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一抹蓝色

在勿里洞沉船被发现之前，表明唐朝瓷器广为传播的证据十分稀少。例如，在日本奈良市的一座寺庙里珍藏着一只产自7世纪的青瓷瓶，但证据也仅限于此。这很奇怪。于是，历史学家纷纷好奇：在唐朝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是否会发现唐代瓷器的踪影？

从750年阿拔斯王朝正式确立，到1258年蒙古人占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势力范围（说法并不统一）一度从撒马尔罕和咸海南岸延伸至现今的西班牙，覆盖了整个阿拉伯半岛。西方的巴格达和东方的长安是当时人类文明的中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

或许你与我一样，在学校里学习的是欧洲视角下的世界史，但你应该听说过阿拔斯王朝。《一千零一夜》中的水手辛巴达就是往返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人，《一千零一夜》其实是一部关于阿拔斯王朝的故事集。

尽管内忧外患不断，但阿拔斯王朝仍是一个文化兴盛、各民族融合的统一王朝。总体而言，阿拔斯王朝对中国瓷器的追捧相当狂热。851年，商人兼旅行家苏莱曼（时至今日，他的记录对历史学家仍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惊叹道，中国竟然有能力制造出“玻璃般透明的瓷器，虽然瓷器是用黏土做的，但透过容器，里面的水清晰可见”。8世纪后期，呼罗珊（现今伊朗东北部）的总督将2000件瓷器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的哈里发拉希德，里面有20件是中国皇家瓷器，其中的瓷杯和瓷碗很可能是邢窑和定窑的白瓷。瓷器在世界范围内备受欢迎，产生巨大影响，以至于曾经有研究人员提议，“海上丝绸之路”应该改名为“陶瓷之路”。

阿拔斯王朝无法生产出能与这些中国陶瓷相媲美的产品。阿拔斯王朝的制陶工艺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陶器更为朴素，呈灰白色，上有蓝色或绿松石色的釉。这与其说是审美偏好的问题，不如说是化学反应的问题。阿拔斯王朝既没有高岭土，也没有高温窑，因此陶工只能制作出黄色的低火陶器——这种陶器并不适合作为装饰品，当然也无法与邢窑生产的超凡脱俗的白瓷相比。

然而，仅仅知道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器物，似乎就为9世纪阿拔斯王朝的陶工带来了灵感；又或者，他们只是知道本地对白瓷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这些瓷器到达中东后，成了非常时兴的商品，陶工竭力对其加以模仿。”伍德说，“这开启了伊斯兰陶瓷的彩色篇章。”

从勿里洞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瓷器大都不是单色的——既不是亮闪闪的白瓷，也不是翡翠般的青瓷，而是以白色或米色为底、有彩绘的瓷器。有三只瓷盘属于一种经典的彩瓷——青花瓷。

与青瓷相比（更不必提与其他任何一种瓷器相比），产自中国北方的白瓷的明显优势在于：要想使釉面呈现鲜艳的颜色，底色就必须是白色。鲜艳的蓝釉和绿釉之所以能够显现出来，是因为光在釉料内四处散射，并被作为背景的白坯反射回来，然后再透过釉料进入观察者的眼中。正因如此，瓷器才具有如同玻璃一般的表面，能够形成镜面反射。所以，对当时的技术而言，要想在闪亮的白色表面呈现鲜艳的蓝绿色图案，即要想制造出青花瓷（如后文中所述，大多数文明世界都想生产这样的陶瓷），就必须从白瓷入手。

对没有高岭土的阿拔斯王朝的陶工来说，这是个问题。他们所掌握的制陶材料无法产生这种闪亮的光泽。为了模仿中国瓷器，他们需要采用某种不同的方法，让成品呈现不透明的白色。

他们从氧化铅和氧化锡的混合物中发现了解决之道。氧化锡具有高折射率，且颗粒小——要想让器物呈现白色，就需要制瓷材料拥有这样的特性。氧化锡颗粒在烧制过程中能始终保持完整，所以，最终烧出的就是呈现不透明白色的成品。

