大蒜，而又在那儿摩擦自己时，我的家伙在两天里都会有一股大蒜味。什么？你怎么啦？大蒜让你反胃？简直可以说你刚刚好像见到了魔鬼。”
我刚才见到的真是至为触目惊心：我最好的朋友，橄榄球队的争球前卫和未来队长，站在他家的厨房里，手里拿着刀，饥渴、狂热地把蛮力用在家里的烤肉上——经过选择鉴定切下来的一块上好的牛肉，是当天晚上要和煮青豆与炸土豆球一块吃的。我非常熟悉这道菜。我有好几次与罗沙一家一道分享它。
“你搞你母亲的烤肉？”
我不停地重复这句话，既有爆发大笑的冲动，也恨不得尽快拔腿逃离这个追求享乐的人和他奸尸的欲望。
“你搞你母亲的烤肉？”
我没敢向他提出那唯一的问题，能够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东西总是合乎情理的。不，我没有勇气向他提问，他，牛肩胛肉的唐璜，牛里脊肉的色鬼，是否真的在烤牛肉中得到了快乐。也许我已知道答案，嗅着大蒜味的手指，他露出拿波里的诱惑者骄傲地面对他一夜获得的战利品的微笑。接着，他缓过神来，转向我，并说：
“你想试试吗？”
我不再在罗沙家吃晚饭了，而且我和大卫的关系，可以说还是友好的，却不再那样亲密了。我明白我的朋友生活在一个我不可能进入的世界，一个独特的、极其自成一体的世界，一块放纵者的封地，在那里违背和自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是被禁止的。
不太久以前，我曾重新见到了大卫·罗沙。他很像是人们可以想象的一位挪威银行家的样子，斯堪的纳维亚啤酒和里加鲱鱼的爱好者。他对我说他离过婚，与一名年轻女子再婚，后者当时怀上了他的孩子，他在一家大公司旗下的半导体机构的人力资源部工作。他没有提及我们少年时代的任何事，而且似乎已经控制住了寄寓在他身上的大部分魔鬼。表面来看，他不再有“用皮带牵着那牲口”的习惯，于是我设想他也一定让他的老母亲得以休息，不再受他的欲望打扰。和我一样，他看起来也并没有想重新捡起我们友好联系的愿望。
现在何必再谈论学生时代的事呢，那青春期的炼狱。那个时代，在这方面是不妥协的、严格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没有幻想。学习一切，以及它的对立物。希腊文，拉丁文，德文，英文，跳皮筋，爬绳梯，海西褶皱，马拉德塔峰，热比耶德容克山，奥维德，“Dicunt Homerum caecum fuisse”
，“我们伟大的皇帝，查理王／整整有七年在西班牙打仗”
，ax
2
+bx+c，当两个动词连续出现时第二个要用不定式，丰特努瓦战役，黎塞留，“begin，began，begun”
，“hujus，huic，hoc，hac，hoc”
，“Ich weisse nicht was es bedeuten soll”
，柏拉图的洞穴，等腰三角形，a
3
+3a
2
b+3ab
2
+b
3
，跗骨，跖骨，“Ideo precor beatam semper virginem”
，“How old are you？”
。
以这种节奏，我们老了，我们未老先衰。学习认真地走路，学习吃饭不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学习蛙泳、仰泳、蝶泳，学习挺胸抬头，学习不用手指抠鼻子，学习不回答问题，学习沉默，学习自制。总之，像那时人们所说的，“学习做个男人”。奇怪的是，这种教育要经由英国那块漂浮的原初的土地才算完成，所有的中产阶级都认为要到那儿去完善他的第一或第二语言，而他们的舌头一旦越过海峡，就会急于塞进第一个出现的伦敦女孩口中。所以，到了我们十五六岁时，所有人的眼睛就都已瞄上了福克斯通的峭壁，贪婪地想要最终认识这些令人鼓舞的盎格鲁－撒克逊女人，有人告诉我们她们是很大胆的。
