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大经济类型

以劳动对象、劳动产品、操作方式等因素分类，中华先民的物质财富创造活动可分为农耕和游牧两大类型。这种区别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疆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气候特征。

东亚大陆濒临浩瀚的太平洋。由于海陆热力性质不同，季风现象十分明显。对东亚大陆水汽供应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每到夏季，因大陆气温高于海洋，低层气压相应地较低，风由海洋吹向大陆，形成湿热的东南季风。这造成东亚大陆降水量分布的基本趋势——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渐次递减。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区年降水量高达2 000毫米以上，而新疆吐鲁番盆地西侧的托克逊年降水量不足10毫米。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从大兴安岭西坡，沿西辽河上游、燕山山脉，斜穿黄河河套，经黄河、长江上游，直抵雅鲁藏布江河谷。以这条等降水量线为界，其东南为受太平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其西北为少受甚至不受此影响的干旱地区。这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成为东亚农耕与游牧区的大致分界线。

农事耕作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规律获得物质资料的生产门类。植物的新陈代谢要求特定的日照、温度和水分，因此受到气候条件的严重制约，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尤其如此。中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黄河、长江流域，气温适中，雨量充沛，“草木榛榛，鹿豕狉狉”，适合农耕产业的发展。

这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成为东亚农耕与游牧区的大致分界线。农事耕作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规律获得物质资料的生产门类。图为莫高窟第二十三窟北壁《雨中耕作图》。

华夏先民从一万年前就逐渐超越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进入农耕时代。

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人们发现植物生长的周期性规律，开始人工种植某些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这便是农业的起源。中国上古神话中对此有一些美妙的传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天雨粟”，正曲折地反映了原始农业对于自然条件（天）的极度依赖。“弃（即后稷）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 农耕初为孩童的儿戏之作，后来才成为专门的产业，也暗示有目的地大规模种植谷物、瓜果，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农业起源于第四纪冰后期。

约在一万三四千年以前，中华先民顺应气候转暖的自然变化，开始农事耕作实验。一万年前左右，农业生产方式便已确立且不再逆转。中原华夏族、黄河下游少昊族、长江中游三苗族、长江下游越族，以及辽河流域肃慎族、西北西南古羌族，先后开始农耕实践。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印证了这一结论。距今约六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发掘出可见谷壳压痕的土器，在距今约六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迹。在距今约四千年的龙山文化遗址（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石锄、石镰、蚌镰等农具和各种谷物多有出土。

中原地区的殷人、周人于三千年前进入有文字可考的青铜时代，其农具铜、石并用，种植业达到新的水平。殷墟甲骨文中出现黍、稷、麦、稻等多种农作物名称的字样，并有农事活动的丰富记载。春秋战国时代，谷物生产、蚕桑业及小家畜饲养成为人们衣食的主要来源，渔猎、采集经济已少为人所道及。随着“实胜耒耜之利”的牛耕技术在中原地区出现，铁制农具也渐次采用，其重要性正如《盐铁论》中所言：“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 耕作方式也有进步，荀子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 这是世界上较早关于一年多熟制的记载。战国时辅佐魏文侯的李悝倡导“尽地力之教”，为列国所仿效。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各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更把“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定为基本国策。列朝帝王都耕籍田、祀社稷、祈雨水、下劝农令，以“帝亲耕，后亲蚕”之类的仪式和奖励农事的政令鼓励百姓勤于农桑之业。农耕区的范围，也随着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善，以及朝廷移民拓边屯田政策的推行而不断扩展。

此后千余年间，东亚大陆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东南的广大地区，先后辟为农耕经济区。栖息于这一区域的华夏—汉族，以种植业为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同时也发展家畜、家禽的圈养及家庭手工业，构成一种自给自足的复合型经济。

