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首辅

首辅争夺战中败下阵来的周延儒很不甘心，临走前，他想把温体仁的首辅之路堵死。

周延儒嘱咐自己朝中的心腹上疏，建议皇帝征召何如宠回京出任首辅。何如宠与周延儒同时入阁，在内阁中资格比温体仁老。如果何如宠同意回京上任，温体仁的希望可就要破灭了。

朱由检看到大臣们的建议，觉得可行。在他的印象中，何如宠操守高尚，重要的是何如宠无党无派，很适合做首辅。于是，朱由检下旨让何如宠迅速入京任职。

可是，何如宠哪敢应召？当年周延儒主持会试，他出任副主考官，事后温体仁借机攻击周延儒，险些把他也牵连进去。那时，何如宠连上数次奏疏乞休才被批准，好不容易躲过了一劫。

回到家乡后，何如宠觉得自己遇事而逃愧对圣恩，后来又专门写了封信给皇帝。信中，何如宠建议朱由检有空多读《资治通鉴》，体察古今治乱，辨别臣下忠奸，实际上就是在提醒皇帝提防温体仁。

如今，皇帝召何如宠回京与温体仁同朝共事，他深知自己根本不是温体仁的对手，所以只能用老办法，不断地上疏谢恩并借病推辞。

何如宠不来上任，温体仁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内阁首辅。

事实上，温体仁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

温体仁，自从万历二十六年中举以来，赶上过争国本的末班车，经历过三大案，熬过了阉党专权，挺过了阉党余孽清算。一路上大风大浪，无数人丢官丢命，而温体仁不但能独善其身，还能步步高升，这本身就是常人难及的本事。

另外，史书上讲，温体仁对政务很熟悉，处理起来精细机敏，很少出错。内阁票拟常常涉及刑名、钱粮等事务，名目繁杂、千头万绪，很多阁臣都对此头疼不已，而温体仁却能对这些细务了然于胸。在众多才能平庸的辅臣衬托下，温体仁更加显得卓尔不群。

再者，明末官场昏暗，贪污受贿已是常事，但温体仁在这点上却十分洁身自好。除了官员间的例行馈赠，温体仁从不收取其他额外的财物。当年会推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有人捕风捉影地弹劾他强买商人木材，查来查去也没有确实的证据。后来，朱由检向韩爌问及温体仁的官品，韩爌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为官清廉一项上素有品望。

朱由检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既极度自负又极度自卑，因为这种矛盾性格，很多大臣在面对他的时候都会感到进退两难。如果表现得太过精明能干，皇帝会觉得你低估了他的智商，是在故意卖弄，对此皇帝会给予不遗余力的打击，丝毫不留情面。但是，如果表现得中规中矩，皇帝又会觉得你平庸愚笨、不堪重用。

别人都进退两难的事情，温体仁仅用了四个字就迎刃而解。这四个字一点不难，大臣人人都会，但只有温体仁用得最好。这四个字就是“皇上圣明”！

温体仁在朱由检面前表现得十分谦卑，一再表示自己愚钝无知，全靠皇帝信任重用才坐上首辅的位置，所以在票拟上定要尽心竭力辅助皇帝。他所谓的“尽心竭力”，就是不问对错，一味迎合。不论朱由检要做什么，他都照办不误，还大呼“皇上圣明”。

朱由检最喜欢听别人说自己圣明，温体仁不但嘴上赞誉不断，在实际行动上还能迎合他，所以，他对这位首辅感到百分之百的满意。

国事日益艰难，温体仁在军国大事上完全没有主见，对皇帝又只知曲意逢迎，众臣对他的做法都很不买账。可他却一直振振有词：“我草拟的旨意大多写得不到位，都要皇上御笔亲自修改。对皇上的批改，我佩服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再去窥探皇上的心思呢？”

