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壮志未酬

柴荣不但领悟了佛学的真谛，更领悟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乱世当前，想要生存下去，靠佛教的阿弥陀佛、诵经修行，靠孔圣人的仁义道德、之乎者也，都是万万不能的。想要结束乱世，将太平盛世带回人间，必须依靠战争和武力。

这是一个残酷的法则，却是唯一的道路。

于是，在经过一年左右的休整后，柴荣准备再度出征。这一次，他将矛头指向了北方的契丹。

按王朴《平边策》中“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平定天下的流程应该是先攻南唐、后蜀，在平定南方后，再攻取幽燕，取得河东。但柴荣是个懂得因时权变、相机而行的实干家，他认为当前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北伐时机已经成熟，无须死守先南后北之策。

柴荣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后周经过持续多年的改革，经济得到了发展，军力也变得强盛，士气更是持续高涨，已经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实力；先后攻取后蜀四州和淮南十四州，逼迫两个强敌屈服称臣，南方局势现已稳定，暂无南顾之忧，因此可以集中兵力进行北伐。

反观对手契丹，在辽穆宗耶律璟的昏聩统治下，正处于帝国的衰落阶段。耶律璟堪称契丹史上最极品的皇帝，他作息极不规律，喜欢昼伏夜出，白天埋头睡大觉，晚上载歌载舞，宴饮无度，以至通宵达旦，不休不眠，人送绰号“睡王”。

这位“睡王”不但睡功了得，杀人也不眨眼。可能是因为经常颠倒昼夜，导致“睡王”内分泌失调，这位仁兄性格暴躁、喜怒无常，动辄滥杀无辜，身边的近臣整天提心吊胆，人人自危，生怕“睡王”一不高兴就砍了自己的脑袋。

在这个昏庸残暴之主的统治下，契丹皇室内部矛盾重重，各地少数民族叛乱不断，一片乌烟瘴气，国势大不如前。

除了契丹实力下降外，另一个因素也促使柴荣做出了北伐的决定。

《平边策》的作者王朴是位奇才，不但文韬武略了得，还精通阴阳律历、算术及占卜，据传他甚至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柴荣曾向他提过一个问题：“朕究竟能在位多长时间？”

王朴含糊其词地回了一句：“三十年后的事，非臣所能知也。”

这个回答很不明确，甚至可以说答非所问，但满心期待的皇帝却认为王朴的意思是说自己能在位三十年，当即放豪言道：“朕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三十年足矣！”

好一个三十年足矣！

显德六年（959年）三月，是柴荣即位的第五年。想要实现第一个十年规划确定的阶段性目标，柴荣还有不到五年的时间。

柴荣认为，要想平定天下，光挑后蜀、南唐这种软柿子捏是没有用的，大周与契丹必有一战。迟战不如早战，缓战不如速战，现在就是决战的最佳时机！

柴荣不再犹豫，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北伐的决断。

显德六年（959年）三月二十九日，十万大军取道沧州（今河北沧州），兵分水陆两路。柴荣乘坐龙舟由水路北上，一路畅行无阻，战船舳舻相接，船帆遮云蔽日，连绵数十里，气势恢宏，直指幽州。

千军万马绝尘去，不取幽云誓不还！

踌躇满志的柴荣想到过胜利，想到过失败，却绝对没有料到这次北伐的结局。

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御驾亲征不是他辉煌的起点，而是他生命的终点。与此同时，赵匡胤也是心潮起伏，开始不停地思考。

此次北伐，赵匡胤是绝对支持的。

柴荣这位英明神武的皇帝具备常人难以企及的领袖天赋，从治理国事、处理朝政，到行军作战、锐意改革，从来没有失策过，而赵匡胤要做的就是坚定服从和坚决执行皇帝的决策。

而对赵匡胤这位总能完美执行自己决策的优秀下属，柴荣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北伐幽燕，柴荣任命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跟随自己由水路北上。

赵匡胤十分兴奋，他认为这次北伐又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一旦攻取幽燕，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必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只是张永德、李重进地位相当稳固，牢牢占据着禁军的头两把交椅，除非发生奇迹，否则赵匡胤想要超越这两位大佬，几乎是不可能的。

算了，算了，尽人事，听天命吧！赵匡胤默默告诉自己。

战事的进程进一步坚定了柴荣的信心。仅仅半个月，周军就取得一系列堪称辉煌的战绩。

四月十七日，周军抵达宁州（今河北青县），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投降。

四月二十六日，周军抵达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契丹守将经延辉举城投降。四月二十六日，赵匡胤率先锋抵达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投降。

四月二十九日，契丹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刺史刘楚信举城投降。五月一日，契丹瀛洲（今河北河间）刺史高彦晖举城投降。

短短十数天内，后周以数万步骑，几乎不发一箭一矢、不费一兵一卒，便收复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瀛洲、莫州、宁州等三关三州十七县，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户人口。

