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张力与回响

与其局限于海德格尔的《物》，我们不如回溯他1936至1949年间更早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张力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并没有被忽视，而它直接关系到对于存在的连接或怡合（ Fuge des Seyns ）的理解。下列段落中，我主要参照海德格尔1936至1949年间的文本。在《论艺术的问题》（“Zur Frage nach der Kunst”，GA74）中，我们能够看到张力位于艺术作品的核心。海德格尔没有使用词语“张力”（tension），而是采用了 Auseinandersetzung ，意为“争执、对峙”。行动的问题必须从场所（place）出发来着手处理，这向我们展示了此在与空间之间的争执/对峙。海德格尔说：“显然，它与空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一种与空间的争执/对峙。” Auseinandersetzung （争执、对峙）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立即将这一概念与胡塞尔（Husserl）的 Ineinander （彼此融会）或 Ineinandersetzung （交融）概念相比较，因为 Auseinandersetzung 不是统一，而是差异。在《技术与艺术》（“Technik und Kunst ”，GA76）中，我们再次读到关于 Auseinandersetzung 的问题：“用技术手段呈现技术过程并不等同于，也永远不会是艺术与技术的对峙。那么，究竟什么是 Auseinandersetzung ？谁与之对峙，并通过谁与之对峙？”

如果说争执/对峙是可取的，并且可以与前个体中的张力相媲美的话，那么，这不正是构成诗作与非诗作之间作品差异的节奏的可能性吗？在《技术与艺术》的第二条笔记中，海德格尔比较了艺术（ Kunst ）和技术（ Technik ），追问道：“在集置的时代，艺术是什么，要如何存在？”他回应道，艺术必须艺术地做出决断，以至“答案就存在于并仅存在于这样的艺术中，在其自身的事发或事件（ Ereignis ）中” 。艺术品作为被实现出来之物（ Werk als Gewirktes ），它驱使事物工作，海德格尔继续说道：“但是，另一种意思是，产出的作品处于无蔽之中，让存在呈现在眼前（ Vor-liegen-lassen ）。” 现在，艺术问题回到了语言问题或逻各斯（λóγο ）。正如海德格尔在其关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讨论中所揭示的，逻各斯的本质是：让其一起呈现在眼前（ das bei-sammen-vor-liegen-Lassen ）。

如果对于节奏的呈现而言，争执/对峙是其成为可能的条件，那么，这个呈现本身是什么？而它又意味着什么？在对兰波的评论结尾，海德格尔参照了特拉克尔的“沉寂”（ Geschwiegen ）的概念，将其当作对未知的揭示。他说：“这种沉寂是另一种纯粹的中断（ Verstummen ）的沉默。它的不再言说是一种已经在说。” 沉寂，或者沉静，不能在“缄口不言”中找，而是要在语言中、在逻各斯自身中寻找。沉寂的观点在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尤其是当提及荷尔德林《面包与美酒》（“Brot und Wein”）的一个具体诗节时：

为什么古老而神圣的剧院也沉寂了，

（ Warum schweigen auch sie, die alten heiligen Theatre, ）

为什么现在不舞蹈庆祝，不歌颂欢乐？

（ Warum freuet sich den nicht der geweihlte Tanz?）

舞蹈是一种伴随着音乐的有节奏的活动。现在的问题是：沉寂如何能被理解为既是语言也是节奏？我想回到海德格尔1958年的文本《词语》（“Das Wort”）中对格奥尔格诗文的解读。海德格尔在谈到一篇关于沉静的诗时，将节奏定义为：“节奏确实不意味着变动或流动。节奏是寂静的，它连接着歌唱与舞蹈的行动，并由此让我们休憩。节奏馈赠寂静。” 他继续写道：“在歌曲中我们听到，当我们注意到连接（ Fuge ）时，结构/怡合（ Gefüge ）就会显现自身。” 现在，节奏成为一种作为机缘搭配（ Fügung ）的结构（ Fuge ）的个体化。 Fügung 和 Fuge 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诗歌产生节奏，并带来一种“提前”——一种沉寂，它揭示出与存在彼此结合的“机缘搭配”，即作为 （真理）的无蔽。早在1935年，在《形而上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GA40）中，海德格尔就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 Antigone ）做了阐释，也尝试解决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在哲学上的对立，即关于存在的思想家与关于生成的思想家之间的对峙，正如伯姆（Boehm）所指明的，在这种阐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德格尔试图表明“形而上学的本质与技术的本质相同”。 海德格尔在他所引用的第一个诗节指出，人类是最诡异的（希腊文：τò δεινóτατον，德译： das Unheimlichste des Unheimlichen ，或译诡异中最诡异的）。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对于古希腊人而言，δεινóν（诡异者）穿过对立于存在的冲突（ Aus-einander-setzungen des Seins ），存在与生成的张力在这里成为根本性要素。诡异者有两个意思：暴力和威临一切的或骇人的。第一部分是暴力（ Gewalttätigkeit ），或暴力行动（ Gewalt-tätigkeit ），它构成了作为 （技艺）的人类本质。人类就是跨越界线的 此在 ，在这样的行动中，此在不再有家，变得无家可归（ un-heimisch ），因而成为诡异者。 这种暴力与 相关联，后者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技术，而是知识。不过，它是一种导致行动的“知”：