必须想象一下当时的法国，它仿佛一辆海蓝色或者灰蓝色的标致403，内部装饰丝绒面料，由戴高乐驾驶，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他的妻子伊冯娜在他身边，手提袋放在膝上，而我们全都在后面，忍受着这主日巡游引起的恶心和对已经过时的未来令人晕眩的厌倦。保罗六世站在阳台上，我们毫无希望的总理蓬皮杜拉着他的手风琴，他是第五共和国永远的勤杂员。是的，我们都在后边，车窗开了一条缝，以使我们在没有很多新鲜空气进入时仍保持镇静。法国就类似那种设计生硬的旅行车，这被小公证员或公务员占有的轿车阴郁至极，由一位天主教徒将军不紧不慢地毫无幻想地驾驶着，随时准备减速以符合限制，这位将军其他时间生活在格朗丹电视机里。我在跟您谈论一个国家，它此刻比亚特兰蒂斯沉落得更深，一个有羊毛床垫、黄色莫比莱特轻便摩托车、出售散装橄榄油且瓶子要开押金发票的国家，一个在那里以现金购买一辆汽车既不可疑也不可耻的国家，因为这钱不是来自非法收入，也不是偷税的利润，而是长年累月积攒的结果。卖者填好销货单，买者把手伸到外衣口袋里取出好几沓用别针连着的钱，再数一次那些和餐馆的餐巾纸一样大小的钞票，结账。是的，人们就是这样买汽车，或者买煤气灶，甚至买房子。用那数量惊人的、像饼干一样咔咔作响的彩色纸币。某些周末，我父亲回家时会带回一天的进款，那些钱比一辆富国银行的马车可装下的还多。在这样的晚上，我会等所有人都睡了，轻轻地、像一个家鬼似的从这钱海里抽取几张小额纸币。
在“V8的华尔兹”“华丽幻想”“雅致生活”之后，西姆卡经销部又回到了朴实的理想和语言体系中。因此，我父亲不再出售尚博、凡尔赛和鲍里欧这些车型，而是专心售卖毫无诗意的西姆卡1000、1100、1300和1500。门面上的招牌还是闪闪发光的“日与夜”。但是，在它的闪光中却有一些不太分明的什么述说着一个时代正在结束，而另一个还难以描述，还很薄弱，如正在新生的芬芳，在这块土地的空气中飘动。
1965年夏天，我实现了个人的革命。在我的语言老师的建议下，父母同意把我打发到一个教育环境阴郁的家庭中去过一个月，在伦敦以南一小时路程的东格林斯蒂德的水上街，那是个一眼就能望到头的小地方。
我的房东姓格罗夫斯。詹姆斯和爱丽奥诺·格罗夫斯。他们说起话来又快又含糊，不过诚如贝克特所言：“发出声音不就已经是陪伴的第一步了吗？”他们还能喝下数百升杜松子酒并且发出永久的汗味儿。为了出行，他们有一辆两开门的波格瓦特车，关于它，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到底该从哪个角度去评价。除了对烈酒的爱好，不过也许恰恰由于这种爱好，格罗夫斯一家极其温和，非常理解一个来度假的法国年轻人希望经常外宿于东格林斯蒂德之外的任何地方的心愿，只要他在过马路时留心走对方向就行了。直到今天我还无尽地感谢这两个气味难闻的酒鬼，让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得以发现人们有时徒劳地用整整一生寻找的东西：性、爱情、摇滚乐和拥有自我的绝对快乐。
第一次，我实实在在地有了存在的感觉。我品尝着这种持久的晕眩，它给我全部的胆量。和姑娘们搭话，搂着她们的肩膀走路，吻她们，摸她们难以置信的胸部，让一只手悄悄溜进她们令人生畏的短裙，当好运向我微笑，最终达到目标，再次感觉那过于短促的触电的快乐，它让你从此成为男人，最终昂首挺胸地回到自己的家。在这异乎寻常的三十天里，既没有家庭也没有祖国，我在这种正脱出茧壳的蝴蝶定会感受到的生命活力中兴奋得噼啪作响。
白天，我逗留在卡纳比街一带，或者是隐藏在靠近皮卡迪里的某个保龄球馆附近；到了晚上，我会试着混进散布在苏豪区一带的摇滚和布鲁斯乐夜总会。重新回想在这个1965年的夏天里我所经历的三个重要事件，我对自己说，英国东部的众神那时真的与我同在。
