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蝴蝶效应

很快，坐镇宫中的少年皇帝朱由检得知了魏忠贤的死讯，与这个消息一同传回的还有百姓对他的盛赞。

魏忠贤倒下了，用他立威，朱由检做到了。

朱由检登基仅有两个多月，但两个多月来，表面上轻松写意之下，他心中却无时无刻不紧绷着一根弦：自己到底能不能做个好皇帝？

此刻，朱由检不再怀疑自己。十几年的宫禁生活带来的压抑一扫而空，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志得意满。

的确，朱由检也有理由得意。

扳倒魏忠贤这一仗，他表现得确实可圈可点。首先，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不骄不躁。其次，这期间阉党放了无数次烟幕弹，施了无数次障眼法，都被他慧眼识破，应对自如。最后，也是朱由检自己最陶醉的一点，这一仗的胜利，他几乎没有依靠外力，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运筹帷幄，调度有方。

但是，朱由检错了。

战胜魏忠贤需要智慧不假，但获胜的最大法宝还是皇权。

宦官擅权本身就是依附皇权的产物，所以新帝即位，魏忠贤便失势在先。天启六年，魏忠贤就因修建三殿而获封国公爵位，恩加三等。所以，每遇庆典，他都是簪缨戴帽，一副公爵打扮，十分惹眼。然而，朱由检登基的时候，魏忠贤却很低调地只穿了高等太监礼服，戴的也不过是四品补子。

朱由检登基后，魏忠贤殷勤伺候、奉送美女等做法都是想再次牢靠地依附上皇权。

朱由检一步步剪除阉党羽翼，迷惑安抚魏忠贤，靠的也是皇权赋予他的天然权力。后来，纷纷攘攘的官情民心都是皇帝表态后的连锁反应。

除了依附皇权外一无所有的魏忠贤，一旦被皇权抛弃，当然就再无还手之力。

朱由检即位不久便获得了如此大胜，关键在于他机智而又谨慎地运用了皇权。但不幸的是，朱由检就此迷信个人智慧，觉得自己堪比尧舜，好像天下事只要他大笔一挥，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从此，朱由检急功近利，凡事再无耐心。所以，众人期盼已久的贤明君主，也只是星光乍现，没过多久便消失不见了。

任何对皇权失去敬畏的君王，都会迎来帝王之路上的一个又一个挫折。

很快，朱由检就遇到了他的第一个挫折：清查阉党余孽。这件事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起初，惩办阉党首恶的过程还算顺利。

魏忠贤一死，阉党首恶崔呈秀很有自知之明。他在家中给自己摆下了豪华的送行宴，把搜刮来的奇珍异宝都摆在桌前，与宠妾一边痛饮，一边摔砸宝物。待酒足饭饱，各种宝器也摔砸完毕，他就悬梁自尽了。

客氏在内廷受到严酷的审讯，很快就把谋害皇后、迫害妃嫔、召孕妇入宫冒充皇子等各项罪行交代清楚，随后被处死。

接着，查抄崔呈秀家产，处死客氏儿子侯国兴、魏忠贤侄子魏良卿，发配魏、崔、客三人的家属充军，再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梳理三人所犯的罪行。

崇祯元年（1628）正月，朱由检下旨将三法司梳理的审查结果刊行天下。同时，将魏忠贤戮尸凌迟，客氏和崔呈秀枭首曝尸。

虽然人已经死了，再杀一遍于当事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于旁观者而言，或可大快人心，或可震慑宵小，还是有意义的。

再往后，惩办魏忠贤心腹党羽的过程就要复杂曲折得多了。

其实早在这之前，魏忠贤的心腹中就有人陆陆续续主动请辞，也有人被弹劾免官回乡。

他们中最早请辞的是太监李永贞。朱由检登基后没几天，他就递交辞呈，获得批准后他回家把小院砌死，足不出户，坐观形势变化。等皇帝处置魏忠贤的旨意传出，他便四下活动，希望能免罪。结果，他找的徐应元被罚，王体乾被免。无奈之下，李永贞只好出逃，但也很快被抓回来处死了。

到了天启七年的十一月，被先后免官或请辞的有太监王体乾、涂文辅、李实等；有“五虎”中的四虎，即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有“五彪”中的左都督田尔耕、右都督孙云鹤；有“十狗”之首吏部尚书周应秋；还有各部主事、御史等十数余人。

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只是不做官而已，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的。

十一月，朱由检下旨审查“五虎”“五彪”等阉党余孽。

很快，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姚士慎呈上三法司的审查结果，结论是田尔耕与许显纯入狱，其他人免官。

“五虎”“五彪”为非作歹，天怒人怨，而三法司竟如此明显地曲意袒护，朱由检当即驳回，令其重议。

三法司看皇帝不满意，经过一番认真研究，重新定罪如下：田尔耕与许显纯伤人致死，判死缓；其余人等充军；另外，倪文焕、吴淳夫、李夔龙与田吉有收受贿赂的行为，分处倪文焕罚银五千两、吴淳夫罚银三千两、李夔龙与田吉各罚银一千两。

