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私有制与国家起源

父系家庭产生以后，中国上古社会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原始公有制崩解，私有制萌生。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便生活在这一时期。

私有制开始了社会不公平的进程，原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不复存在。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以中晚期大汶口文化遗址为例：富有者的墓坑庞大，且有上百件各式器物，包括玉器、象牙器随葬，而贫寒者的墓坑仅可容身，随葬品极少，甚至没有。墓葬规格的鲜明对比，正反映出死者生前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的显著差异。

私有制改变了社会权力的性质，使之成为令人垂涎的宝物。即便是半人半神的氏族领袖，也不免为此而大动干戈。在古史传说中，便发生了“共工与颛顼争为帝” 的战争。共工失败了，“怒而触不周之山”，颛顼得意洋洋地坐了天下。颛顼一举隔断了原始宗教观念中天上人间的自由通道，这在典籍中被称作“绝地天通”。狭义地讲，“绝地天通”是一场宗教革命，宗教从此被限定为少数特权者的事业；广义地讲，“绝地天通”带来一场社会秩序的根本变革：从人与神的距离拉开，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少数人保留了与神交通的特权，成为地上的统治者；多数人则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国家，这个体现阶级利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巨大权威的阴影，开始笼罩人间。

恩格斯明确提出国家形成的两条标准：第一，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权力已经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 。他还分析了国家产生的三种途径：其一，雅典式，国家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其二，罗马式，国家在氏族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其三，德意志式，国家作为对外征服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相对而言，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雅典式，但又有所不同。

氏族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在古希腊演出了多少血腥惨剧，但中国上古传说却留给人们温情脉脉的“禅让”佳话。尧在位七十余年，衰老之际，知子丹朱不肖，看中了贤孝而有才的舜，经过多方考验，“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 。舜到了暮年，亦仿当年故事，让位于治水有功的禹。但是这种美妙的权力递嬗方式，没有也不可能无限地推演下去，而是被禹传子而不传贤的做法所打断。“传子而不传贤”，恰好表明“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而成为“私有”的家传之宝。

氏族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在古希腊演出了多少血腥惨剧，但中国上古传说却留给人们温情脉脉的“禅让”佳话。图为唐代壁画中的“三皇”“五帝”。

夏禹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炎帝、东夷、苗蛮等部族之间的交往已经相当频繁，以地缘为基础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已显雏形，原始的“九洲”地域观念已经形成，其范围大致在“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 ，与考古发掘的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基本一致。虽然血缘亲族因素在共同体内部依然顽强存在，但毕竟已不再是划分人群的首要依据。更重要的是，超越于氏族原始民主之上的君主权威已经出现，《尚书·甘誓》有如下记载：

（启与有扈）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唯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部落联盟领袖的温文尔雅，分明被国家君主的权势威严所取代。公共权力的物化形式军队、监狱（《今本竹书纪年》称“夏台”“圜土”）、刑法（《左传·昭公六年》记“夏有乱族而作禹刑”）三者皆备。阶级社会——文明社会的曙光在中州大地初显熹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