谁也不知道阿拔斯王朝的陶工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古埃及人会使用锡釉制陶，所以，阿拔斯王朝的陶工有可能由此得到了灵感。还有一种可能性：既然釉料有点儿像熔化后的彩色玻璃，阿拔斯王朝又具备在制作玻璃器皿时加入氧化锡以产生乳浊效果的工艺（这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复杂技术），也许他们能够将这样的工艺应用到制陶上。然而，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化学成分对比，因此也就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更有趣的是，中国和阿拔斯王朝的陶工都开始往白坯上涂抹彩色涂料。这种涂料是蓝色的，即青料。不过，用青料在陶瓷上绘制图案在唐朝还很少见，在14世纪前的阿拔斯王朝就更少见了。青料比前文中的白瓷更神秘。伍德说：“在唐朝和阿拔斯王朝陶瓷使用的钴蓝色上，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虽然可供研究的样品屈指可数，且陶瓷使用的青料仅凭肉眼难以区分，但它们的配方是有差异的。在阿拔斯王朝陶瓷使用的青料中，钴的含量还不到10%。这种青料以氧化铁为主要成分，还含有10%～20%的锌。然而，在中国陶瓷使用的青料中，钴的含量则高达65%；此外，青料中还含有氧化铁，或许还有一点儿铜，但没有锌。“这二者并不一样。”伍德说。

所以，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知道谁先谁后，也就是说，是谁模仿了谁？青料到底是谁发明的？

唐朝的青花瓷早于阿拔斯王朝的青花陶（现在的伊斯兰青花陶），所以后者可能是由前者发展而来的；又或许阿拔斯王朝青花陶的形成、发展与中国的青花瓷并无关联。虽然二者器形相似（且都使用含钴的青料），但青花陶的蓝色装饰具有阿拉伯风格。不过鉴于在其他各个方面，这两种陶瓷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很难想象二者使用的青料彼此毫不相干。

千百年来，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一直在进行颜料的贸易。埃及蓝（硅酸钙铜）最早发现于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600年）的埃及，它是世界上第一种鲜艳的蓝色颜料，同时也是一种合成颜料。它的制作方式是将沙子（埃及的沙子是石英和石灰石的混合物）与诸如蓝铜矿或孔雀石这样的矿物一起加热，蓝铜矿或孔雀石可以提供铜离子，并产生蓝色。纳芙蒂蒂半身像的王冠的蓝色就是埃及蓝。中国也有一种独特的蓝色，即汉蓝或中国蓝，但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战国时期，它才出现在中国的艺术品和工艺品中。

尽管汉蓝和埃及蓝诞生的时间相差3000年，但二者在化学成分上极为相似。汉蓝，即硅酸钡铜，将其中的钡换成钙就是埃及蓝。二者都是由硅酸盐分子产生的重复晶体单元构成的，晶体单元可以容纳铜离子（铜离子相当于发色团）。汉蓝的制作难度比埃及蓝大得多，不但需要更精准的温度控制，还要经过更复杂的制作步骤。相似的问题又出现了：阿拉伯人所用的蓝色是从埃及来的，还是从中国来的？抑或是中国人在丝绸之路上看到了这种埃及的颜料，并从中获得灵感，从而制作出了汉蓝，随后把汉蓝出售给阿拉伯人？

要想知道答案，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化学检验。我们如果想把中国的白瓷、中国的青花瓷、阿拔斯王朝的青花陶联系起来，然后再联系到马可·波罗将陶瓷样品带回欧洲，并在文艺复兴时期掀起了一股陶瓷热潮，就需要证据来表明，阿拔斯王朝曾经获得过唐朝的青花瓷。

当然，这样的证据很难获取。人们真正开始集中研究这些事件之间联系的时间只有20多年，而在他们最想深入了解的地区又大都战火纷飞。或许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巴士拉和叙利亚的阿勒颇的窑炉里，人们能发现阿拔斯王朝率先制作出蓝色颜料的证据，但这些窑炉谁都不曾挖掘过。