关南沦陷让契丹高层患上了后周恐惧症，主和派开始占据上风，有些胆小怕事的大臣甚至主张直接把幽州送给后周，让他们得了好处，自动退兵。

危急时刻，那位醉生梦死的“睡王”耶律璟居然如梦初醒，迸发出了令人称奇的战斗激情，表示自己绝不能放弃幽州，并开始紧急军事动员。

耶律璟一方面任命南京留守（幽州乃契丹之南京析津府）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率城内守军坚决抵御周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动员亲密盟友北汉出兵侵扰周军侧后方；最后，耶律璟决定亲自前往南京督战。

别看耶律璟平时浑浑噩噩，关键时刻头脑却很清醒。他知道幽州的重要性，一旦丢了幽州乃至幽云十六州，契丹就得一夜回到“解放前”，自己连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

在耶律璟的调度下，契丹各部军马迅速集结，从各地赶赴一个共同的目标——南京（今北京）。

与此同时，后周的攻势依然不可阻挡。

五月二日，周军进据固安（今河北固安）。五月五日，周军攻占易州（今河北易县）。

固安、易州两地距幽州仅数十里，占据这两处就好比在幽州城南架设了两门远程大炮，只等柴荣一声令下，随时就可以发动对幽州城的攻击，一场改变历史的大战即将爆发。

然而，这场大战终究没有被引爆，只因为一个人的重病。

上次征讨淮南，生病的是皇后符氏；这次北伐幽州，生病的换成了皇帝柴荣，而两者患病的结局竟也一致。

五月二日，就在后周攻下固安的同一天，一向体魄健壮的柴荣突然发病。

柴荣这次发病毫无征兆，所患何病及病症表现史籍也没有明确记载。有资料说柴荣背部长了“疽囊”（毒疮），不治而亡，并认为这是他废佛导致的因果报应；还有史料记载说柴荣在北伐途中淋过一场大雨，进而有人推断柴荣很可能因此感染风寒，导致不治。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柴荣患病当日情况并不严重，所以他坚持在瓦桥关休息，准备病情好转后再进攻幽州。哪知天不遂人愿，尽管柴荣耐下性子又是吃药又是休息，病情却仍不见好，甚至日趋严重，就连给他看病的御医都无计可施。

柴荣的确是五代十国最伟大的君主，但他也有缺点，那就是在工作上事必躬亲，长期下来，积劳成疾。

早在显德元年初，柴荣亲征取得高平大捷后，就开始了忙碌而充实的帝王生涯，经常加班加点处理政务，呕心沥血推进各项改革，频繁御驾亲征领兵作战。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就算铁人也承受不了，更何况是血肉之躯的皇帝。

事实上，有不少大臣对柴荣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的批评还很直接：“皇帝您英明神武，事无巨细，一概包揽，表面上对国家是好事，实际上却未必。就算尧舜这样的先贤圣君，也要找人分担工作，何况是您呢？皇帝是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哪能凡事都亲力亲为呢？作为皇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选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放权给大臣，您只管根据他们的表现进行奖惩，就可以垂手而大治了，这才是治国的最高境界。”

当然，这种理想化的治国模式是很不现实的，恐怕没几个人能办得到，所以柴荣一向把这类建议当作耳旁风。

对个人能力的自信、对权力的追逐，以及急躁的性格是柴荣事必躬亲的原因，毕竟自己谋划的战略构想、自己制定的方针政策，由自己执行是最有效率也最能保证效果的。

或许正因此，一直积累在柴荣体内的病患才终于集中爆发，击倒了这个志得意满的年轻皇帝，再也没让他站起来。

五月七日，柴荣的病情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留在前线了，所有将领都劝他班师回京。

五月八日，在对新占领的关南进行防御部署后，柴荣无奈地长叹数声，下诏班师回京，轰轰烈烈的北伐在一片大好形势中落下了帷幕。

柴荣没有完成收复幽燕的既定目标，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数天后，辽穆宗赶到南京，见后周已经撤军，关南地区又防御严密，就放弃了重夺关南的企图。从此之后，关南地区回到中央政权手中，成为防御契丹的前沿阵地。

五月三十日，柴荣回到京城。此时他的病情愈加严重，身体也更加虚弱，只有头脑还算清醒。他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是时候安排后事了。

柴荣一共有七个儿子，前三个儿子均死在刘承祐操纵的灭门惨案中，后面四个儿子分别是宗训、熙让、熙谨、熙诲。

有这么多儿子，柴荣倒不用担心没人继承皇位，但问题是这四个儿子都出生在郭家灭门惨案之后，所以即便是长子柴宗训，也才七岁。纵观五代前朝，年纪轻轻就即位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善终的，这让柴荣倍感忧虑。

柴荣回想起了先皇郭威。

当初正是郭威在病重之际，拖着羸弱不堪的病体为柴荣扫除了王峻、王殷两大障碍，将他推上皇位，实现了皇权的顺利交接。现在，同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他决定像郭威一样为自己的继承人排除一切威胁。

柴荣首先对最高军政机构进行了调整，任命枢密使魏仁浦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末相），和另两名宰相范质（首相）、王溥（次相）共同组成后周的行政领导班子，分掌大权。

