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用周延儒

后温体仁时代，大明朝的内阁又进入了一段混乱时期，首辅更换极为频繁。

接替温体仁，出任首辅的是张至发。

张至发，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历任知县、礼部主事、御史。那时，齐、楚、浙三党还颇具势力，他隶属齐党。崇祯五年，张至发出任光禄卿，他精熟账目，理顺了不少陈年旧账，很受朱由检赏识。

崇祯八年，张至发因通过现场票拟的考试而被加封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办事。

当时，数十位廷臣汇聚殿中，每人发奏疏一份，现场草拟旨意。最后有九人入选，但只有张至发一人被特旨简用入阁。

在明代，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即“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张至发没有做过翰林院编修，一路由地方官升迁过来，在当时被称为“外僚”，是没有资格进入内阁的。朱由检从张至发开始打破惯例，对他是有很高期待的。

然而，进入内阁后，张至发很快以实际行动打了朱由检的脸。

政务上，张至发并无任何建树，一切沿用温体仁的老办法，但他的精明机智远远赶不上温体仁。不仅如此，张至发还不肯踏实办事，平日尽专注于排除异己的那一套，弄得举朝纷纷攘攘。

张至发隶属齐党，对东林党人很仇视。为朱由检的太子选东宫讲官时，众人都推荐黄道周。黄道周素以不媚流俗著称，曾多次上疏援救钱龙锡，在张至发眼中他身上的东林色彩太浓重了。所以，张至发不顾众望所归，坚决弃用黄道周。

朱由检对张至发很失望，也就没有额外的袒护。刑科都给事中冯元飙上疏为黄道周申辩，张至发连上两疏驳斥他，最后朱由检反晋升冯元飙为太常少卿。

政务平平，不容异己也就算了，张至发因破例入阁而扬扬得意，还常向外廷泄露内阁机密以显其能。朱由检觉察后，对张至发十分厌恶。

后来，大理寺寺副曹荃弹劾黄应恩贪污受贿，牵连到张至发。张至发情急，接连上疏为黄应恩辩解。朱由检一边温言宽慰他，一边却下旨捉拿黄应恩。见状，张至发只好上疏请辞，奏疏中没有按惯例称病，而是说自己有三个理由不适合当首辅。

朱由检没按惯例挽留张至发，还批复了让他回乡养病。此事成了当时人的笑柄，戏称张至发是“遵旨患病”。

张至发之后，又有孔贞运、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相继出任首辅，除了薛国观，其他人任首辅的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年，可见他们都没能让朱由检满意。

不仅如此，薛国观还成了崇祯朝第一个被赐死的首辅。

薛国观是陕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天启四年任户科给事中，对时政很有建策。然而，在政治风向上，薛国观却是十足的投机主义者。

天启年间，薛国观虽然算不上阉党的核心人物，却一直站在阉党一边排斥东林党人，乔允升等都受过他的弹劾。朱由检即位后，薛国观立刻调转风向，反对启用曾经投靠魏忠贤的前辽东巡抚王化贞。

崇祯元年，薛国观奉命巡视北镇，严查将吏克扣兵饷事宜。他回京后反映关内外军营无故消耗的情况，又推荐了满桂，被朱由检赏识，夸其忠诚正直。

陕西民变四起时，薛国观联合在京的陕籍官员，请求朝廷加强边防从速围剿，并追究原陕西巡抚乔应甲因受贿而放任盗匪的罪责。

随着阉党清算工作的逐步推进，南京御史袁耀然弹劾薛国观，翻出其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的旧事。薛国观为免祸，会推阁臣事件后，先弹劾了吏科都给事中沈维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说二人与瞿式耜一起把持官吏选拔，后又诬告袁耀然是通过贿赂刘鸿训才获得了御史之职。

朱由检那时正气愤满朝结党东林，对此时站出的薛国观好感大增。所以，薛国观又一次投机成功，不但在皇帝的袒护下免于被清算，还得到了温体仁的支持。

薛国观回乡避过阉党清查的风头后，很快被重新启用，并接连高升。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薛国观竟不知不觉混到了首辅的位置。

