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断加速的太空旅行

回到巴黎，我因为24岁女孩的常见需求——避孕，去看了医生。诊所是一座昏暗的迷宫，墙壁上油漆斑驳，候诊室挤满了人，头顶的吊灯不断地闪烁。其他大部分病人看起来都像北非裔移民，抱着扭动的幼儿或翻阅着杂志，用阿拉伯语混合法语交谈着。环顾四周，我突然想家。从口袋里装着棒棒糖，打小就认识我的儿科医生那里到这家冰冷破旧诊所的转换戳心地提醒我：现在我只能靠自己。我再也不是孩子了，但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踏入荧光灯照射的、官僚的成人世界。

我的名字终于被叫到了。一位抽血医师卷起我衬衫的袖子，在我的胳膊上寻找可用的血管。自有记忆起，我就一直害怕针头。我转过脸去，在针尖刺破皮肤时盯着地板看，屏住呼吸。我用余光看到涌出的红色液体。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对自己说。管子装满之后，我长出一口气。快结束了。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被带进了诊室，一个穿着白大褂、留着小胡子的男子坐在一张大木桌的后面。“今天来是看什么？”他用法语问我。

“我想开避孕药。”我说。

“应该没问题。”他低头看了看一张纸，读我的血液检查结果，随后暂停，微微皱眉。“讨论几种不同的选择之前，我想知道你有没有感到疲惫？”

我用力地点头。

“血液检查显示你贫血——你的红细胞计数偏低。”我大概看起来很担忧。“别担心，”他补充道，“贫血在年轻女性中很常见。你月经量是不是很多？”

我耸了耸肩，不确定什么叫“多”。“可能吧。”痛经10年之后，只要来月经在我看来就是过多。

“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医生说，“我给你开避孕药和每日吃的补铁剂。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精力。”

乘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一路倒数还有几站到杜佩特—图阿斯街，回到有男朋友在的、属于我的公寓的新鲜感仍令我欢欣鼓舞。我冲进门，脸颊被冻得通红，我抱了抱威尔，然后开了一瓶红酒，告诉他贫血和补铁的事情。“这就是我感到特别 累 的原因。”我感到心中充满希望，冲他露出了微笑。“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米拉在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坐旋转木马的时候手肘擦破了，哭了起来，但后来被我哄好了，一切都好。所以我认为这是 很好的一天 。”威尔在上法语课，并开始做男保姆——我被明确告知不许这么叫他，但只要有机会就总是这么叫他。每天下午，我在律所上班时，他会去学前班接4岁的米拉，然后带她去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她有着饱满的脸颊和一头蓬松的棕色鬈发，最喜欢的活动是坐在威尔肩上，一边啃牛角面包一边对着人高喊：“我是全巴黎最高的女孩！”威尔描述他们最近的冒险时，我从他的头发里捡出一些面包屑。

男保姆的工作是暂时的，只做到威尔在巴黎站稳脚跟，尽管他并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学位，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份工作不需要工作签证，又能带来稳定的现金收入，另外，和一位4岁的导游一起探索一座异国城市可以拥有很不错的午后时光。我对我的工作则不太乐观。上一整天班对我来说愈加困难。搬到巴黎之后，瘙痒的症状缓解了，但我的身体又被疲惫彻底侵占，以至于我一天最多要喝八杯浓缩咖啡。我开始担心这种深深的倦怠感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或许我就是无法适应真实的世界。”我在日记中写道。但诊所的医生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贫血，这意味着我的疲惫是生理上的，不是我的问题，这种区分令我感激。

天色渐晚，红酒的空瓶站在旅行箱上。我站起身来，宣称我们早就应该设定新年目标，根据我们原本的计划，几周前在新年时我们就应该完成这件事。我喜欢每年制订目标的仪式：我总是在日记中写满待办事项和我的梦想。有计划的表象，无论多么不靠谱，都能平衡我对未来的不确定和迷惑。尽管威尔并不常做计划，但他还是迁就了我。春天到来之后，他说，他会申请研究生，可能会申“巴政”（Sciences Po），也就是巴黎政治学院（Par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我立志找一份新工作，一份不至于让我每天都筋疲力尽的工作，一份不需要整天复印，不需要在上司面前把我的脚藏起来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努力实现我的目标：润色我的简历，发出求职申请，联系以前的教授和导师寻求建议。我多次回到那间诊所沉闷的候诊室，治疗感冒、支气管炎、尿道感染等各种问题。每次我都会分到不同的医生。每次，我都要重复我的病史，每去一次医院，近期疾病的清单都更长。诊所不停轮转的医生让我怀疑有没有人在跟踪所有的细节——有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情况。

一天下午，做“常规”血检时，我感觉我的眼里噙着泪水。“怎么了？”抽血医师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