这样的判罚仍然是在避重就轻，此结论一出，舆论哗然。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苏茂相是阉党，曹思诚也是。自己人审自己人当然不好意思下手太重。朱由检气愤地将苏茂相和曹思诚免职。

实际上，朱由检并没有太多选择。阉党经营多年，党羽盈朝，朝中没几个人不是阉党。少有的例外中就有吏部尚书王永光，他不依附阉党，为官清廉，朱由检打算把查处阉党的工作交给他。

王永光虽然不是阉党，但也并不想因为这项工作把朝野上下得罪个精光。所以，他跟皇帝说自己对司法方面的工作不是很熟悉，无法胜任。

朱由检自然知道这是推脱之辞，感到有些失望。从古到今一直说皇帝是孤家寡人，他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了。

不论怎样，清查阉党余孽的事情还是要做，朱由检想到了阉党当年最大的敌人——东林党。接下来，他开始接连为东林党人的冤案平反，征召东林党人回京任职，下令销毁阉党编制的《三朝要典》。

经过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崇祯元年五月，东林名臣曹于汴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六月，东林党人李标出任内阁首辅，钱龙锡为次辅。十二月，韩爌回京，李标把首辅的位置让给他。当月，七十五岁高龄的乔允升回京，出任刑部尚书。对朝臣不敢审阉党的现象，乔允升曾说：“这是国家大事，有什么可逃避的呢？”

人员准备就绪后，崇祯二年（1629）正月，朱由检下达了审查阉党逆案的诏书，要求将阉党成员开列名单，按等定罪，勿有遗漏。

朱由检以为东林党人与阉党有仇，定会对阉党赶尽杀绝。然而，韩爌等人却不想把打击面搞得过大，他们觉得主犯应严惩没有疑问，但当年很多人不过被阉党淫威逼迫，不宜追究过于严苛。所以，朱由检看到的第一份阉党名单总计只有五十多人。

折腾这么久，只有这么点成果，当然不够，驳回再议。

第二份名单上，多了十几个人。

朱由检还不满意，再次驳回。为了方便主审团办案，朱由检还友情提供了魏忠贤掌控司礼监时期群臣的奏章，那里有给魏忠贤歌功颂德的，也有给魏忠贤出谋划策的，不一而足。

按照朱由检提供的材料，韩爌等人逐一比对，第三份名单已经接近二百人了。但是，朱由检还觉得不过瘾，最后又亲自添上了包括原内阁大学士张瑞图、来宗道等在内的六十九人。

如此反复折腾到了崇祯二年三月，最后确定的逆案名单上二百六十一人，定罪八等，史称“钦定逆案”。

第一等，首逆二人：魏忠贤、客氏，凌迟。

第二等，首逆同谋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和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斩首。

第三等，结交近侍十九人，秋后处斩；

第四等，结交近侍次等十一人，戍边；

……

这份逆案名单网罗甚广，量刑较重，是对阉党比较彻底的一次清算。不少官绅百姓对此拍手称快，赞为崇祯皇帝的“第一美政”。

然而，这次清算惩处的一品大员就有三十几人，在整个明朝历史上也算为数不多的大案。另外，办案过程中，朱由检作为皇帝介入过深，利用皇权强行干预，存在很多对人不对事的不实现象，为他未来的政局留下了很多后患。

清算阉党余孽历时之久，过程之艰辛曲折，并没有让曾经受挫的朱由检有所思考。清算完成后，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与尧舜比肩的明君，而这期间大臣的表现都是办事不够忠心、不够得力，所以今后他要更加依靠自己的力量，励精图治。

朱由检的父兄都吃了读书少的亏，他自己尽管从小喜欢读书，但毕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所以，做皇帝后，朱由检非常想把这一课补上。

通常，皇帝的日常学习有两种形式，即“经筵”与“日讲”。

经筵，即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设的御前讲席。历朝历代以来，经筵虽已形成习惯，但具体的形式却不固定。到明朝时，经筵受到格外重视并逐渐形成定制，分春、秋两讲。春讲为每年的二月到五月，秋讲为每年的八月到十月。开讲期间，每月开经筵三次，每次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除了讲读官，还需勋臣、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官侍班。

每次经筵之后便是日讲。日讲的仪式比经筵要简略很多，也只有讲读官和内阁大学士侍班。

日讲与经筵加起来便是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只有遇到重大节日或典礼的时候才会免除。明朝的中后期，不少皇帝对此头疼不已，有的以身体不适为由请病假，有的就只参加经筵而不参加日讲，有的干脆把经筵和日讲全部停掉。

然而，朱由检却十分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登基当年的十月，他便开始参加日讲，转年又开经筵，在位期间一直坚持不辍。

通常，经筵与日讲的讲官会给皇帝讲解“四书五经”或《资治通鉴》等经史典籍。进讲时，朱由检听得十分认真，讲官不用心或讲错都会被他发现。有一次，讲官姜曰广讲《资治通鉴》读错了段落，朱由检立即令其停讲，改由当时的名家文震孟来进讲《春秋》。