温体仁做首辅，在国事上不确定，但在整人上很确定。凡是不利于他的人，都要毫不犹豫地清除干净。

温体仁整治人的手段，在他升任首辅之前收拾钱谦益、搞垮周延儒时就可见非同一般。如今做了首辅，他排除起异己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经筵和日讲的讲官与皇帝接触频繁，朱由检又喜欢讲官进讲的时候联系时政，温体仁生怕讲官借机跟皇帝说自己的坏话，于是，温体仁对讲官的人选非常关注。

讲官姚希孟，时任正三品的詹事府詹事，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是韩爌的门生。在清查阉党余孽期间，韩爌对他很倚重，所以姚希孟颇有名望。华允诚当年弹劾温体仁，温体仁怀疑就是姚希孟在幕后主使，所以想方设法地排挤他。

崇祯三年的时候，姚希孟主持顺天府武举乡试，有两名武生冒籍中试。温体仁揪出这件旧事，追查姚希孟的失职之过。姚希孟被连降两级，改任四品的少詹事，调去南京掌管翰林院事务。

除了对讲官格外重视，温体仁还非常仔细地审核进讲的讲义。

礼部右侍郎罗喻义，日讲《尚书》的时候，备课《布昭圣武讲义》，其中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等语句。温体仁觉得这是在影射他，很不高兴，命正字官转告罗喻义删除。罗喻义不服，到内阁找温体仁理论。

温体仁随即就上奏一本，说罗喻义破坏进讲的规矩。他说经筵讲官的规劝要多于正文的讲解，而日讲应该多讲经文少规劝。罗喻义日讲违规用经筵的制度，让他改正，他却反过来侮辱阁臣。

那是朱由检对温体仁正满意的当口，如有所奏，无不应允，立即命吏部调查详议。吏部看温体仁的脸色行事，尽管罗喻义上疏辩解，最终还是被革了职。

除了紧紧盯住有机会向皇帝进言的人，温体仁的眼睛还紧盯着可能会威胁到他地位的人。

崇祯八年（1635），朱由检为选良臣，召集群臣现场考验票拟的能力。文震孟因病没参加考试，结果却也被特旨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职衔召入内阁办事。

文震孟本是研究《春秋》的名家，担任日讲官时又能巧妙地结合实际参议时政，很合朱由检的心意。朱由检称他为“真讲官”，对他非常尊重。

有一次，讲解《五子之歌》时，朱由检坐姿不雅，所以讲到“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时，文震孟特意把目光扫到了朱由检身上，朱由检反应过来后赶紧坐正。

出于对文震孟的尊重，朱由检对他的规劝非常重视。当年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人被朱由检迁怒，准备判处死刑，文震孟讲《鲁论》时，借“君使臣以礼”一章对其反复规劝，后来朱由检终于同意免除乔允升的死刑而改为戍边。

所以，文震孟被特旨简用入阁让温体仁感到了相当大的威胁，但已经宦海游弋多年的他是不会表露在面上的。

最初，温体仁对文震孟十分客气恭敬，甚至每次拟旨都谦虚地找文震孟商量。文震孟如果对票拟有修改意见，温体仁也一一照改。文震孟竟然以为传闻温体仁奸猾都是讹传，还单纯地四处宣扬说：“温公虚怀若谷！”

大学士何吾驺提醒文震孟说：“此人心机深沉如海，哪能轻信？”果然没过多久，温体仁就摆出首辅的姿态，时常指责文震孟拟旨不当，令其修改。如果文震孟不听从，温体仁就直接拿笔抹去。文震孟气不过，有一次甚至把奏疏摔到温体仁面前，而温体仁却是毫不在意的样子。

背地里，温体仁暗暗加紧了排挤文震孟的节奏。

给事中许誉卿因凤阳皇陵被焚，在崇祯七年（1634）曾弹劾温体仁用人不当，被朱由检下旨申斥为“苛求”。从那时起，温体仁就视许誉卿为眼中钉。

如今，已经做了十四年给事中的许誉卿想谋求南京太常卿的职位。文震孟和何吾驺都很支持，温体仁却想借机报复。温体仁命人参劾许誉卿钻营求官，票拟的时候，他又上纲上线地说此事“大干法纪”，要对许誉卿降职任用。