每当我决定不回东格林斯蒂德时，格罗夫斯给我的命令是去他们的一个女性朋友——迷人的波斯特尔茨维斯小姐——家里睡觉。她提供给我一张最舒服的床，我在那儿从来都没能睡着过。露西·波斯特尔茨维斯拥有一种养尊处优的中年女子的老练的优雅。她的教养和风度看起来无可挑剔，甚至为了避免自己的牛津口音使我不安，她会像旧日的殖民者和“野人”搭话时那样，主要以手势和微笑同我交流。我很快就在这个温软的寓所里找到了自由自在的感觉，在那儿从来没有谁对我有任何要求。有时候，早晨，露西为我准备欧洲大陆式的早餐并送到我的房间里来。有一个早晨，她进来时，我正光着身子，被青春期愚蠢的热力燃烧，把她家绝好的床垫当作蹦床，每一次反弹都把我几乎送到天花板。露西并没有因为这个蹦跳场景而不快。她只是把托盘放在柜橱上，自己坐在扶手椅里，并且以一种明显的微笑鼓励我继续我的运动。
当我终于喘不过气来，她做出赞许的神色，还对我说了我推测是一种恭维的话，那里边出现一个英文词“spring”
。我确信她是因为我的“弹跳力”祝贺我，至少她没有为她家床垫的弹力感到不安。在我们之间，这种游戏很快成了一种习惯，每一次我在她家睡觉，露西·波斯特尔茨维斯小姐都会在早晨端着她的托盘进入我的卧室，如同一个遵守条例的战士，我的一切在光天化日之下跳动，在足足五分钟的裸体锻炼表演中，她带着永远诚挚的微笑。有时，出于纯粹的善意，她会在我的口袋里塞十几英镑。我看到自己，闪闪发光的早熟年轻人，正在一个以供养少年情人为职业的女赠予者身边。
我的第二段经历性质更加让人不安。在那家前面我已经提到过的著名的保龄球馆，一个下午，我遇到了一位比我大一些的法国女子，她也在上语言进修班。这是一个相当一般的姑娘，关节结实，嚼着一块颜色不怎么干净的口香糖，她有些吓人的上半身尤其引人注意。她穿着一件谢德蓝羊毛小紧身上衣和一条苏格兰短裙。我已忘记是由于怎样的机缘凑巧，我们都坐到了电影院一间放映厅的最后一排，那里正在放映一部大卫·尼文
主演的美国影片。我们彼此相识还不足两个小时，却狂热地拥抱接吻，仿佛那就是全部生命所系。我的手在她巨大的胸脯上乱摸，而她的手则热切而准确地摆弄着我。我感觉好像有一群彩虹色鳟鱼在我的裤子里搅动。被这种养鱼塘的活力控制，意欲推迟我已预感迫在眉睫的极限，我试着集中精力到电影中大卫·尼文的奇遇以忘记这种快乐。但是，这种方法对我毫无用处，还没等到电影主人公点燃他摆弄了好一阵的炸药引信，我就先爆炸了。就是在这时，她把手塞到我的背后，开始抚摸我的后腰。她仿佛嚼口香糖一般抚摸着我：没有间歇。我无法想象在电影院里会有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这么做。而我更是没能预料到，她的中指灵活而狡猾，要混入我的臀间，而且，以极快的速度，插进了我的肛门中央。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女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或男人能从中获得快感。我因此呼吸中断，眼睛圆睁，在椅子上弹跳似的（或许是我少有的“弹跳”）挺起身来。当意外的震惊过去，我马上牵起那姑娘的手，紧紧抓在我的手里，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新的进攻，而不是为了向她提供温柔或感情的证明。电影还在继续，我想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男孩能在某天使这样一个姑娘幸福：我的朋友大卫·罗沙。
西尼卡·瓦塔宁与前两个女人没有任何关联。她是世界上最温柔、最漂亮、最优雅的女孩，是有着黑色长发和绿色眼睛的芬兰女孩，生于坦佩雷，她也在这儿强化她已经非常好的英语。我们是在布莱顿海岸的鹅卵石滩相遇的，而且我们立即决定把生命连在一起，甚至没有就此多说什么，在十五岁、在彼此相见的第一眼，一切就清楚了。
