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美国

自从学会说话，我一直对父母直呼其名，在一位困惑的老师指出这点之前，我们谁都没觉得这么做很奇怪。

我的妈妈，安娜，一位拥有冰蓝色眼睛和芭蕾舞者般矫健肌肉的小巧女性，来自距离日内瓦一小时车程的一座瑞士村庄。她在一座石屋里长大，屋里堆满旧书和古董，还有一台播放古典音乐的留声机。客厅的窗外是小镇的广场，俯瞰一座中世纪城堡和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我妈妈周末在里面游泳，和附近的男孩子一起划船。她是个假小子（garçon manqué），头发一直剪得很短，总是捧着一本小说。她的爸爸吕克是一位物理学家兼环保活动家，对子女非常严格，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但他也超前于时代——因为碳排放，他拒绝买汽车，还禁止在家中使用塑料。他在阁楼上有一间木工工作室，他在那里给安娜兄妹做手工雕刻的玩具。安娜的妈妈米雷耶是一位图书管理员，对丈夫的行动主义不感兴趣。她喜欢美丽的东西，收集了不少漂亮的羊绒衫，拥有一个繁茂的玫瑰花园，她做的瑞士苹果馅饼很出名。她总是说，举止有正误之分，要让孩子们接受严格的礼仪课程。安娜十几岁时，开始抵触父母的命令和村庄与世隔绝的气氛对她的束缚。

在从洛桑艺术设计大学毕业后，我妈妈获得了一笔搬到纽约市的基金，她立志在纽约成为一名著名画家。她在东村四街和A大道相交的街角租了一间列车公寓 。那是20世纪80年代，周围网格状的街区里分布着画满涂鸦的廉租公寓和堆满瓦砾的空地。街道充满活力，到处都是充满创造力和远大志向的年轻作家和音乐人。她从未到过这样的地方。

忙是我家最主要的特征。我妈妈拥有挽马一般的工作精神，从日出到日落一刻也不停。她靠做房屋油漆工以及在餐厅、咖啡馆挨桌兜售玫瑰花维持生计，赚的钱足以支付公寓及她与几位艺术家共用的工作室的租金。她很快找到了一项更赚钱的事业，并开始在自己的公寓经营小生意。“这里是国际语言学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她接电话时会这样说，假装自己是秘书。学校——如果它可以被称作学校的话——由我妈妈和她的朋友，一群来自欧洲各国的学生组成。她雇他们给商务人士和富有的家庭上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西班牙语课。最终她存了足够的钱，支付了购买公寓的一小笔首付，那座公寓售价4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安娜在纽约的第五年，她的机智、短发、高鼻梁和优雅的颧骨在一家市中心的爵士俱乐部吸引了我爸爸赫迪的注意。对于赫迪来说，成功追求她并非难事。他身材高大，有着茶色的皮肤，顶着一头黑色的卷发，门牙之间有一条迷人的缝，他刚刚跑完纽约马拉松比赛，身材处于人生中最好的状态。他住在几个街区外，B大道和C大道之间的七街上，两人住得很近，很快就一直待在一起了。共同的语言、游牧主义（nomadism）和对烹饪、电影、艺术的热爱将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有相同的波西米亚价值观，把钱花在好酒、剧院门票和旅行上，但他们经常争吵，两人都过于固执和独立。我妈妈最看重的是她的绘画，她对成为某人的妻子没有兴趣。我爸爸正在犹豫是留在美国还是回他的祖国定居生活。他们恋爱两年后，我在赫迪位于汤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 Square Park）的公寓被孕育。一个意外，我想象着我妈妈会这么想，用验孕棒验尿时，她已经开始为她的自由哀悼。（后来她修正了对当时那种感觉的形容：一个惊喜，她告诉我。）

40岁的赫迪比安娜大近10岁。他在联合国国际学校（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chool）教高中，也是一名法语和阿拉伯语自由译者。安娜怀孕令他欣喜若狂，但安娜难以接受自己将要成为妈妈，也不是很相信婚姻。她在老家瑞士的大多数朋友有伴侣和孩子，但没有正式结婚。她认为婚姻令人窒息又老套，她坚称不需要一纸文书来正当化他们的关系。几个月之后，她改变了主意，因为只有这样，我爸爸才能安心地与他妈妈分享安娜怀孕的消息。他们举行了世俗婚礼。那天的一张拍立得照片显示他们站在曼哈顿市中心市政厅的台阶上，身着大码西装，拿着他们的“花束”——从一棵凌乱的街头树木上折下来的、上面还挂着几簇树叶的两根树枝——微笑地注视着彼此。