朱由检不明就里，看到“大干法纪”很是恼火，下旨从重处罚。温体仁便高兴地把对许誉卿的处分改为“削职为民”。文震孟和何吾驺据理力争，而温体仁毫不理睬。文震孟气得说：“言官被罢是极光彩的事情，谢谢首辅大人玉成！”

温体仁随后就添油加醋地去皇帝那里打了小报告，说言官被罢光荣，就等于说皇帝昏庸。朱由检最受不了别人说他昏庸，对文震孟之前的信任尊重一扫而空，下旨严斥文震孟和何吾驺徇私。没几天，他们就被双双免职。

文震孟从入阁到出阁，前后不过三个月，成了崇祯一朝在阁时间最短的一位阁臣。

进入内阁不与自己一条心的，温体仁要排挤；有希望进入内阁的名士，温体仁也要排挤。

有一天，朱由检亲手写下“倪元璐”的名字交给内阁，让内阁呈上其履历。温体仁怕皇帝会重用倪元璐，立刻找人去挖倪元璐的黑材料。

倪元璐，天启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崇祯元年，当时有不少人把东林与阉党并称邪党，企图把水搅浑，干扰对阉党余孽的清查工作。倪元璐不顾自身安危，上疏严加驳斥，后来又主张销毁《三朝要典》，颇负雅望。

温体仁从其过往不难判断，倪元璐这样的人进入内阁是不会跟自己一条心的。当时，刚好诚意伯刘孔昭向温体仁谋求掌控戎政的职位，温体仁便指使刘孔昭诬告倪元璐。

诬告的理由是倪元璐为其小妾王氏求封诰命，败乱礼法。这是很要命的指控，如果罪名坐实，就证明被告之人不但个人生活上品行不端，还妄图欺骗朝廷。对这种人，朝廷通常都是绝不姑息的。

朱由检知道后，立刻让吏部核查。

礼部尚书姜逢元是倪元璐的同乡，知道倪元璐的原配陈氏因为过错已经离开倪家，而王氏是倪元璐明媒正娶的继室，向朝廷申请册封完全合乎礼法。所以，吏部给出的意见是让倪元璐家乡的地方官核实上奏，而温体仁却说记录上陈氏还在，何须再次查勘。最后，硬是把倪元璐给免了职。

温体仁把持朝政期间，被排挤的远远不只上述的几位。《明史》上把温体仁列入《奸臣传》，说他辅政期间国事纷乱，但他“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而与之为伍的人“皆庸材，苟以充位”。

那时，与温体仁最合得来的一个是吴宗达，一个是王应熊。

吴宗达在崇祯三年六月与温体仁一起进入内阁，庸碌无为，凡事无主见，一切听命办事。不论内阁怎样风云变幻，他却一直平安无事，多年不倒。

王应熊博学多才，熟知典故，善于迎合上意，崇祯六年十一月被朱由检特旨简用入阁。当时就有人弹劾他性情狠戾，若被重用必然芟除异己。朱由检不听，反把上疏之人下狱问罪。结果，王应熊入阁后果然与温体仁狼狈为奸，陷害忠良。

当时京城街头有句讥讽内阁的话很流行，即“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

“乌归”指的是温体仁，因为他是乌程籍归安人；“王巴”指的是王应熊，因他是巴县人；而“篾片”是吴宗达，说他像篾片一样随意弯曲，唯命是从。这三人组成的内阁便如同妓馆一样，毫无操守可言。“瘟”既是温体仁姓氏的谐音，也有瘟疫遭殃之意，总之，温体仁出任首辅，大家都是要遭殃的。