我们从相见的第一秒就彼此相爱，而且，当然，我们将永不分离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这样度过，彼此相枕而眠，彼此相连，彼此相依，彼此相抱。当她抚摸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水面上滑行。我们走在朝大海延伸的石子上。我忘记了我父母的面容、我哥哥的死、格罗夫斯一家的存在，甚至也忘记了在波斯特尔茨维斯小姐家床上弹跳的清晨。我现在仅仅是瓦塔宁先生，全英国都为他举杯庆祝，他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的情人，是不可思议的图卢兹引诱者，十五岁时就已经历了全部的生活，从晨间弹跳到肛门触摸，中间还要加上大卫的烤肉。我就是瓦塔宁先生，离开了家，离开了祖国，放弃了学业，要定居北方的冰雪世界，在那个他要终身热爱和保护的独一无二的女人身边。很久以后，在一本我已忘记了作者的书中，我读到这句话：“真正的自在轻松是绝不因付出太多而感到束缚。”这句话立即使我想起了西尼卡·瓦塔宁。这句话向她表达出的敬意是我难以企及的。
我们的故事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结束：她乘上了开往芬兰的船，而我乘上了我的，回到我的国家。一到家，我就向父母亲宣布我要离家去坦佩雷生活的决定。他们建议我，在吃饭之前先去冲个澡。在三个月或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给西尼卡写信。她给我寄来她的诗和照片。后来，有一天，她在里边夹了一张她的狗的照片，那狗有点像长毛绒的熟透了的香蕉。我没法说出为什么看到这个动物会使我的情感发生改变，但是，就那么一秒钟，世界上最可爱、最温柔、最漂亮的女孩从我的心中、我的生活里永远离开了。
我无疑正在成为一个年轻男人，带着这事潜含的全部意义和与之相应的尊严。不管怎样，我一边继续着令人厌烦的学业，一边听滚石乐队，听珀西·斯雷吉
、奥蒂斯·雷丁
，而法兰西则在第三届甚至第四届蓬皮杜政府的治理下勉强维持。在南方农民的示威游行中，我们开始听到那活泼而粗野的口号回响：“蓬——皮——杜，泵——大——粪，吸——血——鬼！”戴高乐，他总还是住在那些格朗丹里，但现在它们叫作戴里维亚、迪克来德东森或者根德。
他说着诸如此类的话：“手牵手向前走”“自由魁北克万岁”“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或者还有“以色列人是有自信和能自治的”。我越是听这个人说话，看着他的广场卫兵军帽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就越觉得他像住在另一颗星球上，正在对一个改变了用途的动物园里的想象的寄宿者们发话。在当时青年人的聚餐中，大家把已被他们的时代所超越的父母辈叫作“老人”“老家伙”。这位“最高领袖”，一个重视老人的国家之主，简直已成了扎着土黄色头带的有性格障碍的木乃伊。我还能说些什么？也许还有一点：在出行时，这位将军已放弃了有高级挡泥板的西姆卡雷让斯型总统专车，转而乘坐装配查普龙底盘的DS雪铁龙旅行车。当然，这个变化在我父亲那儿激起了极大的惋惜，我父亲的确是共和主义者，但他首先是西姆卡的特许经销商。