我们用合式（ Fug ）来翻译这个词（ dikē ）。这里我们首先从合缝（ Fuge ）与榫合（ Gefüge ）的意义上来领会合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合式领会为机缘搭配（ Fügung ），即威临一切者行使其存在力道的谕令；最后，合式被领会为严丝合缝般的榫合（ fügende Gefüge ），而这一榫合则强逼出适合（ Einfügung ）与顺从（ sich fügen ）。

Fuge 的语词游戏及其派生含义如 Gefüge，Fügung，fügende Gefüge，Verfügung，sich fügen 在翻译中完全丢失。 这个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上通常被翻译为“正义”的词，对海德格尔而言首先是一种合缝、一种榫合/怡合，然后指向某物的机缘搭配。那么是谁在指导呢？德语中 glückliche Fügung 常译为“幸运的巧合”，但它并非完全偶然的，而是由一种外在力量所致。最终我们看到一种强制的力量，被强迫者只能屈从，从而成为怡合结构的一部分。用 Fug 替代 Gerechtigkeit ，这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是另一种打开存在问题的尝试，据古希腊人所说，“与 （正义）相比，拉丁文 iustitia （公平、正义）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基础， 源于 （无蔽、真理）” 。 是威临一切的合式（fittingness）。 （技艺）的暴力行动和存在的威临一切（ Übergewältigend ）间的对抗是必然的，因为“历史性的人类此在意味着：其存在被设定为一种裂隙——那存在的过度暴力（ Übergewalt ）显现时所冲破的裂隙，使得裂隙本身在与存在的碰撞中粉碎” 。在这个暴力的戏剧性事件中，人对存在的突袭来自存在以及 （自然）的统治引起的急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迫？因为存在的过度暴力变得威临一切和骇人，从而引发了恐惧和焦虑。在海德格尔看来， （技艺）和 （ dikē ，正义）间的这种 Auseinandersetzung （对峙）能够被理解为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而它也完全符合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但需要看清楚，分-合-对峙本质上就是聚合到一起；而合式本质上则是相互对应的东西” 。

以嵌合作为对 （ dikē ）的理解，再次在1946年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GA5）中被采用。在那里，海德格尔反对尼采和古典学者赫尔曼·狄尔斯（Hermann Diels）将 译为βuβe（审判）或 Strafe （惩罚），并认为应该将 译为 Fug （嵌合，合式），秩序安排（ordering）和严丝合缝的秩序（ fugend-fügende Fug ）。 则译为 Un-fug （脱节，断裂，失序）。朝向敞开的作为暴力的 在该文本中却未被提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猜测，这个文本正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写，而当时海德格尔正因为曾加入纳粹而受到公开的谴责，不得不隐匿这种暴力的必要性。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最后部分，海德格尔问道：“还有救吗？当且唯当有危险时，才有救。当存在自身被推向最极端的程度，当源于存在的遗忘产生逆转的时候，危险就会出现。” 关于危险的问题，海德格尔随后在1953年的《论技术问题》中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提到古代技术的概念完全被现代技术概念给遮蔽了。现代技术由巨大的暴力构成，并使自身远离了存在问题，且使得每一件事物都变成了持存物（ Bestand ），现代技术的本质变成了集置。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危险是对存在的遗忘的最高表现，它标志着西方形而上学之终结，其中存在已经被完全抽离，而诸存在者都被视作持存物：

原子时代正在到来的技术革命浪潮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头晕目眩。终有一天，计算之思将作为唯一的思之方式被接受和实践。

然而，危险是一个新的开端的必要条件，也成为一种拯救力量出现的条件，正如海德格尔引用的荷尔德林诗所示：“急难所在，亦生救渡（ Wo aber Gefahr ist，wachst Das Rettende auch ）。”如果不是一种诗意的栖留与思的话，那么，这种拯救的力量是什么？《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最后一句肯定地回答道：“那么，思必须在存在之谜上作诗。这使得思考的曙光靠近待思之物。” 海德格尔这时的说法显然是指向技术与诗之间的某种关系，然而，在关于诗成为唯一的拯救力量的论述中，诗是某种不同于技术的东西吗？或者，技术也能参与到诗意的 思 中，构成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吗？更确切地说，是 技术性的 吗？让我们回到《形而上学导论》中去发现是否有一种海德格尔想寻回的、由希腊语词 构成的原初技术性（technicity）。仅仅有共鸣还不够，因为节奏必须“超前”，共鸣只是启动一种节奏，是使作品成为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的开始。在过度暴力（存在）以及暴力（技术）的交互作用中，一个作为 的宇宙秩序被施加，作为思与存在的结合，如巴门尼德诗所示，这两种力量被综合。被综合之物不是辩证法中的“三”或者是对 的颠覆， 而是一种使 （ Un-fug ，脱节）必须认可 （ Fug ，合式），两者聚拢（beingtogetherness）的境况。在这种争执中所展现的节奏不产生共鸣，而是冲突，由暴力带出了一种对存在之所（ Da ）无尽的揭示。这种对峙有时也可描述为世界与大地的争执，海德格尔把它与艺术作品的本源联系起来。