连年的内外征战让军费激增，国库入不敷出，薛国观给朱由检想的办法就是让勋贵百官慷慨解囊。不用说也知道，没人愿意如此“慷慨”，君臣二人便分工如下：朱由检负责劝导勋贵，而薛国观负责督促群臣。

朱由检先去找了武清侯李国瑞，他是皇帝亲太祖母的娘家人，已经几世富贵，据说有家产白银四十万两。薛国观建议朱由检全部“借来”，如不答应就限期严查。李国瑞吓得赶紧隐藏财产，拆毁房屋，为哭穷还拿家具器物到大街上卖。朱由检大怒，夺了他的侯爵，李国瑞受惊而死。

一时间，皇亲国戚人人自危。

那时，刚好朱由检心爱的五皇子朱慈焕生病，有人就在宫中造谣说皇帝苛待外戚，神灵才降罪于皇帝的儿子。不久，五皇子病死，朱由检非常害怕，赶紧封李国瑞七岁的儿子李存善为武清侯，又归还了李家交纳的金银。

折腾了半天，钱没要来，还搭进去了自己的亲儿子，朱由检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薛国观出的馊主意，只等恰当的时机好好收拾他一番泄恨。

得罪了皇帝还不自知，薛国观仍自行其是，很快又得罪了东厂。

一次，朱由检宴请时提起朝臣的贪婪，薛国观随口说：“如果厂卫用人适当，谁还敢贪？”在场的东厂太监王德化听了，吓得汗流浃背，从此专门派人收集薛国观的隐秘之事。

东厂把收集来的材料整理汇报，有薛国观袒护下属王陛彦害人致死的，有他侵吞罪臣隐匿家产的，有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朱由检正愁没机会泄恨，看到材料后，找个拟旨不当的借口就把薛国观赶回老家了。

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薛国观离开京城。

不过，东厂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汇报说薛国观离京的时候，多年收敛的金银装满了大小箱笼，得用一个车队才拉得走。

为了给国库凑钱，朱由检自己搭进去了一个儿子，而薛国观却赚得盆满钵满，朱由检怒火冲天，立刻下旨严查。

十月，东厂终于从薛国观的亲信王陛彦那里拿到了他们需要的口供。朱由检立即下令处死王陛彦，然后派人逮捕薛国观回京。薛国观一路拖延，一路上疏为自己申辩，最终还是在第二年的七月回到京城。

明朝赐死首辅的先例很少，只有嘉靖年间的夏言一例，后来也因严嵩倒台得到了平反。所以，后来的内阁大臣即使犯了很严重的过错，量定刑罚时也通常会有所减免。

回京后，薛国观知道不会有好的结果，但看皇帝只是命人把他看押在自己府中，心里安定不少。其实，朱由检之所以没把薛国观押送大牢，是因为他觉得没必要了。

八月八日，薛国观被赐死家中。过了两天，朱由检才许其家人收尸。

《明史》上说薛国观“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即他奉行温体仁的做法，引导皇帝变得严峻刻薄。很难说是不是薛国观引导了朱由检，然而从他的结局来看，朱由检确实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刻薄寡恩。

薛国观虽谋略不堪首辅之任，为人善变又嫉贤妒能，但也罪不至死。他的下场让当时的很多人都感到了兔死狐悲的凄凉，对皇帝朱由检也进一步丧失了信心。

朱由检一步步放弃群臣的过程，同时也是群臣放弃他的过程。那时，内有民变，外有强敌，君臣之间不是同心协力、共振朝纲，而是互相离心，越走越远。

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福王朱常洵在藩地被农民军杀害。消息传来，朱由检又惊又怒，竟病倒了。他在病榻前召集廷臣，诉说没能保住亲叔叔的悲愤，说到后来竟痛哭流涕。朱由检难过得已经顾不上皇帝的体面了，结果廷臣却始终沉默无言，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最后，首辅范复粹还一再说：“气数，这都是气数！”

