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余波

我们一家人都不习惯在别人面前哭。当晚我们到家之后，妈妈进她的工作室关上了门；我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像婴儿一样蜷缩起来，用被子蒙住头；爸爸去我家附近的树林里走了很久，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带着充血的眼睛回来。我上大三的弟弟亚当正在阿根廷留学，我们决定在对治疗有更多了解之前，暂时不告诉他我得病的消息。至于我的朋友，他们不知道我身体不好，不知道我回美国了，还在我的脸书（Facebook）留言墙上发帖，问能不能到巴黎找我。

我躺在床上，有一种想要分享这个坏消息的冲动。我想如果说出来，它会更有真实感。我拿起电话，打给我的朋友杰克，他是我大一最早认识的人之一，在我眼中是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在想好如何告诉威尔之前，我想练习一下，我相信杰克会理解的——但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结束了通话。他向我道歉，告诉我他希望可以多聊一会儿，但他有事。他承诺当天晚些时候给我回电话，但没有。他一连好几周都没有和我联系。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癌症会让你周围的人感到不适，当人们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沉默。

在失去所剩不多的勇气之前，我拨通了威尔的电话。我们还在交往的初期，我期待他作何反应呢？抛弃一切再次搬家——来这里，来萨拉托加矿泉城，和从未谋面的我父母一起生活？电话被他接起之前，我大口大口地深呼吸做着心理准备。“活检结果出来了。我得了一种叫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病，”我对他说，嗓音嘶哑，“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知道你没想过会经历这些。”

我接着稍微解释了一下医生对我的诊断，告诉他我近期不能回巴黎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我入院开始化疗之前，我会住在我长大的这间卧室。一秒钟过去了，也许是两秒，那沉默似乎是永恒的，我听到了脚步声，还有某个柜门砰地关上的声音。现在是巴黎清晨，我想象着他在我们的公寓里踱步，顶着刚起床的乱发，手上拿着一杯咖啡。“我坐最近的航班去纽约，”他说，“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到这时我才哭了出来。

癌症是很好的谈资。24小时之内，我确诊癌症的消息就像在灌木丛中蔓延的火焰一样传遍了整个小镇。我家电话答录机上的红灯闪烁着：留言已满。有邻居留言问消息是不是真的，如果是，有没有他们能帮忙的地方。另一条留言来自一位十年未见的朋友，说要来看我们。我爸爸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们她会送一锅辣椒肉酱给我们晚餐吃。还有一条留言是后来被我们一家称为“癌症神棍”的人打来确认被我们全体忘掉的预约。

我们是在确诊的前几天预约的，妈妈在瑜伽课上认识的一个熟人说这人擅长对付疑难杂症。“也许他可以给你一些让你感觉好些的保健品。”妈妈说。听起来有道理。我和弟弟童年时，她告诉我们快餐、汽水和加了很多糖的早餐麦片都有毒。我们总是首先求助健康食品商店、针灸师、中医师和顺势疗法 医生——万不得已时才去普通医生的办公室。小时候，我妈妈对健康的执着令我感到尴尬。（万圣节时，她是整个街区唯一分发带壳花生、苹果和2号铅笔——而不是糖果——的女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她对替代疗法和所有有机产品的执着。

几个小时后，我坐在妈妈的副驾驶座上，看着充满童年回忆的地标在窗外滑过——萨拉托加矿泉城的主干道，我少年时曾在这里为了赚皱巴巴的一美元纸币卖艺；我经历初吻的旧书店；我的小学，离开幼儿园进入这所学校时我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说。我们沿着两车道的乡村道路继续行驶，45分钟后，来到了一个陌生小镇郊野中的拖车公园。我们在一幢两室活动房屋前停车，下车敲门，门口的草地上放满了草坪装饰物。

一个黄头发、大肚腩挂在蓝色牛仔裤上的男人打开了门。我妈妈立刻把我确诊的消息告诉了他。我还没来得及脱掉夹克，他就用一只胖手抓住我的胳膊，靠过来，凑得很近，潮湿的冷气呼到了我的脸颊。“开始之前，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他看着我的瞳孔深处说，“如果你选择进行任何传统的化疗，你就会死。”

