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奏与技术：论海德格尔对兰波的评论

1972年海德格尔（Heidegger）给法国作家罗杰·穆尼埃（Roger Munier）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了由勒内·夏尔（René Char）作序的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的诗集。这封信后来被收录于《从思的经验而来》（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GA13）中，名为《兰波未死》（“Rimbaud Vivant”）。这可能是海德格尔第一次在谈论一个诗人时没有借助他的诗作。该诗集中有两封信给海德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促成他写了这篇小文章，作为他与夏尔通信的回应和总结。海德格尔在开篇便问道：如今成为一个有生命力（ lebendig ）的诗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立即回答道，诗人必须与未知的到来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包括去定义现代化之后（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之后）诗人和艺术家所扮演的角色。

关于兰波的故事能追溯到1955年海德格尔与夏尔在巴黎梅尼蒙当（Ménilmontant）的相遇，以及夏尔对兰波长久以来的兴趣。 让·博弗雷（Jean Beaufret）向海德格尔提到夏尔说过的话：“诗没有回忆，诗总是渴望走向未来——走向未知。”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海德格尔告诉博弗雷：“夏尔说得很恰当。这是思与诗的区别。诗总是朝向着未来，而思的本质是回忆。但诗仍是思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海德格尔的评论中，对于思而言，诗是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它们仿佛是一个进程的两个部分，在其中它们相辅相成：诗向前指向未来，思向后指向过去，指向回忆。但这个区分却有些模棱两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结构/怡合（ Gefüge ） ^（1） 上这似乎是完全模糊的。例如，海德格尔在1941-1942学年冬季学期关于荷尔德林的诗《追忆》（“Andenken”）以及1942年关于《伊斯特河》（“Der Ister”）的课程上，指出“追忆”也属于诗，并且是“归家式”的（becoming homely），正因为如此，它“能够打破对存在的遗忘”。

论及海德格尔与诗人诸如荷尔德林（Hölderlin）、里尔克（Rilke）、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等的关系时，思与诗的关系已被广泛地探讨；思与技术的关系也为大量哲学家所分析，其中，鲁道夫·伯默（Rudolf Boehm）在1960年的《思想与技术：论海德格尔难题的几点初步想法》（“Pensée et technique. Notes préliminaires pour une question touchant la problématique heideggerienne”）中就试图揭示技术对于思考存在（Being）问题至关重要。 然而，除了一些试图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泰然任之”（ Gelassenheit ）的论述，诗与技术的关系似乎仍未获得充分的阐释。我们是否有可能思考技术与诗歌间的一种生产性关系，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像“数字诗歌”这样完全不能触及技术本质的新文学流派？我们将着手处理以下问题：在这样一种关系能够被建立的地方，思会是中介吗？如果是，我们如何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那么其动态将会是怎样的？本文提议通过重构海德格尔对兰波的评论来思考诗歌、技术以及思之间的沟通。

然而在本文，我们会略过海德格尔和夏尔的与兰波相关的通信的细节，如1966年夏尔邀请海德格尔参加于艾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Aix-en-Provence）和勒托尔（Le Thor）举办的研讨会，同年，夏尔发表了《对海德格尔问题的诘问》（“Réponses interrogatives à une question de Martin Heidegger”），该论文聚焦于兰波的一首诗歌，我们将在下一节分析。文学学者安妮-玛丽·福捷（Anne-Marie Fortier）在其《勒内·夏尔和兰波隐喻》（ René Char et la métaphore Rimbaud ）中对海德格尔与夏尔间的通信进行了精彩分析，尤其是第五章《岸边的阴影》（“L'ombre sur la rive”）。 但本文无意重复这一分析。对本文而言，中心论点是 节奏 问题，节奏在这里不是特指音乐，我们在后文将会看到，它指在运动中出现的关系。 因此，本文将聚焦节奏问题，追溯并建构它在海德格尔思想“转向”（ Kehre ）以后的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哲学家雅克·加勒里（Jacque Garelli）的启发，他在《节奏与世界：同一与差异的背面》（ Rythmes et mondes ： au revers de l'identite et de l'alterite ）一书中通过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来阅读海德格尔。这种阅读在两个方面上对我们的探寻具有建设性和相关性的意义。首先，它允许我们把海德格尔的节奏概念解读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转而又为理解技术与存在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其次，西蒙东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技术思想家，他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既是关于技术起源的最具独创性的研究之一，也是对集置（ Gestell ，或译为“座架”）问题的一个间接回应。通过西蒙东来阅读海德格尔是希望将后者对技术的还原性的思考带到一个新的领域，在对技术的理解上给出新的启示，并暗示一种不同于泰然任之的处理技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