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宫

李建成被杀的消息传到太子宫，车骑将军冯立愤恨不已。他深受李建成器重，不愿苟且偷生，于是召集薛万彻、谢叔方等武将，率领太子府和齐王府的两千兵马攻打玄武门。

冯立这样做，报答旧主之情是肯定的，可未尝没有为自己谋生路的想法。因为按照政治斗争的惯例，只要李世民夺权，太子府的势力肯定会遭到清洗。

此时，有两队人马驻守在玄武门，一队是秦王府的张公谨，他控制着大门；一队是禁卫军的首领敬君弘和吕世衡，他们率领屯营兵驻屯在玄武门外面。此外，附近还有一支驻屯安礼门的禁卫军。

如果打群架，禁卫军的态度将直接影响玄武门之变的走势。

不过，唐朝禁卫军是个复杂的体系，李世民在太极宫追杀李建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位禁卫军将领有资格、有能力命令整支禁卫军去站队。更何况，发动政变的是功高震主、权势熏天的秦王李世民。放眼如今的大唐，恐怕没人愿意针尖对麦芒地和他作对。而玄武门之变是秦王府和太子府多年矛盾积累起来的一次爆发，是顺理成章的事，所有人都有这个预期。一件大家都有预期的事情发生了，自然不会产生太大的“惊喜”，所以恐怕禁卫军看戏的心态会更多些。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禁卫军的职责是保护玄武门，只要玄武门没有被进攻，哪怕宫内发生武装斗争，没有皇帝的调令，他们也不会乱动。从这一点看，控制李渊是秦王府做得最为明智的一个决定。

在李渊无法向禁卫军发布命令的情况下，禁卫军不会轻举妄动，于是就算李世民没有收买禁卫军将领，也足以让他们保持中立。这种情况下，冯立率领两府军队攻打玄武门，反而会被认为是侵犯太极宫的行为，因此冯立要面对的敌人不仅是秦王府，还有禁卫军。

张公谨看到太子府的兵马前来，立即关闭了宫门。凭冯立的两千多人，想攻破铜墙铁壁般的玄武门，可以说是痴心妄想。

整个政变由秦王府主导，意味着功劳簿上都是秦王府的将领。眼看玄武门前对峙起来，屯营兵的首领之一敬君弘就想拉着中郎将吕世衡主动出击。下属劝他小心行事：“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

驻守在玄武门外的禁卫军不知道宫内情形，因此这位下属才说“事未可知，当且观变”，言外之意，最终结果还没出来，现在行动尚早。如果李世民胜，禁卫军就干太子府；如果李建成取胜，那就进攻秦王府，这是所谓的“观变”。

敬君弘并不这样认为。这位下属并不知道他的立场——他希望秦王府获胜。

李渊垂垂老矣，大唐的权力交接是必然的，秦王府和太子府斗争火热，敬君弘和吕世衡都乐于见到这场斗争的大结局，甚至乐于进去掺一脚，捞点功劳，以便在新朝获得一席之地。而在秦王府和太子府之间，两位禁军将领的情感是偏向前者的，否则他们一早就可以向李建成告密，到那时败的就是李世民了。另外，秦王府将士进宫的操作难度不大，可要连大量战马也一起送进去，凭一个常何很难办得神不知鬼不觉。可如果两位高级将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件事就说得过去了。

此时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不在玄武门，只有张公谨在。面对打了鸡血似的敬君弘，张公谨无可奈何，只能目送他去交战。这也足以证明，敬君弘和吕世衡不是秦王府的暗桩，否则李世民肯定会有统一调令，大家会互相沟通，而不是让太子府差点翻盘。

禁卫军和太子府、齐王府的军队混战在一起，没过多久，敬君弘、吕世衡便曝尸当场。两军交战了很长时间，秦王府的后备力量一直没有赶到，薛万彻擂鼓呐喊，扬言要进攻秦王府，将士们大为恐惧。

此时，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跑了出来，震住了场面。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让太子府和齐王府的军队顿失士气，军心涣散，士兵们四散奔逃。见此情景，冯立自知无力回天，只能仰天长叹，之后逃入终南山中。

事后回看，整个政变过程中，数十人追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喊杀声阵阵，李渊毫无动静。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后，太子府和齐王府军队赶来支援，与禁卫军发生激烈交战，喊杀声震天，史书上甚至记载“流矢及于内殿”，李渊还是毫无动静。这就十分符合前文的分析了。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这样写：“是时，高祖（李渊）泛舟于海池。太宗命敬德侍卫高祖。敬德擐（huàn）甲持矛，直至高祖所。”一直到战斗结束，李渊都在优哉游哉地划船。可按唐朝制度，皇帝出行时周围应有二十四名千牛备身、二十四名备身左右、一百名备身、一百五十名主仗。就算不是正经的上朝日，皇帝身边应该也有数十名侍卫，然而尉迟敬德居然可以身穿铠甲，手持兵器，直接冲到李渊的跟前，这说明了什么？