我知道这一切是因为妈妈和我关系很亲密——我们之间没有禁忌话题，可以探讨人生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她有浓重的口音，留着赫本头 ，不剃腋毛，常穿着沾满颜料的连体服，和我认识的任何妈妈都不同。我13岁月经初潮时，首先告诉了她，第二天她给我举办了世界上最尴尬的惊喜庆祝午宴，举杯深情地就我成为女人发表了祝酒词，让爸爸和弟弟如坐针毡。少年时，我曾经对她说我计划保持处子之身直到结婚。“别这么傻，”妈妈说，“做出一生的承诺之前你需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早年我们总是在搬家——从东村到阿迪朗达克山脉（Adirondacks），还在法国、瑞士和突尼斯短暂停留过，但最终我们总是会回到美国，我爸爸在斯基莫尔学院（Skidmore），一所位于纽约州萨拉托加矿泉城（Saratoga Springs）的小文理学院拿到了一个终身制的教职。尽管一开始有所犹豫，但安娜很喜欢做妈妈，弟弟出生后，她决定缩减她的事业，专注于抚养我们。她带着以昆虫、花朵和蜂巢为主题——尽管一切看起来都或多或少像阴道——的抽象画中所洋溢的那种创意和热情抚养子女。纽约上州下雪的冬天，她会踩着越野滑雪板，反戴一顶棒球帽，滑到几个街区之外的公交站接我们。她把我们家的阁楼变成了工作室，在里面举办艺术课，我们盘腿坐在地板上，玩颜料套装。她教我们点画法，给我们看乔治·修拉 的杰作，让我们用蘸了颜料的棉签创作自己的风景画。

每天晚上睡前，她会用法语给我们读寓言和神话。如果我们表现特别好，她还会给我们用杏仁油按摩。“今天我们种点什么？”她会说，然后像犁布满石块的土地一样揉捏我们的背进行“播种”，弄得我们发出尖叫。她有一种讨喜的、黑暗的幽默感，热爱恶作剧，有时候玩笑会开得有点过。有一次，在她最喜欢的节日，4月1日愚人节，她给我和弟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爸爸丢了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立刻从大学辍学，找全职工作。然后她就把这事彻底忘了，去看电影了，让我们愁了好几个小时。这种顽皮和大胆让她的陪伴如此自由和神奇，她很容易接近，不同于那些总是让你意识到自己的不成熟的成年人。离家之后，电话成了连接我们的脐带。我们每天都通话，有时一天打好几次。

我和赫迪的关系是另外一种风格。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迷。他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位于突尼斯南部、地中海沿岸绿洲的加贝斯（Gabès）长大。他的父母都不识字。爸爸马哈茂德在市政厅的收发室工作。他很爱孩子，但也很严格，信奉“ 不打不成才 ” 的格言。他的妈妈谢里法温柔而无私，脸上有柏柏尔人 文身，留着用散沫花染剂染过的长辫子，用围巾盖住头发。我爸爸开玩笑说他每次从学校回家，谢里法都在生孩子。一家人只能勉强糊口，谢里法的13个孩子只有7个在战后物资匮乏、疫病肆虐的年头幸存了下来。我爸爸是家中的老二，他不是所有孩子中最刻苦的，却是最聪明和有志向的。从突尼斯大学（University of Tunis）毕业后，他先后去了伦敦和巴黎求学，最终移民美国，并获得了法语文学博士学位。

我崇拜我的教授爸爸——他身着整洁的白色亚麻西装，戴浅顶卷檐软呢帽（fedora）的样子令人瞩目，另外他对语言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但我也有点怕他。他热爱生活，慷慨而极具个人魅力，但像他的爸爸一样，他容易动怒，脾气总在爆发的边缘。他以他熟知的方式养育我和弟弟亚当——很严厉，似乎表扬会让人变得软弱。他对幼稚滑稽的行为没有耐心。“有趣的人不谈八卦或闲事，他们探讨想法。”一旦我话太多或者让他感到厌烦，他就会对我这么说。

高中时，我终于被认真对待之后，我和爸爸才找到了一些共同语言。我喜欢坐在他办公室的扶手椅上读他的书。他有高高的大书架，上面有数百册古典学、诗歌、小说和文学理论作品。每次遇到不懂的词，我就查阅书架最下面一层的字典，并在日记的最后列出词汇表。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读法语书，发现了波德莱尔、福楼拜、加缪、萨特和法农的作品。尽管小时候住在突尼斯时我会说一点阿拉伯语，但后来几乎全部忘记了，于是我决心重新学习我爸爸的母语。上大学后，受爸爸学术兴趣的影响，我主修近东研究，辅修法语和性别研究。我把我写的每一篇论文都发给爸爸看，他会拿着红笔在上面批改几个小时，给我发修改意见和延伸阅读建议。为了撰写毕业论文，我前往突尼斯收集包括祖母在内的老年妇女的口述历史，我就个人地位法典（Code of Personal Status）——一系列旨在推进男女平等的后殖民时代的进步法律——对她们进行了采访。当我以最高荣誉毕业并获得多个论文奖项时，爸爸对我说：“我为你骄傲。”他很少公开表达出他的骄傲。

