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水岭

我回家已经一周了。这一周是如何度过的，我的记忆很模糊。我匆匆忙忙地看了很多医生，睡得很多，和威尔打了视频电话。我不情愿地逼自己出门和父母散步。但我忘不了笼罩我家的那种焦虑的安静、空气中弥漫的不安、越来越强烈的恐惧和挫败感。

我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复活节，但我毁掉了这一天。安娜花了六个小时给我和爸爸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大餐。我不仅什么也没吃，还一直闷闷不乐地盯着他们看。周三我要做骨髓活检，我很害怕。

“以防万一。”医生建议我做活检时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个既痛苦又丢脸的过程，需要我把牛仔裤脱到脚踝处，然后趴在检查床上。医生一边用必妥碘（Betadine）清洁我的后腰，一边解释说盆骨富含骨髓，因此是活检的首选位置。他向我的后腰注射了利多卡因 ，把针头越戳越深直到碰到骨头。尽管我的皮肤是麻木的，可也许还是会疼，他警告道。我咬紧牙关，让他把一根细长的注射器插进骨头，吸出骨髓细胞，我头晕得快速抽动了几下。随后是一根更大的针——10英尺长的闪闪发光的不锈钢针——上面有一个塑料手柄，可以把针钻进骨髓深处。我的骨头年轻而坚固，医生一边说一边把一只脚踩在检查床上，哼哧哼哧地用力钻我的盆骨。他取到一小块固体的骨髓时，我咬着脸颊内侧，尝到了血的味道。检查结束之后，活检的部位被一大块绷带覆盖，我坐着发呆，背部抽痛。医生让我放心，告诉我他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鉴于我的身体状况在变差，他想要确保万无一失。

一周之后，2011年5月3日，我们的电话答录机上收到一条留言。活检的初步结果出来了，医生让我们尽快去见他。我们到诊所的时候，工作人员和当天的其他病人已经都回家了。诊所已经下班了，办公室的灯光被调暗，一堆堆杂志在豆绿色的墙壁上留下阴影。医生来到候诊室与我们见面，他坐了下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之前就怀疑是这种情况，只是希望不是——现在确认了，你得了一种名叫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病。”他缓慢地说出诊断，像教我们一个新单词的外语老师。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能感觉到情况很糟糕。我把目光从父母伤心欲绝的面容上移开。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在脑中一遍遍重复这个诊断。白——血——病。白——血——病。白——血——病。这个词（leukemia）听起来好像一种异域花朵的名字，美丽而有剧毒。

“这是一种攻击血液和骨髓的侵袭性癌症，”医生说，白大褂下的肩膀下沉了一点点，“我们要尽快行动。”

22岁就被诊断患有癌症应该有何反应？

痛哭流涕？

晕倒，或者尖叫？

在那一刻，充满我身体的是一种意外而扭曲的感觉：解脱。经历了被多次误诊、令人困惑的几个月之后，我的瘙痒、口疮和崩溃终于有解释了。至少我不是疑病患者，我的症状不是想象出来的。我的疲惫不是我参加了太多派对或者无法适应真实世界的证据，而是具体的、可用语言形容的疾病引发的。

医生此后说的一切——情况危急，我需要立刻开始治疗——都变成了遥远的嗡嗡声。我感觉，他好像居高临下地以诊断为手术刀，把我切成了两半：一半在巴黎的唐璜酒吧喝龙舌兰酒，和马里亚奇 歌手跳舞，引来朋友们的口哨和欢呼；另一半在无菌的医院房间里，在访客离开之后夜夜哭泣。

诊断是一旦越过就再也无法回头的分水岭：将我的人生分割成截然不同的前后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