癌症神棍解释说他会用一种肌肉测试技术查清我的身体怎么了。具体来说，就是把几滴鲜花提取物滴在我的舌头上，然后评估我身体反馈的力量。在接下来的一小时中，我像稻草人一样站在拖车的客厅里，和妈妈交换困惑的眼神，与此同时，癌症神棍下压我伸出的手臂，摆弄数百个小玻璃瓶，在一张纸上记笔记。

“你可以坐下了。”他终于说。我筋疲力尽地一屁股坐进沙发，坐在妈妈身边，我俩都迫切地希望这次见面赶紧结束。但他才刚刚进入状态。“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他对妈妈说，“坏消息是你女儿确实得了白血病。”他郑重地说，好像之前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好消息是我可以治好她。”

癌症神棍开始布道，说到重点时手舞足蹈，就像吸了可卡因的电视福音布道者。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中，他给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讲那些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去医院接受治疗的癌症病人的故事。“他们再也没从医院出来！”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吼道，“他们因为化疗备受折磨地死去！你也想这样吗？嗯？”

我希望我们能打断他——告诉他那些鲜花提取物的适当去处。但对死亡的恐惧会扰乱你的理智，让人口笨舌僵。癌症神棍继续向我们鼓吹他的理论时，我们躲在沙发上脏兮兮的佩斯利图案 靠垫后面。直到他把我领到拖车前的小厨房里，不洗手就要给我抽血时，妈妈才一拳捶向桌面，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想我们应该走了。”我们穿上外套，准备离开，但走之前他强迫我们买了价值200美元的维生素补充剂和好几加仑 的芦荟汁。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处于震惊而沉默的状态。“我不敢相信我竟然让你经历了这一切，”她说，“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妈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后来，我会把这件事——以及抗癌的超现实旅程中的很多事——视为黑暗而搞笑的回忆。但当时，我感到一种沉重的罪恶感。仅仅过了48小时，我的确诊就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穿过一扇活板门，把我们拉到这个奇怪、令人困惑的世界。

我打断了妈妈。“是我的错。是我让大家卷进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回到家，在安全的卧室里，我全面开启了调查记者模式。在网上调查了20分钟后，我发现癌症神棍并非他自称的人体运动学家，而是一名兽医。10年前，他因在错误的物种——人类——身上无证行医及进行牙科治疗而受到71项指控。在这些指控之前，1995年的调查显示他曾无证行医，建议一名病人每天喝3加仑水并服用100种营养补充剂，导致该人入院。

此后，我立志尽可能多地了解我的疾病：埋头阅读研究期刊，列出要采访的专家名单，在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搜寻信息。我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控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认定，越了解我的疾病，我的生存机会就越大。知识就是力量，不是吗？但随着我对自己所患疾病的了解，我丝毫没有感到更有力量。我找到的数据让我胆战心惊。在我这种类型的白血病患者中，只有四分之一在确诊后五年内存活。我不知道父母知不知道这一点，我祈祷他们不知道。

确诊48小时之后，我隔着卧室的窗帘看到一辆车停在门口，轮胎在碎石车道上碾过。威尔到了，刚下从巴黎飞来的飞机。他在车道上停了一下，看着街边种着郁郁葱葱的树木，拥有绿色百叶窗的白色维多利亚式屋子——两侧是我妈妈每天下午打理的丁香花丛、水仙花和荷包牡丹。一时间，我不知道什么让我更紧张：是威尔第一次和我父母见面，还是我几天后开始的化疗。以前，爸爸总是对我的男友非常严厉——尽管可能更准确的说法是他基本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但这一次他的态度明显不同。见到威尔时，爸爸和他握手并一直感谢他能过来。“你来了我非常高兴。”爸爸说。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父母没有在书房给来过夜的男孩铺床垫。我想相较于做样子，我们都有更严重的问题需要担心。那天晚上，我和威尔上床睡觉时，天气又湿又热，空气像一张毯子压在我们身上。我们脱掉衣服在我粉色墙壁、贴着海报的童年卧室里做爱，小心翼翼地不吵醒就在隔壁房间的父母。之后，威尔哭了。“今后会发生很多糟糕的事情，”他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关系放进一个盒子里，不惜一切保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