街头百姓都知温体仁等三人的秉性，唯独朱由检一直不以为然。每次问及军政大事，温体仁就说自己愚钝无知，朱由检不觉得他无能，反而觉得他忠朴无华，可以信重。

大概是温体仁的同人无能反衬出了温体仁的鹤立鸡群，然后温体仁在朱由检面前的谦卑才更加显得朱由检英明无比。反正，朱由检对温体仁的恩宠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给温体仁加官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秩同左柱国，风光荣耀无人能出其右。

极盛之后，盛无再盛，那就只剩下衰落了。

随着对温体仁的积怨越来越多，从崇祯九年（1636）开始，弹劾他的奏疏便越来越多，并且弹劾他的人上到藩王勋贵下到军士布衣，不一而足。然而，弹劾越多，朱由检越觉得温体仁需要他的保护，对上疏之人轻则申斥罢官，重则廷杖流放。

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弹劾温体仁“六奸”“十二罪”，朱由检不由分说便将其免官为民。千户杨光先带着棺材上疏弹劾温体仁及其亲信误国乱政，说他们“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朱由检怒斥杨光先“恣臆干政”，对其廷杖后罚戍辽东。

崇祯十年（1637），常熟讼师张汉儒诬告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温体仁见后大喜，想借机置钱谦益于死地。

钱谦益不得已，向司礼监秉笔太监曹化淳求救，想让曹化淳为其疏通免罪。曹化淳是早年间司礼监太监王安的徒弟，王安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被魏忠贤设法排挤出宫后杀害，而钱谦益为王安写过墓志铭。

有这样一层渊源在前，曹化淳对钱谦益的求助义不容辞，全力营救。这过程中不知谁走漏了风声，温体仁知道后就想连曹化淳一起收拾。温体仁一边找人去皇帝那里密告曹化淳贪墨弄权，一边称病回府避嫌。

以往，温体仁安排妥当后，外面都是一阵腥风血雨，而他自己则在府中静候佳音。但是，这一次不同，他等来的是皇帝御笔亲批的三个大字：“放他去！”

原来温体仁权高位重，得意忘形，觉得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无人能及，便忘记了宦官这个群体的可怕力量，忘记了他自己就曾经一次次借助宦官的力量排除异己，更忘记了曹化淳还是宦官中的佼佼者。

曹化淳十二三岁入宫后，勤奋好学，诗文书画样样精通，深受王安赏识，被调去陪伴当时还只是五皇孙的朱由检。朱由检即便再多疑，对自己年幼时的伙伴还是很看重的。魏忠贤曾把曹化淳打发到了南京，朱由检一登基就把他重新调回京城。

看到有人参奏曹化淳，向来多疑的朱由检没有轻信。他把曹化淳找来亲自询问，曹化淳立即向皇帝请缨查明事情始末。

那时，厂卫早就亲如一家，眼见自己人被坑，查案不是一般的卖力。抓捕张汉儒后，东厂与锦衣卫联合突击审案，很快就拿到了“俱乌程一手握定”的口供，即此事皆由温体仁一手筹划。

朱由检看了口供，如大梦惊醒，感慨不已地说：“体仁有党！”

这么多年，不论多少人说温体仁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朱由检都坚定地认为温体仁孤立无党。如今，事实摆在眼前，自己毫无保留的信任换来的竟是欺骗，让朱由检感到说不出的沮丧。强烈的挫败感瞬间转化为抑制不住的愤怒，朱由检想起当年阉党常用的酷刑，命人给张汉儒立重枷。

看到手边温体仁假意请辞的奏章，上面还有辅臣张至发按例拟好的挽留谕旨，朱由检不由得觉得好笑。他拿起笔涂去密密麻麻的挽留之语，在一旁题了三个大字：“放他去！”

温体仁看到这几字时，面如死灰，回乡后也一直郁郁，第二年就病死了。

不管怎样，崇祯三年六月入阁，六年六月为首辅，十年六月致仕，温体仁在阁前后八年，连续四年出任首辅，是崇祯一朝的最长纪录。

朱由检大概也是念着这一点，竟给了温体仁“文忠”的谥号。如此奸臣被重用多年，到头来还得“忠”字为谥，实在让后人颇费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