不过，并非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找到文物。说到这里，我们又要提到奈杰尔·伍德。如前文中所述，伍德想在退休后做陶瓷。这其实就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陶瓷领域的初衷，后来他才对釉料化学产生了兴趣，最终参与撰写由英国学者李约瑟组织编著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其中上千页的陶瓷技术分册里有2/3的内容都是由伍德撰写的。在半退休半工作的日子里，伍德创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一边自己做陶瓷，一边在牛津大学任教。“各种各样的巨大争议总是难免的。”伍德说，“按照阿拉伯人的观点，阿拔斯王朝的陶工是自己从零开始发展出青花陶的。而在中国，现在越来越得到支持的看法是，中国古代出口的商品启发了他们。”

勿里洞沉船改写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拓宽了历史学家对中国陶瓷主导古代文明世界的认识。然而，近年的研究表明，比起勿里洞沉船所表明的中国陶瓷的影响力，中国陶瓷的实际影响力可能大得多。前提是你同意，来自9世纪的一块边长3厘米的三角形青花瓷片可以证明中国青花瓷是伊斯兰青花陶的起源。

1966—1973年，考古学家戴维·怀特豪斯在伊朗的尸罗夫（中世纪波斯湾的著名港口）发现了一块小小的陶瓷碎片。随后，怀特豪斯把它丢进了大英博物馆的某个藏品抽屉里。

40年后，研究员赛斯·普利斯特曼接手了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对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数千件陶瓷器、金属器、玻璃器和其他零碎的文物进行编目。所有出土于尸罗夫的高温烧制的青花陶瓷碎片都用了含铅的青料，一些碎片上有用青料绘出的经典阿拉伯纹样（如铭文），或像棕榈树这样的阿拉伯装饰图案；但另一些碎片上却有形似笔画的图案，这常见于中国的高火陶瓷上。在编目过程中，普利斯特曼发觉，这块特殊的、带有蓝色笔画的碎片（2007,6001.5010号陶瓷碎片）应该属于一件高火瓷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该碎片实际上来自中国，有可能出自河南巩义窑，那里既生产白瓷，也生产铅釉彩瓷。

想象一下：尸罗夫是一座深水港口，无法停靠在被淤泥堵塞的巴士拉港口的船只却可以停靠在这里。当时，巴士拉的陶工已经可以制作出质地上乘的青花陶了。根据诗人阿尔-阿兹的描写，巴士拉的陶器有着“白珍珠般的表面”，形状“如同月亮的轮廓”。

尸罗夫港的“贸易触角”一直延伸到扬州和广州，这里是具备高牵引力的单桅三角帆船乘着季风航行的目的地。尸罗夫位于群山和波斯湾之间，在9世纪和10世纪，这里曾是一座繁华的城镇，它不仅是商船在历经数年、长达数千英里的航行后停靠的终点站之一，而且是将一个帝国的出口商品变成另一个帝国的进口商品的中转站——在这里，危机四伏的冒险最终变成了财富。

出土自尸罗夫的2007,6001.5010号陶瓷碎片表明，在9世纪和10世纪的阿拔斯王朝，无论青花陶产自哪座窑炉，陶工最先接触到的可能都是产自中国的青花瓷。虽然他们不得不想出自己的青料配方，但他们是在模仿中国的审美。一个世纪后，中国基本将青花陶瓷的制作拱手让给了阿拉伯世界。“在9世纪兴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阿拉伯世界的陶工受到委托开始仿制中国的陶瓷，他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伍德说，“然后，13世纪，新的风潮出现了，来自中国南方的陶瓷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陶工争相仿制的对象。”

这是颜料技术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此消彼长。在古代最伟大的文明之间的贸易中，在争夺全球技术及经济主导地位的拔河比赛中，不易褪色、光泽度高的釉料能在陶瓷表面呈现更好的效果——这是一种市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