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悠久

1.易方物

岭南水果的交易，早在西汉《史记·货殖列传》就有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可见当时的番禺（当时“广州”称为“番禺”）已成为水果交易集散地。在《汉书·地理志》也有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角、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说明当时岭南大多数的水果是往内陆地区销售的，经营者大获其利，且销售越旺，生产种植越多，故有“商人贩益广，乡人种益多”之说。在宋代《鸡肋编》中也述及：“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

物产交易成就千年商都——广州。

——耕馀

基于是地方特色物产，连余甘子这一小个头的水果，亦在宋代成书的《桂海虞衡志》也记载了：“南方余甘子……多贩入北州……世间百果，无不软熟，唯此与橄榄，虽腐尤坚脆，可以比德君子。”由于种植、贩卖水果可以获利，种植形成规模，甚至连技术的物化品也卖上了。早在晋代成书的《南方草木状》记载：“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这就说明早在晋代已开展生物防治，并有物化技术转让销售。

当然，岭南水果主要是往内陆地区销售，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物产交易也销往海外。岭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海上贸易从秦汉时期已经开始，宋代至明代时则达到了鼎盛，清代初期，广州更是一口通商的口岸。古时中国主要以丝绸、陶瓷、茶叶、铜铁出口，而海外主要以香料、花草、奇果及一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进行交易。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开通，丰富了岭南水果资源，发展了更多种类的水果。海外的水果有不少适应岭南的气候而生长、发展，使岭南不少水果都带有洋、番、西等字或梵文等之译音，如阳桃、番石榴、西番莲、番木瓜、波罗蜜、苹婆等。

洛阳以牡丹为花。岁一月十五日，牡丹盛开，曰花期。古诗：牡丹开日是花朝。广州以荔枝、龙眼为果。岁夏至日，贾人以板箱载荔枝、龙眼而北，曰果箱。予诗云：舟车北去果箱多。荔枝大熟曰果日。

——《广东新语》

2.贡珍品

秦末为南海尉的赵佗，在汉初自立为南越国王，后经汉使陆贾说服，为表示对汉高祖臣服，而进贡地方物产珍品。《西京杂记》记载：“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自始到东汉中期300多年持续不断。南海郡设“圃羞官”，专门掌管岁贡果品，直至东汉和帝时，临武县县长唐羌要求取消上贡珍品，在一段时间里停歇了。据《后汉书·和帝纪》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馐，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

广州园官进渴水，

天风夏熟宜檬子。

百花温作甘露浆，

南国烹成赤龙髓。

——《广东新语》

东汉和帝是一个比较开明爱民的皇帝，自此贡水果停歇了一段时间，东汉中后期才又开始，到唐玄宗天宝年间进贡鲜荔枝更达顶峰了。

在东汉，已明确设立领薪专职负责贡岭南珍品水果的官员。《异物志》载有“交趾有橘官，置长一人，秩三百石，主岁贡御橘”。当时的“御橘”即现在的橙，可见，进贡岭南珍稀水果由来已久。而在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有载：“黎母汁二瓶，开宝四年准宣旨进。”皇宫后妃怀孕不安，食不良，专贡宜母水下气和胃。

古时，贡品不仅有荔枝、龙眼，还有柑橘、香蕉、橄榄，甚至小小的余甘子也成为贡品，清代康熙年间，已有进贡带番字的番荔枝了。

3.扶荔宫

自南越文王赵佗臣服汉高祖刘邦，进贡珍品，使岭南水果声名鹊起，到赵佗玄孙赵建德与朝廷矛盾恶化，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后，组织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移植岭南名花珍果到长安城，并以荔枝为名，建造扶荔宫。据汉末的《三辅黄图》记载：“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

尽管建扶荔宫时对移栽的果树也进行了保温，但受当时条件所限，所移植的岭南果树都失败了。果树在某地栽植是否成功，主要受其极端温度限制。正所谓“橘种淮南是橘，种淮北是枳”。而影响其果实品质的，除了温度外，还有土壤酸碱度和所含微量元素、日照时数、昼夜温差、降水量等因素。

