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的中国

苏秉琦提出，“中国”的形成经历了“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三个阶段。根据古史记载，尧、舜、禹的活动中心在晋南，陶寺遗址地域契合，时代相符，文化上“具有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 ^［18］ 。当时万邦林立，“各大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形成一个“天下”，陶寺居中而立，雄视四方，可以解决各邦的“诉讼”，接受各方的“朝贺”，成为万邦“共识”中“不十分确定的中心”，可以称作“共识的中国”。甚至当时四方很可能以“中国”称呼陶寺所在之地，此即为最初的“中国”的概念。夏、商、周三代则“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这个时期的中国可称作“理想的中国”。而秦汉帝国则以中央集权的制度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落实为牢固的政治实体，真正完成了“现实的中国”的构建 ^［19］ 。

这些表述中的“中国”实际有两种内涵。在以陶寺为最初的“中国”的表述中，“中国”的定义为：位居地理范围与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地区大体重合的文化共同体的地理中心，文化上对周边地区有核心引领和维系作用，被尊称和尊奉为“中国”的国家级政体。此“中国”即“狭义的中国”。在关于“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的表述中，“中国”则明显指的是“狭义的中国”概念中的文化共同体，是周人宣扬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的“天下”，是秦汉帝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控制的疆域。此“中国”即“广义的中国” ^［20］ 。

我们也可以将“共识的中国”中的“中国”理解为广义的中国，将此概念定义为得到中国史前各文化区认同的“最初的中国”，而非形成核心引领地位的中心地区。参与着如此密切交流的各地区的史前文化，特别是其社会上层是否已经对此“最初的中国”形成了某种“共识”呢？答案是肯定的。

上述远距离交流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学者重视社会上层旅行这种直接的交流方式，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内容包括最高级的知识，需要面传身授；二是对于社会上层来说，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经历，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中国史前时代的转折期很可能发生了这样的直接交流。红山和凌家滩玉器表现出的相似性就是直接交流的有力证据。有学者提出大汶口文化在红山和凌家滩之间扮演了中介的角色 ^［21］ 。但大汶口文化中未见玉人、鸟猪合体器、猪龙、凤鸟等红山和凌家滩共有的重要器物；筒形器均为骨质或象牙质，形态与红山和凌家滩玉筒形器有别；玉器在随葬品中所占比例很小，与红山和凌家滩以玉、石器为主要随葬品有别；缺乏宗教气息浓厚的遗物和遗迹。因此，大汶口文化虽然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但红山和凌家滩社会上层只有发生直接的交流才能达到如此高的相似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牛河梁N16M4 出土的玉人、筒形器、凤和环均为与凌家滩有密切联系的器物。因此，相隔 1 000 多公里的红山和凌家滩大墓的墓主们在生前可能进行过互访。

参与交流的社会上层应该积累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范围的丰富知识，虽然目前没有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保留下来的证据，但可以推想，这些有关重要旅行经历的山川和人文知识肯定会以某种方式被记录下来，成为高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在社会上层中被代代相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授，各地的社会上层会掌握“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和文化范围的丰富知识，并产生某种认同。各地区当然未必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更高层次的整体，形成对一个中心引领者的共识，但却可以形成对于这个彼此共同拥有的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

“最初的中国”出现的时期，也正是共识的“中国”形成的时期。

“最初的中国”形成后，其广大范围内的所有社会发展，都应在“最初的中国”的视野下理解。也就是说，此后所有的社会发展都是对“最初的中国”内成功社会实践的借鉴和熔合的结晶，并继续对此后的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良渚早期国家的建立，正是“最初的中国”母体中孕育出的第一个灿烂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