一连几个月整天都疲惫至极的后果是你注意不到自己病得越来越重。到了我被转诊到巴黎美国医院（American Hospital of Paris）的时候，我已经虚弱到顺着梯子上下高架床都困难的地步。3月末一个异常温暖的周五下午，我如约去看病。原本乘地铁只要30分钟的路程变成了好几个小时，我来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巴黎街区。我不停地打转，寻找医院，然后意识到下错站了。在等到巴黎以西的纳伊市（Neuilly-sur-Seine）的公共汽车时，我感到头晕。在我身边，气派的别墅和昂贵的汽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鸟儿在一棵椴树心形的树叶间穿梭，一位妈妈牵着两个金发的孩子沿着街道有阴影的一侧行走。我开始眩晕，眼冒金星，突然间房屋、汽车、小鸟和妈妈都缩小成了漆黑背景上的亮点。我倒了下去，一头摔在人行道上。

“ 你还好吗，小姐 ？” 我醒来时，一位年长的女士问我，因担心而薄唇紧抿。

“ 不好 。” 我答道，然后又开始哭泣。我联系不上威尔，他正陪着米拉上每周的游泳课，而我的父母在4000英里 之外。我仿佛在太空旅行，不断加速，离地球越来越远。我从未感到过如此孤独。

我终于到达医院时，已经是黄昏了。一个自称K医生的人对检查床上的我进行了快速检查，并决定让我住院接受进一步检查。“你看起来状态很糟。”他对我说。一名护工用轮椅把我推到楼上一个有大窗户的白色房间。太阳正在落山，我注视着深紫色的云飘过地平线，可能要下雨了。上一次我在医院过夜还是我出生的时候。

巴黎美国医院和我见过的任何美国医院都不同。我的房间很豪华，比我的单间公寓大，粉刷后的墙壁在阳光照射下显得很白。我期待每天早晨自动送到我床边的早餐，黄油牛角面包和牛奶咖啡的香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每天和早餐一起来的还有泼尼松（prednisone），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开给我的普通类固醇，不过72小时之内，它让我有气力到楼下的庭院散步，下午我在那里写日记，向其他穿着棉质罩袍的病人讨烟抽，目光呆滞地盯着花床发呆。晚上，为米拉掖好被子之后，威尔会来医院陪我。他会带拼字游戏（Scrabble）来，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玩，直到深夜。一位护士给了他一张访客折叠床，这样他就可以过夜。

“谢谢你来。”我们在各自的床上入睡时，我迷迷糊糊地说道。

“和你在一起让我成了最幸福的人，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月，”威尔说，伸手握住我的手，“你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像你这样激励我尽力生活，没有人像你这样让我渴望成为我自己。你让我有了解自己的渴望，让我想要成为更好的人。我们正在共同营造的东西很伟大。很快你就会离开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归正常生活。”

住院的一周时间里，医生们进行了他们能想到的一切检查，从艾滋病到红斑狼疮再到猫抓热病（cat scratch fever）。结果全部是阴性。我回答了无数的问题：以前没有做过手术；没有病史；两位祖父分别因前列腺癌和心脏病发作去世，此外没有已知家族疾病史；如果在夜店跳舞也算的话，那么是的，我经常锻炼。K医生用显微镜观察我的红细胞时，发现它们增大了，并提到我可能需要进行骨髓活检。“你酒喝得多吗？”一天下午他站在我床前问。“喝得很多，”我尖声说道，“毕竟我刚大学毕业。”我看到他走出房间时在一张纸上记了一些笔记。最终他的决定是，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没有必要进行活检。我相信他的判断。毕竟一般年轻人就应该是健康的。

“你需要休息，”K医生总结道，“我还是不知道你的红细胞怎么回事，但我觉得不必紧张。我要休假了，几周后我回来时，我们再跟进，看你感觉如何。”就这样，他让我出院了，对我的诊断是我患了一种名为“身心耗竭综合征”（burnout syndrome）的疾病，并让我休一个月的病假。

在乘地铁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在我的日记中写道：

需谨记的重要医疗细节：

1. K医生戴的眼镜是普拉达的。

2. 我和威尔在病房的洗手间里做爱差点被一个护士抓到。

3. 可以在病房点医院餐厅的焦糖布丁和香槟。

4. 我相当确定这个地方肯定是一座伪装成医院的乡村俱乐部。

5. “身心耗竭综合征”是什么鬼？

不可否认，一个月不用工作令我十分兴奋，但情况似乎还是有点不对劲。不再每天打一针泼尼松之后，我的精力开始不济。靠着地铁冰冷的塑料座椅，我意识到K医生可能认为这一切都是繁重的工作和尽情的享乐造成的。我不认为他，或者任何其他医生，认真对待我的问题。但我自己其实也没有认真对待。我没有提出异议。相反，我忽略了在我脑中打转的疑问。毕竟有医学学位的是他们，不是我。