与此同时，柴荣还命宰相为“参知枢密院事”，这意味着宰相获得了军事决策的参与权。表面上看，这是对宰相权力的强化，实际上是通过让更多人参与军事决策来分散权力，避免权力过度集中，这历来是分权制衡的不二法门。

对于这套文人构成的班子，柴荣还是比较放心的，真正让他担心的是那些手握重兵的武将，特别是执掌禁军的将帅——李重进和张永德。

柴荣对这两位亲戚的猜防不是一天两天了。李重进比柴荣年长，性格沉稳，又曾当着先帝郭威的面宣誓向柴荣效忠，柴荣相信他不会违背誓约，但张永德就难说了。

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柴荣的妹夫，年纪比柴荣小，但见识、声望和能力都胜过李重进。特别是在高平之战、征伐淮南、北伐幽燕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张永德的很多见解都与柴荣不谋而合，深受柴荣器重。

柴荣性格强硬，一旦认定某件事情，无论谁劝谏都难奏效，但张永德是个例外。

高平之战后，柴荣曾向众将征求对樊爱能、何徽的处理意见，很多人都主张从宽处理，只有张永德一人坚持要严惩不贷。柴荣最终听取了张永德的意见，痛斩数百名逃跑将士，严肃了军纪。

北伐幽燕患病时，众臣极力劝说柴荣班师，但柴荣仍然不想撤军，甚至闭门谢客，拒绝接见任何人，还是张永德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得以晋见，且成功说服柴荣班师回朝。

可以说，张永德是柴荣最亲近、最器重的股肱之臣。但也正因为如此，当柴荣生命临终之时，他反而成了柴荣最不放心的人，不仅因为他的资历和能力，更因为他的名望与地位。

张永德这个人性格宽厚，待人和气，且长期在军政一线混迹，人脉资源很广。自从显德三年（956年）担任殿前都点检以来，张永德始终掌握着这支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亲信故旧遍布禁军，就连赵匡胤都受过他的恩惠。

这样一个人，如果在柴荣死后有所图谋的话，几乎没人可以控制。

退一步讲，就算张永德自己没有谋反之心，也难保他的属下贪图富贵，欲立拥戴之功。柴荣命不久矣，必须对张永德有所防范。而一桩神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柴荣的决心。

在从关南撤军途中，周军中有人报告发现一截木头，木头长约三尺，上刻了五个字——“点检做天子”。

点检，即殿前都点检；天子，当然就是皇帝。顾名思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殿前都点检当皇帝”，而当时的殿前都点检恰恰就是张永德。

历史上木头说话、石头显灵的异象并不罕见：“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用想就知道，是有人在偷偷搞政治把戏。

这套把戏放在平时绝对忽悠不了柴荣，但在眼下的非常时刻，为了继承人的安全，为了大周的江山永固，柴荣只能选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柴荣不会对张永德痛下杀手，也没必要这么做。他担心的其实不是张永德这个人，而是他手中的权力，只要解除他的兵权，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五月十五日，卧床不起的柴荣做出决定：免去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一职，由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接替。

对柴荣来讲，这次人事任免是他死前最重要的一项决定，但他不会知道这也是一个最重大的错误，一个自相矛盾的选择。

柴荣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他以赵匡胤取代张永德，是以小概率事件取代大概率事件，因为赵匡胤的资历和势力都比不过张永德，抢班夺权的可能性小得多，但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违反了分权制衡的一贯原则。

柴荣之所以提拔赵匡胤，很大程度是为了牵制李重进、张永德。李重进和张永德素来不和，和赵匡胤也没什么交情；赵匡胤和张永德虽然关系不错，但他是柴荣嫡系，是一名资质才干均不下于张永德的帅才，绝不会轻易受其拉拢。柴荣提拔赵匡胤做殿前司的二把手，也有牵制张永德的考虑。

这样一来，李重进、张永德、赵匡胤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格局，三人分掌禁军，谁对禁军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又很难打破这种制衡，这无疑是最稳固、最安全的。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最先打破这个格局的正是亲自设计这个格局的柴荣。怀着对命运不公的愤懑，怀着对大周江山的美好期望，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十九日，油尽灯枯的柴荣驾崩，享年三十九岁。

柴荣在位五年有余，时间虽短，却功勋卓越、政绩辉煌，以致很多人为他大呼不公，认为他是被历史忽视的杰出帝王。

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柴荣的名字或许不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为人熟知，但知名度从来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柴荣的伟大也不需要以此来衡量。事实上，几乎所有学者都给了柴荣非常高的评价，就连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这些写就于北宋的史书亦对他不吝赞美。《资治通鉴》高度评价了柴荣短暂却辉煌的一生：

上在藩，多务韬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军，号令严明，人莫敢犯，攻城对敌，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动容；应机决策，出人意表。又勤于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擿伏，聪察如神。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商榷大义。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养成王峻、王殷之恶，致君臣之分不终，故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

司马光评价说：“《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