汉武帝移栽岭南地区果树建扶荔宫虽然失败，但仍然不计代价要求年年进贡鲜果，使岭南水果成为皇宫的珍品，拥有它，品尝它，成为权力、财富的象征。

4.一骑红尘

唐代杜牧一首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再一次把荔枝的身价推向巅峰位置，也引来往后历朝历代有关荔枝是从哪上贡、如何进贡、进贡到皇帝和皇妃面前是鲜荔枝还是荔枝干等争论。

宋代蔡襄的《荔枝谱》有说：“洛阳取于岭南，长安来于巴蜀，虽曰鲜献，而传置之速，腐烂之余，色香味之存者亡几矣。是生荔枝，中国未始见之也。”苏东坡的“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白居易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都是一个意思，荔枝难保鲜、难贮运，进贡给唐玄宗、杨贵妃未有鲜荔。至于上贡路线，他们都认为东汉进贡去都城洛阳的荔枝是取于岭南，唐代进贡去都城长安城的荔枝是取于巴蜀。但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广州至都城长安五千四百四十七里。”“杨、益、领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新唐书》又有载：“四方争为怪珍人贡。动骇耳目，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扬州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进九章银青阶，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可见，当时进贡鲜荔枝，不论巴蜀还是岭南都有上贡，但最后以优取胜。岭南荔枝品质优于巴蜀所产，故定为上贡，上贡之人另得擢升。在《新唐书·地理志》也有记载：“广州南海郡，中都督府。土贡……，广州南海郡银、藤簟、竹席、荔枝、鼊皮、鳖甲、蚺蛇胆、石斛、沉香、甲香、詹糖香。”而巴蜀的剑南道中只戎州有提及荔枝的加工品“戎州……土贡葛纤、荔枝煎。”在《唐国史补》又更详细记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这就清楚地表明，巴蜀与岭南都曾上贡荔枝，但岭南果优而成贡品。

再就是要弄清楚，杨贵妃有否尝到新鲜荔枝？

无可否认，荔枝在炎夏方熟，不耐贮运。据估算，广州到长安（今西安）用马接力跑七日七夜方到。经实验，不同荔枝品种，贮于鲜竹筒8昼夜后，有20%～50%仍保持原有色泽。把色泽仍好的挑出，献于贵妃是可以做到的。白居易之所以有“四五日色、香、味尽去矣”的说法，是希望不要因滋味而劳民伤财。而宋代蔡襄时已用船运盆栽结果荔枝上贡了，才有宋徽宗“何必红尘飞无骑，芬芳数本座中看”之诗句。而蔡襄《荔枝谱》所说的：“验今之广南州郡与夔梓之间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否真实，用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中说的作答可服众否？“闽粤荔枝，优劣向无定论。世之品荔枝者不一，或谓闽为上，蜀次之，粤又次之；或谓粤次于闽，蜀最下。以予论之，粤中所产挂绿，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敌岭南之黑叶。而蔡君谟谱乃云，广南州郡所出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亦乡曲之论也。”屈大均是岭南人，说岭南荔枝好，恐也难服人，他就没有“乡曲”吗？当今之荔枝，孰优孰劣，杨贵妃远去了，只能由当今世人评说。但有两点是公认的，其一荔枝是我国古代拥有专著最多的一种果树；其二荔枝是原产中国的水果且在世界上有深远的影响。

5.皇帝朱批

清代雍正年间，要求地方督抚道台及时上奏折，反映地方天气、治安、农业、经济、民情等情况。雍正在其《御笔》中写到让臣僚进呈奏折的目的时说：“然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而训导未切，诰诫未详，又何以使臣工共知朕心，相率而遵道遵路，以继平治之政绩，是以内外臣工皆令其具折奏事，以广咨诹，其中确有可采者，即见诸施行，而介在两可者，则或敕交部议，或密谕督抚灼夺奏闻。”我们通过督抚等地方官给雍正的奏折及皇帝的朱批，可大致了解清代初期岭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概况。

