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人之道贵在诚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仁即爱。义是仁的显现，仁是义的基础，所以“敬人”必须出乎爱心。上司礼敬部属，如果希望其给予一定的回报，便是基于“利”的“私心”；上司爱护部属（是珍惜、关怀，而不是溺爱、施恩），只因为自己既然为人长上，理应如此，这才是不溺于利欲的“公心”，才合乎“义”。仁应该是自己做出来的（为仁由己），并不是存心做给别人看的，有所企求的。敬人者一味等待对方的回“敬”，自身已经“失敬”，也难怪会达不到想象中的效果。

出于这个缘故，孔子主张“仁以安人”。他认为，管理者的责任，首先在修正自己，并且使所接触的人安适（修己以安人）。孔子十分尊崇尧舜，却也不客气地指出“修正自己，并且使百姓安乐”这件事很困难，即便是尧舜也难以做到。

有一天，孔子和颜渊、子路两位弟子随兴交谈。子路提起他的抱负说，我愿意把我的车、马、衣、裘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被用坏了，我也不怨恨！（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则说，我希望能不矜夸自己的长处，不彰显自己的功劳！（愿无伐善，无施劳。）他们两人，都警觉到了“敬人”的重要性，只是子路的想法似乎偏向于经济物质层面，比较粗浅；颜渊则不专重于物质，而兼顾精神层面，境界较高。

后来子路希望孔子也谈一谈自己的心愿，想不到孔子仅仅简要地说，我要使老年人觉得安稳，朋友们相互信任，年轻人得到关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关怀别人，使对方不必承受任何压力，能轻松愉快地受到关怀，是安人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生怕欠人家的人情，甚至因为怕承受太多的情而故意“不领情”。你敬他，他内心深处不免有所警觉：“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战国初期的吴起将军对部属爱护备至，甚至会为了替一个长了肿包的士兵除毒，亲自用嘴巴去吸吮肿包里的脓。消息传到士兵的母亲那里，她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因为她知道，将军的“爱”使得她的儿子不能不舍命死战。想到儿子必死，做母亲的当然非常悲伤。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使得中国人处处谨慎，时时提防，选择主上的时候不忘“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上司选择部属，部属也考验上司，自古已然。现代的组织严密，造成人浮于事，但是中国人向来“能忍耐，不死心”。往往对不满意的情况也忍着不说，不抗争，也不表现不满，而对于“希望有一天能够幸遇明主，为他拼命”的信念，却永不放弃。

对待许多员工，一味管他，他偏不服；理他，他又将信将疑。最好的办法，便是“安他”。安人之道乃是居于人所固有的一颗爱心，爱人如己，把人我之见，降到最低限度。你理他，他不理你，是由于他“患不安”，一旦他“安”了，自然会给你正确的反应，因为这才是人之常情。

员工的不安，不外乎不会做、不肯做、不敢做、不多做、不当做。不会做的不安，是由于能力不足、技术欠佳、过程不明了，或者标准不确定，所以必须“教他”；不肯做的不安，乃是由于待遇低、工作多，同人之间相处不愉快，因此要“知他”；不敢做的不安，表现在怕做错，怕挨骂受罚，务必要“谅他”；不多做的不安，则是因为内心恐惧，生怕功高震主，就应该“信他”；至于不当做的不安，无非他已经做错了事，唯恐从此不再受到信任，所以更应该“用他”。这“教他”“知他”“谅他”“信他”“用他”，皆以“诚”为本，是“仁者无敌”的“安人之道”，如图 1–1 所示。

中国人原本最喜欢“自动自发”，有些人之所以表现得被动、保守、消极、不长进，乃是教育的偏失、环境的误导所造成的。对待此类员工，唯有从管人（消极约束）转变为理人（积极领导），然后安人（自动自发），由“管”迈向“不管之管”，亦即“有为”而“无为”，才是光明有效的坦途，如图 1–2 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