朱由检很憋屈，但也很无奈，他开始想念那些离开他的辅臣了。于是，他下旨召周延儒、张至发、贺逢圣回京。

张至发当年特简入阁时何其风光，而“遵旨患病”出阁又是何其尴尬，回乡后早就心灰意冷。他接到圣旨，想到崇祯一朝的众多首辅，竟无人能善始善终，尤其薛国观还因皇帝的私愤而死，吓得他连上四封奏疏，坚辞不就。

与张至发不同，周延儒对皇帝的召回可说是翘首以盼。为了这次被召回，他还找人筹集了白银六万两作为活动的经费。

周延儒是宜兴人，与东林党人的关系本来不坏，后来因会推没有入选才与温体仁联手跟东林党人撕破了脸皮。再后来，他自己也被温体仁排挤，就又与东林党人站在了同一战壕。

周延儒回乡赋闲的几年，正值号称“东林之嗣”的江南复社兴起。

明末，读书人结社切磋学问，以文会友已经形成风气。他们在一起探讨八股文的行文技巧来应付科考，结交朋友则是为了将来踏入仕途而积攒人脉。崇祯二年，复社由太仓人张溥联合诸多小社而成。

到了崇祯十四年，复社已先后召开了三次大型集会，其中要数虎丘集会的规模最大，各地赶来参会的有几千人之众。此外，复社还精选会员的文章刊印成册，名为《国表》，广为流传。随着复社名流张溥、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人先后考中进士获得官位，复社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复社的主要成员大都出身江南世家，与东林党人的渊源不浅，还有很多成员本身就是东林党人的后人，比如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等。另外，复社成员觉得自己在文章道德上的追求与东林党人一致，所以一直以“东林之嗣”自居。

如此，复社无可避免地会引来东林党人仇人的敌视。

崇祯十年，苏州人陆文声因申请加入复社没被批准，便趁进京赶考的时候状告复社结党祸乱天下。那时的首辅还是温体仁，他想借机打压复社，所以拟旨严查，而负责核查的御史倪元珙有意保护复社，在调查的结论中说：“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谈经讲学，相互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贤良，实非树党。”案子便悬而未结。

后来，又有周之夔因宿怨状告张溥、张采等结党，张溥等派人进京上下打点，才得以免祸。

复社由此觉得朝中无人，万事难办，决心扶植一位自己人进入朝廷的中枢机构。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他们想到了与东林重归于好的周延儒。周延儒资历出众，一经复出必任首辅，是最适合的人选。

张溥亲自写密信给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信中还对周延儒复出后的施政纲领、起复人员等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而周延儒当即允诺：“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

双方达成交易，复社立即着手筹划。活动经费采取招股的方式，白银六万两分作六股，每股一万两，事成之后各有回报。当时，冯铨、侯恂、阮大铖各出一股，剩余的经费拼凑齐全后交由吴昌时在京城结交内侍，打通关节。

有这六万两的活动经费做铺垫，朱由检的耳边就不时有人回忆一下当年周延儒如何忠诚能干。所以，国事日益艰难之时，辅臣多不如意，群臣又都束手，朱由检左思右想，的确没有人比周延儒更适合担任首辅。

崇祯十四年的九月，周延儒再次回到京城。一入朝，朱由检就给他加封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头衔，寄予厚望。

周延儒也很讲信用，一上任就推行了复社要求他施行的政策：减免民间多年的欠粮；免除战乱和受灾地区的夏秋两税；暂缓水灾严重的江南地区秋粮，改为明年夏季补足；赦免流罪以下人犯；召回因谏言获罪的言官；限制厂卫权力；扩大取士名额、范围，等等。

这些政策一改温体仁时期开始就毫无作为的风格，看起来很有除旧布新的味道。朱由检听后很满意，一一批准，回到宫中面上竟露出少有的喜色，直对左右说：“到底是周阁老！”

那年孟冬祭祖，赶上了个难得的好天气，朱由检以为上天又要眷顾于他，满心喜悦地说：“周阁老还是有福之人啊。”

事实上，周延儒的“福气”早就用光了。那时，不论是朝局形势，还是周延儒的行事方式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再有好的结局。

看上去体面的“新政”既无新意也无实际效果。对已经饥饿到“人相食”地步的农民来说，减免钱粮没有任何意义；限制厂卫权力，皇帝不过是一时支持，不能持久；赦免罪犯、召回旧臣也没人买账。