只有一个解释——在政变发生前，秦王府的人就已经控制了李渊及其卫队，李渊失去了自由。

《唐文续拾》中的《杜君绰碑》记载：“兵交御辇，矢及宸闱。”参加过玄武门之变的郑仁泰，其墓志中则记载：“兵缠丹掖，沴（lì）集紫宸，公奉睿略于小堂，肃严诛于大义，二凶式殄，谅有力焉。”这些都可以佐证，玄武门之变当天，李渊跟前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么看来，李世民应该提前用武力掌握了宫内的控制权，防止李渊调动更多的禁军反扑，也防止他和李建成、李元吉有信息往来。为了掌握主动权，李世民有可能还向李渊要过“诛杀逆贼”的圣旨，以便让秦王府师出有名。只是考虑到秦王府和太子府还没正面交锋，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李渊并没有立即松口。

等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便是大势已定。李渊见到他大吃一惊，问道：“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回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一场阴谋夺取皇权的武装斗争，被胜利者一方的史臣包装成镇压暴乱的义举，哪怕被镇压的是皇帝的嫡长子、一国的储君。

对贞观史臣来说，李建成的感受不重要，玄武门的见证者太多，污点也太多，如果不处理，就会影响统治集团的形象。好在他们虽无法否认政变的事实，但可以美化。

一个信息不发达、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个连印刷都没有大规模普及的时代，世人该怎么去获取和传播信息？除了口口相传，就是文字记载，而且最权威的不是近乎小道消息的前者，是有官方背书的后者。于是，在当事人的口述被历史的长河淹没的时候，一段官方记录就能成为事实，不是因为它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它是唯一。到了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只能拿唐朝残留下来的实录、国史去记录这段历史。那个时候，玄武门之变的性质便悄然被扭转了。

贞观史臣欲盖弥彰的记录，背后是李世民最想隐藏的秘密。

史臣刻意将玄武门之变描述成秦王府和太子府的冲突，掩盖了李世民控制李渊的经过，可实际上，这场政变更可能是针对李渊的行动，李建成和李元吉只是附属的战利品罢了。这同样是一个血腥的战场，但秦王府在宫内屠杀了多少人，对李渊做了什么，如今已经全都成了谜团。

好在还有蛛丝马迹可以探寻。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记载，李世民登基后，于贞观八年（634）举行宫廷宴会，尉迟敬德出席。有个大臣的座位排在尉迟敬德之前，他当场暴怒，扬言：“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李道宗上前劝说，差点被打瞎双眼。李世民见状，淡淡地对尉迟敬德说了一番话：

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qiān）。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

李世民对武将向来宽厚，容忍度很高，如果尉迟敬德只是一时意气撒个泼，李世民绝不会拿韩信的下场去暗讽他。更何况，贞观一朝人才济济，武将如云。从历史记录看，尉迟敬德并没有可以彻底碾压别人的功劳。他敢狂言放肆，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玄武门之变当天，他进宫控制了李渊，帮李世民解决了最棘手的麻烦。

这是大功一件，也是李世民最忌讳的事。于是这场宴会后，尉迟敬德一夜之间从李世民的心肝宝贝变成了弃臣，彻底淡出了贞观朝廷。随后尉迟敬德深居简出，沉迷炼丹，大兴土木，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以自侮自毁的方式得以苟延残喘。史载：“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

再换个角度看。

如果这场政变真如贞观史臣定性是正义的，那他们为何不对政变的细节大书特书，还有什么比“杀贼平叛”的细节更靠谱的证据吗？然而没有，我们看到的，是下面这样蹩脚的记录：

听尉迟敬德声称李建成和李元吉作乱，是秦王镇压了他们，李渊对重臣裴寂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意思是，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种事，你说该怎么办？

裴寂沉默了。这时候说李世民的坏话，纯属找死，但反过来对李世民说好话，求新老板的赏识，以李世民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只会适得其反。

萧瑀和陈叔达向来对李世民有好感，他们看到大势已去，于是接话道：“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李渊听后说：“善！此吾之夙心也。”

就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吧，这是我李渊平素的心愿！

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它恐怕是李渊这辈子说的最违心的话。看来就算贵为人间帝王，在刀斧加身的情况下，也有许多不得已。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记录到这里，李世民最忌讳的以子逼父之事，已经通过被隐去的宫内屠杀记录和被书写的李渊违心告白洗白了。三天之后，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让他全权处理军国大事，秦王府的文臣武将逐渐进入大唐的权力中心。

武德九年（626）八月，李渊彻底被架空，被迫传位于李世民。

属于李世民的辉煌时代就要来临了。然而，玄武门的斑斑血迹就像一个魔咒，彻底套牢了李唐皇室，此后父（母）子相残、兄弟相争的宫廷流血政变一场接着一场。李世民自己在皇位传承一事上也饱受煎熬，后来他和儿子们相互猜忌，子孙不得善终，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因果报应。

造成这种局面，对权力无尽的欲望是主因，但李世民开了先河，把底线放得如此低，让后人没有心理负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