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不忘立业

古人只是告诉我们，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未提及立业。如果我们站在管理哲学的立场，深入探究，那么就可以得出下述推论。

人生的结局说起来千奇百怪，各有不同。然而归纳起来，人人都相同，那就是“不了了之”。

无论一个人有多么大的成就，多么好的表现，一生忙碌，到头来都是不了了之。谁也没有办法把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做完再离去。

但是，不了了之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种是眼睁睁地不了了之，我们称之为死不瞑目。任何人有这种结局，都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另一种则是闭着眼睛不了了之，我们称之为心安理得。能够心安理得地告别人间，便是大家所告慰的“善终”。

我们把人生的目的界定为“求得善终”，并不是寄望于能够不生病而死，或者不受伤害而亡。凡是心安理得的死亡，就是一种善终，表示死得毫无愧怍，也没有悔恨。这种人生结局，堪称良性的不了了之，足慰平生。

修、齐、治、平都要以德为本

一些管理者所秉持的竞争原则，很容易导致一种功利的、拜金的管理观。反观《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企业、国家、天下，都有其共同的任务，那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

《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则说：“仁也者，人也。”人为宇宙万物之一，其所异于禽兽的地方，便是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的特征。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过就是知仁、知义而已。所以《易经》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也是一种动物，也有一定程度的兽性。人类要进步，必须造就高尚的人格。人类要有高尚的人格，就要减少兽性，增加人性。孙中山先生认为人性的进化应该分成三个阶段，如图 1–3 所示。

所谓兽性，是指人性中所含的动物性本能，原本无所谓善或恶。但在人类社会中，如果单纯依靠动物本能去行事，则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于是道德的规律便有其存在的必要。

所谓减少兽性或消灭兽性，就是要使人性中的动物本能服从理智的指导，使其合乎道德的要求。人类在“竞争”之外，必须领悟生存“互助”的原理。孙中山先生说：“唯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可见能否觉悟，乃是人类与禽兽的分界，亦为人性进化的起点。至于神性的发生，就是指道德进步到极点。那样，人能修达至仁，必将无往而不自得，而直成其所以为“人”，即完成其人格。“仁者，人也”的“人”字，意味着“完人”，而寓“应然”于“实然”。孔子以“仁”为道德目的，实际上便是由“人应当如人”推论而来。

孙中山先生说：“乃至达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管理者“以物种的原则，施之于人类进化”，于是强取豪夺，强凌智诈，根本不把人当作人看待，哪里还谈得上“管理人性化”呢？

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应该被管理者视为“应有的表现”。因为“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管理者必须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表现，才是心之“为用”，实施合乎人性的仁道管理。孔子以“仁”为全德，为他自己“一以贯之”之道。“仁”代表天地之心，也代表人心的德纲。超越竞争原则的仁道管理，才能显现人类最高的道德。

每一个人，就相当范围而言，都是“管理者”。《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的道理。孔子答以“君君，臣臣”后，又加上“父父，子子”。所谓“父父”，即做父亲的要明白做父亲的道理，要做父亲所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在家庭中，父母就是管理者，应善尽家长的责任。

中国传统中的管理，依安人范围的大小，区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就是“家庭管理”，“治国”就是“行政管理”，而“平天下”则是“教化管理”。现代社会特别重视职业生活，不妨把以往“齐家”范围内的成家立业划分出来，在“齐家”之后，增加一项“立业”，亦即“企业管理”，如图 1–4 所示。

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从家庭开始，实行尊重秩序的“家长制度”，逐渐推广到宗族、乡党、企业、国家，乃至天下。父亲是一家之长，为最高权威，但他必须以“为父难”为戒，体会到父亲的艰难与责任的重大；而且要明白，“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真义，在于“天下的父母都是人，都可能犯错，只是子女不便直白地说出来”。

家长不能自以为对子女的所言所行无一不是，子女不得有所违背与抗拒；却应该时时自省，自己的所言所行是否有悖于伦理。儒家伦理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然而重视家庭并非忽视个人，儒家伦理重视家庭的目的，其实在于实现个人，亦即实现个人的人性或仁心、仁性。因为每一个人的仁心、仁性，其最直接的发源地就是家庭。人既由家庭获得人性，亦悉由父母所生，所以在家庭中善尽孝悌的责任，便可以培养与发展人性。可见重点仍在个人，并不在家庭。

儒家的家庭意识，绝非自限于私的生物本能，为满足个人的声色货利动机而成立，亦不为人类自私的权力意志所控制，乃依人的仁心与公心而建立。与家里人的关系，不论父子、夫妇、兄弟，都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有礼有义，秩序井然，才能叫作“齐”。

把“齐家”的道理应用到企业、国家，凡一组织，其上下（父子）、前后（兄弟）、左右（夫妇）诸关系，均能相互亲爱，则此组织必富有团结力。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庞大的机构，也不过这“五伦”而已。假若大家都能够切实按照正道去实行，则社会自然太平，天下也会统一成为一家。这才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国管理哲学的可贵亦在于此。

传统社会齐、治、平都是立业的外在表现

人生就是从不能独立走向不了了之的历程。从这一角度来看，人人都一样，并无不同。

人要活下去，样样都需要学习，而且学习的范围十分广泛，学习的期限也扩大到终生。学习什么呢？学习好好生活，活得体面，而且活得有情。

活得体面而且有情，就应该修身，也就是修治自己。

修治自己，要表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以求安人，才能够确保修己的效果，使自己得以心安理得地死去，不致心有悔恨而死不瞑目。

那么，立业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难道职业生活并不重要？事业的奋斗与志业的追求，也都无关紧要？