我可能说不出当1963年肯尼迪被刺杀时，我在哪儿，正在干什么。相反，我清清楚楚地记得1967年11月8日的那次家庭晚餐，那天，电视里播报了切·格瓦拉的死。在我看来，这是第一次，在人们吃饭的时间，如此放肆地展示一个人的尸体。我看见了那些画面，尸体布满弹洞，横陈于镜头前，以使每个人或可了解这名游击队员的死，没有一点儿怀疑；但同时，这仿佛也是为了使所有人明白，反叛之路是一条没有出路的路。在这则死亡通报中，有某种公开的告白的意味，某种具有威胁性的警戒的意味。电视图像中还加入了许许多多其他的军事冲突、野蛮的喧闹、政变，西方世界到处涌现的反抗潮流。这种反叛之风还是不规律的、幻想的、旋风般的，总是从我们微不足道的生活发出，经常以无关紧要的事实——个人的小小失望，家庭的、文化的、教育的不和睦——为基础组成。政治意识的觉醒还停留在试探的初期，但是，一代人正在诞生，他们不愿意再任人把头发剪成短刷子，更不用说照模板替他们修剪人生，或者拖着他们去教堂。一代渴望公正、自由的人，迫切希望与他们的诸神和师长保持距离。一代人，是的，的的确确与他们的上一代相距万里之遥。在历史上，在时代进程中，或许从来没有一次断裂，能像这样暴烈、突然、深刻。1968年是一次摆脱银河系的旅行，一项史诗般的英雄伟绩，远比美国人简单地征服月球的有限空间探险更为根本。因为在这个5月，情况刚好是，没有特殊预算，没有经过协商的计划，没有训练，没有Führer
，没有Caudillo
，而在同一个时刻，数百万男人女人登船，朝向一个新的星球，一个另外的世界，在那里，艺术、教育、性、音乐和政治都将摆脱在战后的严酷中形成的法规和戒律。
动荡的原因是什么？佛朗哥的绞索，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君主们的自负，将军的军帽，蒂克塞尔－维南库尔
，神职人员的恶臭，学校的霉气，道德钳制，女性地位，官员至高无上的权力，“托利·卡尼翁”号事件
，吉斯卡尔
的大胆，还有蓬皮杜和他的高贵高卢人，越南战争，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本·巴尔卡事件
，还有我父亲和他关于倒霉的西姆卡的现代主义新言论，我母亲和她神经质的静默，我姑妈苏珊吁求秩序和铁腕、更多礼拜及最重要的尊敬，她的丈夫于贝尔陷入社交性酒精中毒和种族仇恨之中，奥迪尔姑妈则从社会主义者变为吉斯卡尔不断变化的修辞的信徒，还有被怨恨打败的体育记者道森，沦为追随党派中央委员会制定路线的共产主义者。
在十八岁，在这个春天里，我们中很少有人明了这场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精微。越懂政治的人越是自诩情境主义者
，但是大多数群众追随科恩－邦迪、吉斯玛、索瓦热奥的足迹，
全然不知由阿尔贝、阿尔芒多、贡斯当和乌德让签名的《情境主义国际荷兰支部第一宣言》
。至于我个人，则与德波
的战略相反，他在1960年代初写道：“胜利属于那些懂得制造混乱而不爱混乱的人。”但我热爱极大的混乱，为了混乱而混乱。蹂躏街道如同人们摔碎旧玩具，以童年最后的愤怒断绝纽带，破坏规则。一种几乎是液体的混乱，这种混乱以它所具有的活力和不可控制，渗透进这个社会的所有缝隙，以它自己的能量生存，烧断那些工厂的和家庭的保险丝，淹没这个平庸的国度。一种极大的混乱，它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以奔马的速度涨起，迫使那些穿着成套西装的部长逃跑，因为他们意识到现在已经太晚了，人不能与大海的潮汐谈判。
3月22日，当学生们在楠泰尔占领了学院所在地的政府时，我在图卢兹，开着我的第一辆车飞驰。它是一辆1961年产的珍珠白色大众，装有双减振器、一组六伏的蓄电池，还有可以打开的帆布车篷。这是车行回收的，里程表上有七万公里的记录，获得了我父亲的认可。在把它的钥匙郑重交给我之前，父亲监督了这辆车的修复。他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我希望这辆车带领你到业士