清代初期，广州作为唯一通商口岸，广东工商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广州、佛山等地。通过对外贸易，广州已是全国重要的税源地。工商业的发展，使不少农村人口、省内外工商业人口向城市集中。正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载：“天下游食奇民，日以辐辏，若士宦，若工商，若卒徒白抢，若倡优游媚，增至数千百万。”这样一方面活跃了市场，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广东粮食缺口的压力。

清代的《岭南杂记》中记载：“广州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当时广东山多田少，人口又增长较快，农民如何以有限的土地，获得更大的利益，只能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作物。据《广东新语》载：“番禺鹿步都，自小坑火村至萝岗，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其土色黄兼砂石，潮咸不入故美。每田一亩，种柑橘四五十株，粪以肥土，沟水周之。又采山中大蚁，置其上以辟蠹。经三四岁，橘一株收子数斛，柑半之。柑树微小于橘，橘茂盛可至二十余岁。柑亦半之。熟时黄实离离，远近照映，如在洞庭包山之间矣。自黄村至朱村一带，则多梅与香蕉、梨、栗、橄榄之属，连冈接阜，弥望不穷，史所称番禺多果布之凑是也。吾粤自昔多梅，梅祖大庾而宗罗浮，罗浮之村，大庾之岭，天下之言梅者必归之。若荔枝，则以增城为贵族。柑、橘、香橼，以四会为大家。岁之正月，广利墟卖柑橘秧者数十百人，其土良，其柑甜美，胜于四会、新兴。其种散在他处，香味迥殊，以故居人擅其利。番禺土瘠而民勤，其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饶。贫者乃三糯七粘，稼穑是务。或种甘蔗以为糖，或种吉贝以为絮。南海在膏腴，其地宜桑宜荔枝，顺德宜龙眼，新会宜蒲葵，东莞宜香宜甘蔗，连州、始兴宜茶子，阳春宜缩砂蔤，琼宜槟榔、椰。或迁其地而弗能良，故居人利有多寡。”

经济作物的大发展，使原本田地紧缺而人口又快速增长的广东，更欠缺粮食了，处理不当就会酿成社会不稳。故此，督抚大员经常向皇帝呈折，汇报粮食情况。在雍正四年，广东巡抚杨文乾上奏：“粤省广惠潮肇四府人烟稠集，出产之米不足供民间食用，向来原籍粤西贩运接济，今闻粤西买补仓谷商贩闻风裹足，是以今春四府米价比前昂贵，伏查广州省城系五方杂处，户口繁众，需米最多，商贩三日不至，市价即时腾贵。目下西贩不来，省城米价日增，小民艰食，臣仰体皇上爱育群黎之至，意欲发银买米，减价平粜，但一时无项可动，臣因民食起见，暂借太平关税钞。盈余银一万两，委员往广西梧州、南宁等处采买米谷。今已买到数千石，现在粜卖，所卖之价归补原项。其惠潮肇各府州县，仓谷虽有粜三之例，因督臣题请碾支各镇协营兵米所余无几，不敷平粜。臣思米价关系綦重，无可设法，只得令米贵各州县于粜三额数之外酌多粜一二分以平市价，早熟之后，即责令照数买补还仓，因与定例未符，不敢见疏题报，为此缮摺奏闻。”雍正即批：“虽与定例不符，因时制宜，当如此通融，但仓庾积贮所关甚钜，必周详筹划，而后举动，不可漫忽。”

民间通例，因地制宜获利为先；皇帝朱批，因时制宜以济民艰。

6.行商花园

南临浩瀚大海的岭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这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这表明，广东雷州半岛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已是海外贸易的出发点。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但到了宋代时，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同时伴随造船水平的提高，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代替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而岭南的中心地广州，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只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到1842年五口通商止，这80多年期间，使广州的对外贸易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并成就了一批富商巨贾。《广东新语》载有竹枝词一首描述了当时外贸盛况：“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南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从事外贸的半官半商的十三行商人，在广州一口通商期间，所积聚的财富，可谓富可敌国，他们修造了大批园林、别墅。其中以当时潘仕成的海山仙馆最负盛名。