以土地所有制为划分尺度，中国古代农耕生产方式的形态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殷商和西周的土地国有、公社所有阶段，或称“三代井田”阶段；东周井田瓦解至唐中叶均田制瓦解阶段，土地私有制确立，但专制国家对土地私有权保留种种干预；唐中叶均田制瓦解直至清末，土地私有进一步深入，专制国家对土地私有权干预减弱。与这一大趋势相对应，农耕业的具体操作方式，也由集体生产向个体生产过渡。西周时期“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大规模集体耕作制，到春秋时代变为“二十五家为一社”的小规模集体耕作制；到战国则演为“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 的家庭耕作制；降及秦汉以后，则以“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的小家庭耕作制为主。一个家庭之内，“男子力耕”“女子纺绩”，这种男耕女织、以织助耕的封闭自足机制日趋完善的农户，成为构筑中国古代社会肌体的可分蘖再生的细胞。

关于这种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中华典籍中不乏生动的描绘。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这样写道：

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种谷不得种一谷，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环庐舍，种桑荻、杂菜，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疆畔，女上蚕织，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

南北朝时期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告诫子孙：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

一家一户可以自我供应衣、食、住、用所需的各种物资，“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唯有食盐需外购。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中吟诵道：

昼出耕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农家儿女昼耕夜织，辛勤劳作，在其熏染之下，连顽皮的孩童也在桑树荫下做农活演习了。一首久远的古谣，十分简洁地概括出典型的、自给自足农耕型生活方式的特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首古谣的前半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世世代代固着于土地之上，周而复始从事简单再生产的情形。而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却不过是“桃花源式”的想象与期望。在实际生活中，个体自耕农逃避不了帝王的控制和掠夺，他们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穷年累月、世世代代，向朝廷提供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布缕之征，并因此而成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文化生长发育的根底。《管子》中说，“力田”者乃社会中坚，这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文化都与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人口中居绝大多数的农民，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

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东南广大区域内悠久的农耕经济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条自然分界线西北更为广阔的区域内，虽然也有少量由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数千年间占压倒优势的一直是游牧经济。传诵千古的《敕勒歌》所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便是对这一区域自然景观与经济类型的生动描绘。

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东南广大区域内悠久的农耕经济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条自然分界线西北更为广阔的区域内，数千年间占压倒优势的一直是游牧经济。图为元代赵孟頫（款）《狩猎图》。13世纪初叶，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前往中亚，他记录塞外所见所闻：“地无木植唯荒草，天产丘陵没大山，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作为来自农耕区的观察者，丘处机发问道：“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

其实，在丘处机来到这里之前数千年，“造物”提供的这一干燥而开阔的原野上，便有以“放马牛”为生的诸多游牧部族栖息。

从先秦到两汉，戎、羌、匈奴出没于黄河河套以西的广大山地与荒原间，史籍关于匈奴的生活方式有详细记述：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这段文字相当全面地概述了游牧民族的特征：第一，无城廓、耕地，迁徙无定，以游牧为生；第二，尚处在文明社会门槛之外，无文字，不知礼仪；第三，全民善骑射，民风勇猛剽悍；第四，畜牧、狩猎和从事掠夺战争，是其生活方式彼此转化、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

秦、汉以后，唐代的突厥、回纥，宋代的契丹、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活动于西北地区，生活方式与匈奴近似。至于东北地区的扶余、靺鞨、女真，以及由女真演化而成的满洲，则是半农半牧或半农半猎的骑马民族，也具有游牧人的习性，惯于迁徙，孔武强悍。宋代诗人柳开的《塞上》这样生动描绘游牧民族的尚武英姿：

鸣骹直上一千尺，

天静无风声更干。

碧眼胡儿三百骑，

尽提金勒向云看。

在晴朗无风的塞上草原，云中一声响箭，三百生着碧眼的骑手勒马回首，仰望万里长空。游牧骑士的矫健之态，跃然纸上。

一般而言，当牧区水草丰茂之时，游牧人是满足于自己的草原生活的。当然，农耕区的富庶对他们不无吸引力，以畜产品同农耕人交换粮食、茶叶和布帛、铁器，自古在游牧—农耕分界线如长城各关口频繁进行，这种物资交换形式后来被称作“茶马互市”。然而，在草枯水乏之际，饥饿使游牧人躁动起来，他们竞相南下劫掠，来如飙风，去若收电。如果游牧人已经建立起比较严密的社会—军事组织，产生了具有权威的领袖，便把短暂的劫掠发展为大规模、长时期的征服战争，甚至“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入主中原，建立王朝。13世纪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17世纪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便是成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