在《哲学论稿》（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GA65）中，与 Fuge 相关的节奏问题变得明朗起来。对于任何可能的事发而言，回响（ Anklang ）与传送（ Zuspiel ）成为基本要素。海德格尔建议去理解这本书旨在阐述的内容，即古希腊初期思想的接缝（joint）或连接/关节（juncture）（ Fuge des anfängliches Denkens ）。海德格尔描述了关于这个任务的三重运动（如下所列）。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序列，榫合/怡合（ Gefüge ）—支配/占有（ Verfügung ）—机缘搭配（ Fügung ），为此在的顺从（ sich fügen ）做准备。海德格尔命名了六种连接，依次为回响（ Anklang ）、传送（ Zuspiel ）、跳跃（ Sprung ）、建基（ Gründung ）、将来者（ Zukünftigen ），以及最后之神（ Der letzte Gott ），而我们能在它们之间找到一种隐匿的交织。 回响与传送是“土壤与旷野”，它们为纵身飞跃/跳离（ Absprung ）做准备，在跳跃中敞开遮蔽状态而为此在的建基做准备。我们可以根据加勒里和西蒙东的量子跃迁的概念来理解这种跳跃，因为它作为阈值，导致个体化的存在及其环境结构的转变。回响与传送为这种跃迁做准备，直到 Auseinandersetzung 的张力或强度到达某个特定的点。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结构将产生。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这些连接形成了统一体，它彰显或区分将来者。这个事件召唤着此在站立在最后之神的暗示面前，在神秘力量的面前。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结束部分写出“连接——遵从于召唤的安排，建基 此在 ” 。他继续写道：

1．在这种创建中严密的榫合（ Gefüge ）并没有松动，就好像有争议（在哲学上总是有争论）是不可能的：在其建基于本质的彻底的发育成熟中来理解存在的真理。

2．这里的处置（ Verfügung ）只允许一个个体穿过一种通路，同时放弃审视其他也许更重要的道路的可能性。

3．这种尝试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榫合/怡合（ Gefüge ）与处置（ Verfügung ）仍然是存在本身，是其真理暗示与抽离的一种机缘搭配（ Fügung ），是对其真理的隐示和抽离，那是某些不可预见之事。

我们能看到，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1936-1938）中所处理的和《形而上学导论》（1936）相一致，在《哲学论稿》中 Fuge 变成了思考的主要对象，而《形而上学导论》中所描述的暴力变成了“居有事件”（the event of appropriation）的部分。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声称 不是艺术，并且既不是技能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而是另一种“知”（ Wissen ）。 这种对知识的重视，策略上允许他将 （无蔽、真理）与 （言说）、 （逻各斯）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在论及行为/行事的意义（海德格尔在暴力行动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时便遇到了一种模糊性：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有一种没有行为而只有语言的行动？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能够找到的仅有的可能性是 泰然任之 ，让存在者保持原样来为神秘之开启做准备。泰然任之是使自身处于做与不做之间，是无为与无欲的思与行动。然而，在这种无为中， Gewalttätigkeit （暴力行动）消失了，因为这里既没有暴力（ Gewalt ），也没有行动（ Tätigkeit ）。哲学家休伯特·德莱福斯（Hubert Dreyfus）参照日本文化将海德格尔泰然任之的例子用于当代技术：

在这里我们再次将眼光放到日本。在当代日本，一种传统的、非技术性的对存在的理解仍然与最先进的高科技生产与消费并存。电视与家中的神像共用一个架子，就像发泡塑料杯与陶瓷杯并存。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能够拥有技术而不需要对存在进行技术性的理解，因此，很显然，对存在的技术性理解能够与技术设备相分离。

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不太确定是否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当面临消费主义时，我们传统的“神秘力量”不见了——就在电视旁边消失了。事实上年轻一代完全沉浸在技术物中，并且被数字技术的加速吞没。相反，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策略。从根本上说，“泰然任之”是一种处理技术物的策略，只是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是一种通过回到语言来处理问题的极佳策略，因为那是他的专长。那是一种“非技术性的或非强制的态度”， 它至少没有意图控制什么，假如不是有意识地要逃离技术的话。语言体现了人类与存在关系的历史。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技术的发展是一种使欧洲人远离希腊源头、远离存在问题的过程。希腊意义上的存在的转变，以及其与来自罗马时期（直到今天）的语言的关系的演变，就是遗忘存在的历史。对海德格尔来说，信息学的出现凭借形式逻辑和数学化正在逐步边缘化语言的可能性，并因此加剧了对存在的遗忘。在《兰波未死》的结尾，海德格尔提出了他的忧虑：“语言学与信息学即将对语言造成的摧毁是否不仅会侵蚀诗的优先性，甚至还会侵蚀诗自身特有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继续说道：“当我们询问自身这个问题时，兰波仍然重要，如果诗人和思者仍然留心‘让自己成为对未知的先知’的必要性……兰波诗所说的东西，我们是否足够清晰地听到了它的沉寂（ Geschwie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