。”就是在这儿体现着父亲的幽默：简洁，低姿态，沉郁。接着，他又以一种在我看来更职业化的语调，加上一句：“我相信它是一流的。”他酷爱这种赞美方式，把它运用到各种领域。一顿饭是一流的，一辆车当然也是，还有一部电影、一个工作日、一场橄榄球比赛、一个推理或者仅仅是一个白痴。这样我就有了一辆“一流”的汽车，一件棒极了的摆脱束缚的玩具，一枚自由的导弹，它使我因欢喜而激动万分。每一次加速，听到冷却风扇发出嗡嗡声以保障四个小汽缸正常工作，我都有一种正在被要求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的感觉。同时我也感觉到，归功于这树脂方向盘，我平生第一次有可能把握自己的生活。我在3月22日的“运动”结果就是绕城一周，在公路上跑了几公里，然后以手持金羊毛的骄傲姿态胜利归家。
我欠那些闹事学生的情恐怕永远难以回报，因为在混乱中我得以获得那个浮夸而滑稽的业士学位，由我第一次见到其被动摇的社会阶层放在托盘上赠送给我。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那些老师。我不是那种忏悔者，会向从前的这位或那位老师致以迟到的甚至是死后追授的敬意，因为老师曾为其揭示文学之美和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的魅力，帮助他们获得提高。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教育工作者——学校老师、大学教授、助教、倒霉的代课老师——统统都是恶人、坏家伙、胆怯而残忍的废物，蛊惑人心，自以为了不起，给弱者套上枷锁，拍强者的马屁，而且自始至终都保有某种疯狂的归类、淘汰和羞辱的癖好。对我来说，无论中小学校还是大学学院，从来不是一个学习或成长的地方，我宁可说它们是依据需求，负责填充工厂和办公室的分拣中心。所以，在这个春天，当好运给我机会，让我——一个天生的笨蛋、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面对这些微微颤抖的看守炫耀我的一片空白时，我发誓不管未来发生什么都永远不会否定这些混乱时刻所带来的恩惠。在1968年，一个人不获得他的业士学位是不可能的。全部笔试都被去掉了，考试缩略为学生和老师之间充满怀疑的握手仪式，后者有板有眼地祝贺前者，为了一个有时甚至并未发表的陈述之出色与简明。终于有这么一次，这些谨小慎微的知识海关的官员被迫放松了警惕，被迫放弃了热情，让那些渣子走私者通过——在过去，质询、检查和拒绝入内是他们的乐事和职责。我昂着头面对众考官，他们给我以宽宏的赞美和分数。就好像在橄榄球比赛中，本来该防守我的对方前卫，全来推我直到过了白线，那条代表大学录取线的白线。
除了在这种面对面的意外情况下感到的快乐的战栗，这些口试和那场使它发生的运动，还让我懂得了在社会生活中，一切都是由力量间的相互关系支配的。如果，我们数量多到足以颠覆它，那些昨天的嗜血秃鹫就会在瞬间仿佛着魔似的变成一群毫无意义的麻雀。
在家里，这个5月与其他月份是同样的：阴郁，沉闷，寂静。尽管有罢工，我父亲还是每天上午离家去汽车行，卖他的西姆卡。我母亲也离家，直奔那些人们每天提交给她的表述不恰当的文章，那些文字大杂烩。在饭桌上，完全没有关于街上的运动、关于反抗的合理性或者政府态度的议论。或许有过，我父亲在面对电视上被封锁的汽油仓库的画面时说了一句：“这回我发现他们进步了一点儿。”汽油在他的眼里，比上帝之血更加神圣。没有汽油，也就不再有汽车。家里所有人，都没有表达过同样合情合理的评论。我特别记得一次充满火药味儿的晚饭，接近5月底，在我祖母家的花园里，我们那时住在那儿，在夜晚的热气中，在我父亲挂在栗树树枝上的古怪彩色灯泡下，两个互不妥协的小集团迅速形成。