美国人亨特所写的《旧中国杂记》有载：“外国朋友们认为，得到许可到潘启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去游玩和野餐是一种宠遇，特别是当他一家不在泮塘而在河南（广州城区珠江南岸）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划船的时候去休息，还是到那布置美妙的园子去散步，任何时候都有负责管理的仆人彬彬有礼地接待我们。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臣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坐这里进行。这里到处分布着美丽的古树，有各种各样的花卉果树。像柑橘、荔枝，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见不到的果树，如金橘、黄皮、龙眼，还有一株蟠桃。花卉当中有白色、红白色和杂色的茶花、菊花、吊钟、紫菀和夹竹桃。跟西方世界不同，这里的花种在花盆里，花盆被很有情调地放在一圈一圈的架子上，形成一个个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形……”

洋人把潘仕成误弄成潘启官，但对园中的奇花异果的描述倒是把岭南的物产扬名至海外。

潘仕成后来生意做砸了，园子被朝廷变卖。随着时代的变迁，只能看到海山仙馆一角的荔湾湖公园了。富商巨贾，邀朋呼友，炫耀财富的海山仙馆成为人们的记忆，而“归来高士，退老东蓠；知止名流，养安北牖”的“岭南四大名园”：佛山梁园、番禺余荫山房、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尽管园主人远去了，但古老的果树仍硕果累累，成为岭南园林中果树与造园完美结合之典范。

7.下南洋

岭南现今所产的水果名称中不少带有番、洋、西等字，这与岭南人海外贸易和下南洋谋生、游学等社会活动经历密切相关。

下南洋与中华民族另外两次大迁徙——走西口、闯关东不同。走西口、闯关东都是在国内迁徙，而下南洋则是漂洋过海去国外谋生、避难、游学。南洋的地理概念从广义上说不单是现在的东南亚诸国，也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太平洋诸岛。下南洋早在秦汉时期已有，凡是朝代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不少人会过岭南越洋到南洋去。但他们更多的是为改变个人或家族命运、经济压迫，谋求经济发展、寻求新的知识而出洋谋生、游学、求知。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快速开发过程，对劳动力需求非常大，而我国东南沿海又有大量的失地农民。据不完全统计，1840—1930年的90年间，每年由福建、广东两省输出约10万人。

在下南洋的人群中，有些挨不住回来了，但更多的是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回来了，光宗耀祖回来了，报效祖国、家乡寄物资回来了。这样不仅带回了海外的理念，还带回了海外的物种。典型的例子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与村落”，还有广州东山的小洋楼、广州区庄的华侨新村。在开平马降龙村有一大片一个人抱不拢的阳桃林。在广州东山的小洋楼也不时可见原产于南洋的果树，80多年生的人心果，几十年生的波罗蜜、洋蒲桃等树。在广州区庄则有几层楼高的番石榴树。

海外谋生、游学不仅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更为岭南带回了新的思想理念，使岭南成为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发源地，如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其中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很典型地反映了岭南经商贸易思想，他主张经商致富而强国：“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蔽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南洋是地球物种集中区之一，岭南人下南洋带回了不少新的物种，丰富了岭南的水果种类，基于是海外“番邦”带回来而带有洋、番、西等字眼。尽管有些树种很久以前已引入岭南，但同一树种、新的品种还是源源不断引入。引入的果树当中有不少是清楚何时何人引入的，如番木瓜早在明清时期，甚至有考究唐宋时就已引入，但在民国时期，旅居南洋的刘开谥、刘立夫兄弟带回番木瓜种子，给了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先生，从而在广州河南（广州城区珠江南岸）一带发展了大片番木瓜。孙中山从夏威夷带回了酸豆，现仍在其故居生长茂盛。广东罗定的七根松阳桃是从新加坡带回来的阳桃食后播种而成。海南雷虎岭的人心果是从南洋带回来的果实食后播种而成。有些果树原产美洲，由美洲经西印度群岛到东南亚再到岭南，如菠萝、番石榴、西番莲等。来到岭南后，适应气候水土的就得到了发展，并逐渐本土化，但岭南人仍根据其来源或形状给了它们一个很直观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