出院几天后，早晨醒来时我收到了面试的好消息。过去几周我给不同的报纸和杂志发了问询邮件但都没什么进展。不像其他行业有可遵循的明确路径、可攀爬的等级阶梯或可攻读的必要学位，新闻的世界对我来说神秘又难以靠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入行。“开始写作，然后向编辑推销故事。”有人这么对我说，但我的全职工作导致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即便我有，我也不认识任何编辑，即便我认识，我也没有被编辑评价的信心。因此我写信给我以前的新闻教授，教授建议我联系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询问对方是否有初级职位。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回复了，表示有一个“通讯员”（stringer）的空缺，“通讯员”是一种初级信息搜集者，会帮助他们的高级记者报道刚刚在突尼斯爆发，后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他们希望我立刻去面试。

第二天，我穿上了我在二手商店淘到的一条定制黑色连衣裙，把我缠绕在一起的鬈发梳成辫子，在我苍白的脸颊多上了一抹腮红，然后出门去面试。气喘吁吁地攀爬《国际先驱论坛报》办公楼里的楼梯时，我注意到头晕的症状又回来了，我喘不过气，但那天我要集中精神应对更重要的事情。开放式的办公室里满是敲打键盘的声音，放满了文件柜以及堆着书、电脑显示器和脏咖啡杯的办公桌。看着四周老练的记者们坐在桌前，我不允许自己产生任何幻想。我知道我被录用的概率很低，但有史以来第一次，我看到了一条通往令我兴奋的职业的道路。我突然意识到，我无意中一直在为这份工作做准备。在学校，我每学期都上很多语言课——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波斯语——想着某一天可以更轻松地在遥远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每一个暑假我都在国外学习和做研究，这让我得以遍访世界各地，从亚的斯亚贝巴到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再到约旦河西岸地区。至于突尼斯，这不仅是一个我熟悉且热爱的国家，还是我的故土：我的爸爸就来自突尼斯，我的大家庭至今还住在那里，我还自豪地持有突尼斯护照。这一切在面试时都有所体现，见我的编辑们看起来很满意，我感觉也不错。离开时我感觉自己成年之后四年来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个时刻，然后对自己笑了笑。

我再也没能回到《论坛报》办公室。一周内，我又回到了医院。这一次我躺在急诊室的轮床上，痛得眼前发白。疼痛的溃疡在我嘴里蔓延开来。我的肤色是尸体一般的蓝灰色。威尔握着我的手，值班医生对我说：“我不希望你太过惊慌，但你的身体显然有问题。你的红细胞计数在明显下降。”我看着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我的手臂上，然后说她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儿，如果她是我妈妈，她会希望我立刻乘下一班航班回家。

我被安排第二天一大早飞回纽约。我坚持买了一张两周之后返回巴黎的回程票。我需要相信自己不会有去无回。威尔提出陪我，但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他要照顾米拉，而我很快就会回来。在机场和他告别时，我让他不要担心。随后一位穿深蓝色制服的年长男子用轮椅推着我穿过了戴高乐机场，他推着我来到安检队伍的前面，超过一大堆等待登机的家庭和拿着高级皮公文包的商务旅客，我的耳朵全程都很烫。我认为急诊室医生一定是反应过度了才坚持让我坐轮椅。我记得我担心随时会有人指责我是个骗子。但优先登机队伍中注意到我的人，都明显带着一脸同情。

飞机起飞了。我蜷缩着横躺在两张空座位上，在一张薄毯下发抖，怎么也暖和不起来。我以前喜欢飞机，高度让一切都变小，地面上的东西越来越小直到被云层挡住彻底消失，但这一次我没有打开遮光板。我太累了以至于什么都做不了——没法看电影，也吃不下担心的乘务员不断给我的零食。尽管我很累，但因为溃疡而肿胀的脸颊让我难以入睡。急诊室医生开了可待因 让我在回家的航班上吃，我吞了几颗，希望疼痛能得到短暂的缓解。一阵阵恶心席卷着我的身体，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失去意识。

我梦到飞机是悬停在大西洋上方的空中监狱，我正在因去年摄入的酒精、香烟和其他有害物质而受罚。我梦到在毕业五年的同学聚会上，我的朋友们背对着我，在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上有说有笑，啜饮着鸡尾酒，远方是高耸的宿舍，在橙黄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叫他们，但他们转身时视线却直接穿过了我。根据梦中的逻辑，这是合理的。也许他们认不出我了，我想。毕业后，我老了很多。坐在机场轮椅里的我瘦骨嶙峋，已经全秃的头顶上只剩几缕白发。是我啊，我大喊，我是苏莱卡。但这一次没有人转头。

下一次睁开眼睛时，飞机的起落架“砰”的一声落在跑道上。我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