第一组由狂热的戴高乐分子组成，有让人受不了的苏珊姑妈，她的妹妹——前社会主义者、永远的教师奥迪尔，还有她们的一对朋友库尔贝夫妇，那两个人是旧时的合作分子皈依权力政治的辉煌标本。在起义者一方，当然有我的表兄让，他是科恩－邦迪的早期支持者，他的父亲于贝尔出于极度的反戴高乐主义而站在这边，如他自己所言，打出“最坏的牌”只为了推翻这位将军，道森尽管看不起左翼分子但还是站在党漂移不定的战线上，还有我这个被认定合法的业士、最后的莫西干人，因搅扰不安的活力而沸腾。我的父母亲还是老样子，作为沉静的主人，充耳不闻地追随一切争论。直到被苏珊姑妈有关物质成功带来尊重的自负言论激怒，我母亲打断了她的话，以一种非常平静的嗓音引述了蒙特斯潘
：“命运的崇高，因拒绝而成就的与因获取而成就的不相上下。”所有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我完全相信，这是自我哥哥死后，母亲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以这种方式发言。
“不是靠这种理论来推动社会进步的，”酒糟鼻库尔贝说，“人们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时候，拒绝现存体制的这些人正在把我们引向哪里。”
“绝对正确，”苏珊附和着，“在生活中，一切都等待夺取。一切。如果不是你去取得它，就是另外一个人占据你的地位，那么……”
这个女人智力的极度平庸把一切都引向财产和积累观念本身。她并没有听我母亲说的是什么，只是听到了“拒绝”这个词，而这个词在她眼里包含着法语中最亵渎神灵的观念之一。接下来就到了收复失地的时候，表兄让抨击所谓“体制”，以人为奴隶的法律，而他父亲则以惯常的轻佻对戴高乐使用的“混乱”
一词加以评论。
“这真是军营里被鸡奸的家伙的说法……”
“于贝尔，你能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而不带粗词呢？”
“我亲爱的奥迪尔，前社会主义者，新戴高乐分子，未来的什么？沙邦分子？蓬皮杜分子？埃德加·富尔分子？我来对你说一个合乎道德的事实：像我这个维希政府的支持者，既然你喜欢重提这段历史，这个经常如此深地忍受你亲爱的将军的摆布的人，作为补偿，完全可以时不时地像军营里的鸡奸者那样对待他，不是吗？”
“我，不管怎么说，我同意妹妹的意见，”苏珊表示，“我觉得戴高乐已经完美地提出了问题：改革的时代也许到了，注意是也许，但绝对不是乱七八糟的时代。”
接着，是我冒出了反驳，从政治角度看少点内容，但表达了某种真实：
“不错，正是如此，我们所爱的，就是极大的混乱。”
所有人都转向我，好像我刚刚放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响屁。苏珊用指尖点了一下眼皮，转身朝向我的父亲，以一种悲痛的语调说：“妈妈怎么说来着，可怜的维克多，我相信总有一天这孩子会让你眼里哭出血来。”
以某种方式，我的姑妈刚刚显示出一种预言的天分，如果愿意仔细考虑此后四五天里将要发生的事件的话。
不知不觉中，这场运动出现了贫血症状，正在衰弱下去。戴高乐准备去马絮
将军那里寻求担保，在巴登－巴登
，右派正在训练其军队，而汽油，力量无比的碳氢燃料、众人的能源，被控制在油泵里。但是，每天晚上，示威者的队伍仍在或多或少地自发聚集，他们建筑街垒，与共和国保安队发生摩擦。在图卢兹，这种对峙没有在巴黎那么壮观，但也并不缺少激烈和频繁。那时，我还没有进入大学，也不属于任何小团体，游荡于这铺路石被撬起的、充溢着氯气味儿的比武场，完全就像一个孤独的旅者。在斯特拉斯堡大道和卡尔诺大道上经常发生冲突，一些充满暴力的斗殴。在手榴弹声中，共和国保安队列阵进攻，要把那些最引人注目的示威者驱散到毗邻的街巷中去，而那些坚定不移的无政府主义者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用铺路石和莫洛托夫燃烧瓶进行反击。在这种时刻，要想面对如此冲突而保持距离，不投身于反抗者的阵营，那非得坚硬冰冷得像大理石才行。
