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
“最初的中国”在“古史辨”派出现之前本不是问题，在以文献构建的古史系统中被追溯到了黄帝时代。黄帝征伐四方，其疆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俨然已掌控了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范围。20世纪初，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派运动蓬勃而起，对整个古史系统提出强烈质疑，现代中国的源头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为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将重建古史的希望寄托在了新生的考古学身上。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就明确指出：“我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 ［4］
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的目标主要是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 ［5］ ，论证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在史前文化整体格局构建方面，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梳理古史记载，提出“夷夏东西”框架 ［6］ ，被广泛接受。在此框架中，西部为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东部为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当时主要的史前考古发现，均被纳入两大文化系统中。史前文化整体格局呈东西二元对立之势。
1949 年以后，“黄河流域中心”模式或称“中原中心”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强调黄河流域的核心作用和强大影响力。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 ［7］ 。“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历史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 ［8］ 。此模式之主旨，正是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确立史前基础。意图证明在史前时代，黄河流域已经成为核心，并以其先进性和影响力，将各地区维系为一个整体，由此奠定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近年来，仍有学者认为，由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无论是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简称‘早期中国’” ［9］ 。
1981 年，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模式 ［10］ ，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否定中原地区的领先地位，强调各区系的独立性，指出它们“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区之间“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此模式纠正了“中原中心论”对黄河流域核心作用的片面强调，但并未充分讨论失去了黄河流域的强大维系力，各区系何以成为一体。
严文明在 1987 年提出“重瓣花朵”模式，提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象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此模式还非常明确地将各文化区系与文献记载的华夏、戎羌、东夷等联系起来，提出重瓣花朵格局的形成“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11］ 。此“基石”与我们讨论的“最初的中国”的内涵几乎相同。
几乎在“重瓣花朵”模式提出的同时，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 ［12］ 。他指出，在公元前 5000 年以前，中国各地史前文化互相分立，“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这几处文化放在一起来讨论”，公元前 5000 年左右，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扩张，“到了约公元前 4000 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是“最初的中国”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并清晰表述。
在古史研究界，李学勤则提出考古学认定的“龙山时代”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譬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这个文化的‘场’正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 ［13］ 。这个“场”与“最初的中国”概念非常接近。
“多元一体”是上述模式的共同观点。严文明明确指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区为一“元”，此即“多样性”；“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这样的共同发展，即为“统一性”。2002 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实施，并持续至今。在此项多机构协同、多学科结合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多元一体”成为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标准叙述，其核心内容包括：（1）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个有自身文化发展序列和特征的文化区；（2）各文化区密切互动形成文化共同体，共同参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壮阔进程；（3）此共同体正是绵延至今的多民族统一中国的雏形和基础，即“最初的中国”。
对于“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方式，目前学界仍存分歧。“中原中心”模式强调范围覆盖晋陕豫交界地带和整个河南的“中原文化区”的先进性和引领性，认为只有这样的引领者才能将各地区凝聚为一体。“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则认为，各地区的密切交流，足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不需要接近地理中心位置的优势文化的引领。后者与考古资料反映的情况更为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