除了坚持经筵和日讲，朱由检处理政务之余仍手不释卷。他不但希望通过读书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还希望在书本中找到治国理政的良方。

所以，朱由检并不满足于讲官照本宣科的常规式讲解，他更希望讲官能结合实际讲出自己的见解。比如，文震孟讲解《春秋》之余，常能结合时政发表一些自己的评述，就很合朱由检的意。后来，文震孟也因此被破格提拔入内阁。

相反，如果讲官只学究式地局限于书本，朱由检就会很反感。有一次，进讲结束后，朱由检没急着打发讲官回去，而是问他：“宰相为什么要用读书人呢？”讲官无所准备，慌忙间无言应对，让朱由检非常失望。

除了好学，朱由检还有一个特点与他的祖父兄长显著不同，那就是勤政，主要的表现有两个方面：第一，开会；第二，批奏章。

先说说开会。

明朝建国之初，太祖皇帝朱元璋定下规矩要每日视朝，但他的后世子孙大多不能坚持，每日视朝便逐渐改为逢三、六、九日视朝，后来甚至还出现过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的现象。

朱由检登基不久，就宣布恢复每日上朝的祖制。

平日里松散惯了的大臣们顿时叫苦不迭。他们的家都在紫禁城外，有些人还住得相当远，进宫后不能骑马坐轿，需要步行。所以，每天上朝，意味着每天都需要天不亮就起床赶往宫中。年轻的大臣还好些，那些本就年长的大臣就有些吃不消。

以往，即便是能坚持每三天视朝一次的皇帝，在朝会上也多半以履行仪式化的步骤为主，很少讨论实质性的问题，而朱由检却几乎每朝必问，每问必探究细节。

如此，朱由检还怕讨论得不够充分，朝会之余常召集“平台召对”。所谓平台，即建极殿东面，处于正殿三层丹墀边缘的中左门，宫中俗称“平台”。那里是前朝后寝的接合部，又不是正式的殿堂，不但于皇帝和朝臣都很方便，气氛也比朝会相对轻松。

尽管明朝有平台召对的传统，但大多皇帝极少使用，有的皇帝甚至一次平台召对都没有举行过。到了朱由检这里，平台召对就是常事，而且召集的对象还动不动就是“九卿科道”，即全体高级官员。

众所周知，全员开会可以通告事项，但很少在探讨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登基后不久，朱由检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崇祯元年八月开始，他在每日朝会和不定期的平台召对之外，又加了一个会，即每天与内阁大臣在文华殿开碰头会。

开会频繁让大臣忙于应对皇帝，在处理政务上的效率自然大不如前。

接下来，再说说朱由检勤政的另一个表现，即热衷于批阅奏章。

在明朝，除了最初的几任皇帝亲力亲为地批奏章，没几个皇帝对批阅奏章感兴趣。时间一久，为了适应这种状况，批阅奏章就渐渐以内阁拟旨和司礼监批红等一套代劳的形式完成。

多年来，内阁的票拟虽然只是没有法律意义的意向性建议，但朝堂上下对此都很尊重，除了个别特殊情况，皇帝也很少驳回内阁的票拟。

到了朱由检这里，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

不论是大臣原本的奏章，还是内阁的票拟，都让勤快的朱由检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不但会认真阅读，还会仔细修改内阁的票拟意见，驳回票拟倒成了家常便饭。这样一来，原本运行还算顺畅的政治机制大打折扣。

朱由检勤政，是想以身作则，给大臣们做表率，使朝堂上下勤谨办事，提高效率。然而事与愿违，他发现自己越是夙夜焦劳，大臣们越是无所适从。相比之下，朱由检越发觉得自己是英才天纵，而大臣们则多是庸不堪用。

实际上，朱由检的大臣远非他以为的那样平庸不堪。

早在崇祯元年十一月，御史陕嗣宗就对朱由检的性格洞若观火。

他上疏说皇帝有“三不可及”的美德和“五不自知”的缺陷，指出皇帝虽然好学、勤政、节俭有度，但也不宜自视过高、深究细节、急于求治，不宜对臣下猜忌多疑、求全责备。

当时很多朝臣在内心都持有类似的看法，只不过大都敢想而不敢说。陕嗣宗不但勇敢地说出来了，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可惜良言逆耳，朱由检没有听进去。

十几年的险恶宫廷生活让朱由检变得猜忌多疑；多年的谨小慎微让他对任何细枝末节都不愿放过，处处苛求；内忧外患让他急于求治；初试皇权又让他志得意满。

大体就是这样，朱由检有通常皇帝没有的优点，也有作为帝王很致命的不足。这样的性格，让朱由检对自己只看优点不看缺点，对臣下吹毛求疵，以瑕遮玉。凡事若好，便是自己圣德贤明；若不好，便是大臣庸碌无能。

性格一旦形成，很难改变。

终其一生，朱由检复杂的性格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每一次扇动，都会给明王朝带来巨大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