周延儒刚复出之际，想请曾被温体仁弹劾的倪元璐出山，后者回信婉拒。在信中，倪元璐指出中兴的希望极其渺茫。要安民就要免税，但要免税国家就要财政不足；要赦免官员，就要官员建功立业；但财政充足和建功立业，都不是一天能完成的。皇帝求治甚急，所做都是舍本逐末的救急之事，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倪元璐说当年司马光复出，不过是要革除新政恢复旧政，像在火上浇盆凉水一样，举手可成。而如今，他们面对的形势是要在已经熄灭的灶台点火复燃，不但要生火，还要省柴，难上加难。

既然朝政很难再有作为，其余的事情，周延儒能做的大概就只剩下回报投资人和收回复出的成本了。

首先，周延儒很守信，既然是招股而出，就要回报投资人。

他帮助复社结束了多年悬而未决的官司。当时，张溥已死，朱由检同意不再追究其过失，还让人进呈其著作以备御览。

他还回报了大股东侯恂和阮大铖。

侯恂曾因徇私被下狱，周延儒说服朱由检特旨放他出来监军平贼。侯恂对左良玉有知遇之恩，所以派他去督促左良玉解开封之围。但是，侯恂督军无粮，根本调不动左良玉。最后，河南官员看获救无望，挖河决堤用黄河之水淹没了开封，侯恂也重回了大牢。

阮大铖的阉党身份实在声名狼藉，不好引荐为官，周延儒就提拔了阮大铖的密友马士英为凤阳总督。后来，马士英成为南明弘光政权的实力派人物，又全力推荐阮大铖出任重职。

本是国家公器的朝中要职都成了私物一般，被私相授受，难怪明朝末期中兴无望，亡国后想复国也无望。

再者，周延儒的复出本身就是朝政腐化的产物。他要安居其位，也只能继续贪污受贿、结党营私。

随着中原和辽东战事吃紧，周延儒文不能安邦、武不能督军，朱由检对其又生嫌弃之心。另外，周延儒复出后限制了厂卫的权力，厂卫对他记恨不已，时时处处留意他的过错。回京不到两年，周延儒就因贪贿、纵敌被罢回乡。

但是，回乡也没能免祸。

朱由检曾对阁臣们谈起周延儒，埋怨他奸猾误国：“朕恨他太使乖。”蒋德暻把这话告诉周延儒，周延儒无奈地说：“侍奉这样的英主，不使乖能行吗？”

这也正是做崇祯皇帝臣子的悲剧，几乎没人能做得恰到好处，不使乖的都因忤逆圣意而被惩治，而使乖太过的也难逃杀身之祸。

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离明朝覆亡仅有五个月，朱由检被中原战场的失利折磨得歇斯底里，正愁无处发泄，周延儒案便成了他宣泄的出口。他命人把周延儒逮捕回京，赐其自缢。

十二月五日，北京城的冬夜彻骨寒冷。夜半更深之际，锦衣卫都督骆养性带人同传旨的太监一起来到崇文门外周延儒暂住的关帝庙。周延儒仓皇地从床上爬起来接旨，传旨的太监念到“姑念首辅一品大臣”处，故意稍做停顿。周延儒以为皇帝尚念旧情，感激涕零，再三叩头谢恩。不料，接着听下去却是“于寓处勒令自裁”，顿时失魂落魄，不停地在地上兜圈子，一直拖到四更时分，才在骆养性的逼迫下自缢。

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长期服用人参，气绝后一两个时辰，四肢仍然温润如生。监刑的骆养性生怕他未死透，命差役用铁钉钉入他的脑门，才回宫复命。

继薛国观之后，周延儒成了崇祯朝第二个被赐死的首辅，但他临死前还留诗表达对皇帝的忠贞：

恩深惭报浅，主圣作臣忠。

国法冰霜劲，皇仁覆载洪。

可怜惟赤子，宜慎是黄封。

替献今何及，留章达圣聪。

周延儒之后，朱由检又用了三位首辅，他们身上更无可取之处，真是应了范复粹的那句话：“气数，这都是气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