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互补与融会

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间的交互关系，冲突、战争只是一个侧面，它的另一个侧面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战争本身也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的一种特殊形式。

就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总体关系而言，兵戎相见毕竟只是部分内容，除此之外，双方更经常的是以和平方式发生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互摄性交流。这种交流大体沿着长城一线展开，进而相互向对方更广阔的纵深地域伸延。

一方面，游牧人虽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处在较低层次，但他们也有两个明显优势。其一，孔武善战，精于骑射；其二，流动生活，成为异域文化的传播载体。中原农耕人可以从游牧人那里学习军事技术，吸收异域文化养料，以之作为农耕文化的补强剂。战国时秦人学习西戎“击技”；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 ；汉代开辟丝绸之路，广采博纳中亚、西亚游牧文化及绿洲文化的成果；唐代承魏晋以降汉胡文化融合之势，从而获得蓬勃生机……这些都是农耕民族从游牧民族吸纳文化养分、增强生命活力的生动事例。

另一方面，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的飞跃。以征服者姿态进入农耕区的游牧人在先进的农耕文化氛围中，往往为被征服者所同化。南迁的鲜卑人、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热爱汉文化，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文，览之便讲” 。他大刀阔斧地实行以三长制、均田制为基本内容的汉化改革，使北魏社会迅速发展。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渐次归依汉文化，元世祖忽必烈将首都从游牧区迁至农耕区的大都（即北京），便是归化农耕文明的决定性步骤。后金首领努尔哈赤也十分钦羡汉文化，他“好看‘三国’‘水浒’二传” ，令人将其译成满文，发给部下阅览。此外，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汉族农耕文明接触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步。这充分说明，农耕文明作为一种“高势能”文明，对相对后进的游牧文明的巨大诱导、同化作用。

农耕与游牧作为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古老中国文化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的共同创造。以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方式为中介，农耕人与游牧人相互交往融合，不断互摄互补，历经数千年，方会聚而成今日以农耕为主兼容游牧的气象恢弘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