作为毕业礼物，父母送了我一个红色行李箱，很大，轮子顺滑，是他们在T. J.麦克斯商场（T. J. Maxx）的折扣货架上买的。次年夏天我找到巴黎的工作时，它派上了用场。我记得父母祝我一路顺风时多么乐观。“你的第一份工作！一定会很棒的！”他们送我到机场时说。他们坚持让我在路边和行李箱一起拍一张临行前的照片，我朝天翻了翻涂着浓重黑色眼影的眼睛，冲他们敷衍地笑了笑，随即冲进了航站楼。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未来的事情，几乎忘记转身向他们挥手告别。我们都没想到，七个月之后我就回来了。这一次没有人拍照或聊我未来的计划。

一位机场工作人员帮我领了行李箱，然后把我推到了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小姐，你确定一个人在这里没问题吗？”

我点了点头。爸爸果然迟到了，守时不是我们家的强项。

等待时，一个又一个疲惫的旅客从旋转门走出来。近一个小时后，我发现了歪戴着一顶黑色软呢帽的爸爸，他慢慢穿过人群，有着奶牛般长睫毛的深色眼睛在屋里搜寻，寻找女儿的身影。“赫迪，”我喊道，“赫迪，这里！”

我看到他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显然他看到了我肿胀的脸颊、发青的嘴唇和消瘦的身体，随后他的表情柔和了起来。“你好，美丽的姑娘。对不起，我在高速上转了一圈。”他说。他一手推轮椅一手拖我的行李箱，把我推到了停车场，我们家的老旧小面包车停在那里。我钻进车里，在后座躺下，我太累了，在回萨拉托加矿泉城的三个半小时车程中几乎什么都没说。

回家的感觉有点奇怪。一切闻起来、看起来、摸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却不同了，在老地方的衬托下自己的不同被凸显了。车停在我12岁起我们一家居住的房子前时，妈妈正站在前面打理花园。“我的天，”她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有这么严重？”

“这是我最近尝试的全新‘时髦瘾君子风’。”我回答道。我妈妈——通常我能够相信她疯狂的幽默感——没有笑。

“你还没有看到最糟的，”爸爸说，“苏 ，给她看你的嘴。”

我翻开下嘴唇，露出三个新疮时痛得龇牙咧嘴，它们像乳白色的满月，又圆又肿，都是坐飞机时冒出来的。我的父母交换了一个我无法解读的眼神。我拖着脚走进房子，径直上楼来到我的卧室，闻到熟悉的落满灰尘的书的味道，看到墙上钉着的传奇突尼斯歌手阿里·里亚希（Ali Riahi）的泛黄海报，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放松了肩膀。我舒展身体躺在床上，很快陷入熟睡。几个小时后，我被妈妈摇瑞士牛铃叫大家下楼吃晚餐的声音吵醒——这是她对故乡的致敬，但也令我和弟弟非常不爽。我塞住耳朵，想要继续睡觉。由于我没有反应，爸爸过来敲我房间的门。

“Labess（ 怎么了 ）？”他用突尼斯俚语问道。

“我不饿。”我呻吟道，把枕头拖过来盖在头上。

“我们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了，你至少可以和我们坐一会儿。”

“我太累了。”我说。

“你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了。你需要振作一点，起来之后你就会感觉好些的。来吧，我们吃点东西，然后去附近散散步。”

“赫迪，拜托。”

爸爸放弃并离开之后，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愧疚又怀疑的心情让我无法再次入睡。我知道我的身体出了问题，但有时我仍会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我编造的——我的症状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也许我确实需要振作一点。

我下床，来到了楼梯顶部的平台。我艰难地往下走，楼梯仿佛无穷无尽，我的四肢沉重得仿佛灌满了混凝土。走到底时，我一点力气也不剩了，坐在橡木地板上恢复体力。我能听见父母的声音从厨房传来，我竖着耳朵，无法抵抗儿时偷听的本能。

“我让她买了一张两周后回巴黎的机票，但我怀疑她的身体恢复不了，”妈妈说，“最近可能都不行。”

“听到这些症状——口疮、消瘦、经常感染和红细胞计数低，你会想到什么？”爸爸问。

妈妈沉默了。

“艾滋病，”他说，听起来好像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知道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我在网上看到病毒可能要好几个月才会显现出来。你看她和她的朋友们毕业时喝了多少酒？那还是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在的时候谁知道她干了什么。她说不定到处乱搞或者吸毒。”

我的脸变得滚烫。一股肾上腺素注入我的胸膛，我跑上楼梯，脉搏加速，颤抖着猛地关上卧室的门。爸爸背着我猜测我的身体状况和品格让我十分愤怒。但我也感到深深羞愧。他并不全错，我离家后的生活确实像他担心的那样。但最令我震惊的是，我总是表现得很强悍的爸爸听起来为我感到害怕。我越来越难以相信我从小就被灌输的那句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