至于我，我在一个最不具有独特性的地点和时刻，选择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天晚上，在卡尔诺大道上已建起了两三个街垒，警察的回击也更激烈。被爆炸产生的嘈杂和毒气所驱赶，我们重新朝贞德广场方向聚集，那儿距我父亲的车行只有几步之遥，而且，因为预见到警察的新一轮进攻，我们已将广场上的铺路石撬起准备用作武器。快到22点时，在无数次的微小武装冲突后，警察部队发起了他们期望是决定性的进攻。
真不知道这个晚上在我们的头脑里都发生了什么。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是逃进相连的街道，而是坚定地守卫我们的阵地，以一种别动队士兵的意识边退边守，进行反击。在疯狂与仓促中，一小队轻率的警察进入了一条繁华的街道，在它的中心就是维克多·布利科的西姆卡汽车行。众人靠着有利的地理位置，来了一次角色转换，向这支被切断了后援的小部队发起攻击，而后者则犯下一个错误，躲在了家用轿车特许经销处的建筑立柱后。就是这样，我把一块接一块的铺路石像炸弹一样投向大兵，但更是投向父亲车行闪亮的窗玻璃，它们，在这场阵地战中，一块接一块地破碎，发出一种使人想到撞碎在大堤上的太平洋海浪的声音。
在这场战役中，我发现一部分的自我在对闹事者们喊：“住手，住手！这是我父亲的车行，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只是卖他的西姆卡给工人，他们准备开着它去度假的！”而另一部分的我，较少宽容，更多暴力，则以引用瓦纳格姆
来吼出：“意识的失望造就秩序的谋杀者！”
在这场战役的第二天，我没有勇气陪父亲去车行，也没有勇气装作分享他的悲伤。我只是满足于在晚上，听着他以和平常一样的语调，以非常克制的言辞来做的关于这场洗劫的报告。
6月中旬左右，政府决定解散极左翼组织，警察迫使抗议学生撤出了索邦大学、奥德翁剧院，扫清了这个国家所有的街道，雷诺发起复工投票，绝大多数国民选择支持将军。
一个月后，华沙条约组织恢复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秩序，法国的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一切都在重新确认，然而，没有什么还和从前相同。我在草创中的米亥伊大学的社会学系注册入学，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一年之后，1969年4月28日，被全民公决以类似傲慢罪之类的撤销授权，戴高乐辞去了全部职务。然而在我们家里，在电视机前，没有太多热情地追随这一投票结果时，我父亲突然做了一个手势，好像要抓住从他面前经过的什么东西，接着倒在了饭桌上，成了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受害者。
[1] 鲁斯蒂和兰丁丁是儿童剧《兰丁丁历险记》（ The Adventures of Rintintin ）中的主要角色。
[2] 意大利冒险题材漫画《阿吉姆》（ Akim ）中的主人公。
[3] 英国“二战”题材漫画《巴特勒·布里东》（ Battler Britton ）中的主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