古代农业社会，人们但求自给自足，并没有什么就业、创业的念头。所谓事业，应该是治国、平天下的某些表现。这一切活动，实际上都是为了修治自己。不过是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来完成自我修治罢了。

所以《大学》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如果不能够修身而乱掉根本，还想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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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主旨：说明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应该以修身为本。

解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应该先把自己修治成为一个不肯为恶的人，然后以不肯为恶的心态来管理他人或者接受管理，这样才可能修己安人，达到修、齐、治、平的大目标。

现代社会立业更离不开修、齐、治、平

现代社会，职业生活显得十分重要。把往昔齐家范围内的成家立业分开，划分成齐家和立业两个部分，如图 1–5 所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企业管理刚开始的时候，吸收原有的修、齐、治、平的道理，谨慎地追求合乎义利，至少保持义利并重的精神。管理者也明白生产、经济体制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必须和其他方面配合。但是经济越来越发达，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之后，企业管理竟然渐渐凌驾于修、齐、治、平之上，甚至到了反制修、齐、治、平的地步。

大家忘记了经济应该为文化、教育、政治服务的道理，反而使经济挂帅，把企业管理放到了绝对优先的地位，未免失之偏颇。

修、齐、治、平的一贯大道，核心精神在尊重人的生命。不但要把本地区的人当作一个整体，放在首位，而且要将地球上所有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至今日，更应该扩大视野，把宇宙中的所有生灵，都当作整体来对待。

人类固然为万物之灵，但也应该认识到人类不过是宇宙生灵的一小部分。管理决策，必须从全宇宙生灵的角度出发，做整体的考虑。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指自然的规律，达尔文从人的角度，发现“弱肉强食”的现象，却不能站在全宇宙的立场，体悟“减少有余，补充不足”的天理。人类只知道发展科技来征服自然，却不顾其他生灵的存亡。自然的规律，就会在人有余而其他生灵不足的情况下，以天灾来伤害人类。

这是达尔文进化论未能触及的部分，也是企业管理忽视的内容。

经济优先，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沉沦的主要原因。如果国家只重视物质方面的福利，势必会反过来伤害到国民。看起来只有在修、齐、治、平的大道中谈立业，才不致越走越偏，甚至反过来妨碍修、齐、治、平。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立业的过程中做好修、齐、治、平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企业管理。

第一，在修身方面，唯有在职场中修治自己，确保修身的持续进展，企业经营才有价值。

凡是鼓励员工贪得无厌，引起员工对于贫困的恐惧心理，刺激员工无限度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让员工养成懒惰习惯，任由员工毫无效率地工作，放任员工粗制滥造却又领得高薪，让员工觉得即使失业也无所谓，令员工觉得人生乏味的，都不是良好的职场。

员工教育训谏，不应该完全以提高生产力、激发竞争心为主旨。最好能够通过艺术、道德、宗教等文化活动，把充实精神、提高智能放在第一位，而将物质生活放在第二位，进而解决员工劳动积极性的降低、人类价值感的丧失，以及不劳而获的不正当诉求等问题，以期员工不致因错误指引妨害自我修治。

第二，在齐家方面，应该兼顾员工的家庭生活，促使其家庭和乐、教养有成。职场生活不但不应该影响正常的家庭生活，还应该有助于家庭的正常发展。

事实上，立业的主要目的在养家，养家的主要目的是齐家。全家人和睦相处，生活美满，教养子女有方，各有所成，养育这样的家庭，自然心安理得。若是终日为事业奔忙，早出晚归，弄得子女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或者行为不端，惹是生非，事业再有成就，又有何用？为了事业，放弃了家庭，值得吗？

第三，在治国方面，必须以富国为目的，并维持俭朴的社会风俗，避免经济犯罪行为，坚持正当途径，配合政府的政策，并进一步捐献所得，以补国富。

企业经营需要安定的社会秩序、优良的投资环境、有效的经济活动及便利的公共设施。政府要善尽这些功能，有赖于企业的依法缴税、诚心捐献或者爱心协助。经营者除了发展事业本身之外，对社会公益、文化建设、伦理建设、心理建设等，都应该尽力参与或赞助，使国家日趋富强，将安人的范围扩大到国家。

政府不应该把国内生产总值当作国家现代化或经济发展的绝对指针，以免误导百姓重视国民平均收入而忽视人的劳动条件，或者任意污染、破坏自然环境，最后反过来危害国家。

如果事业的发展，需要伤害员工的身心品德，破坏家庭的和谐愉快，造成社会的动荡，损害国家的名誉形象，这种事业，显然已经成为治国的严重阻碍。然而如果企业经营只顾提高绩效，不顾同行存亡；只顾繁荣富裕，不顾社会风气；只顾股票升值，不顾扭曲人们的价值观，那么，不但损耗国力，而且损害国家，岂是企业经营者所应为？最后，在乎天下方面，应该以宇宙全体生灵为对象，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寻求世界性的经济稳定，而不单以某国家经济发展为要务。自由竞争的结果，造成少数富有的国家不断消耗地球上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多数贫穷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不得不牺牲百姓幸福以及自然环境。

富有的国家，为保持强势，往往极力增强武力，使世界动荡不安。而贫穷的国家，却又不由自主地掀起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企业越发达，世界越不平；世界越不平，人类越不幸福。这还会影响到其他生灵，使之也不得安宁，掀起大自然的反扑，威胁人类的生存。

由此可见，事业的发展，若是不能达到平天下的境地，恐怕越发展，负面效果也越明显。这个目标虽然不容易达成，却也不能轻易放弃。

基于上述内容，我国古代先贤并未将立业单独列为一个项目，意在提醒就业、创业、成业的人，必须在奋斗过程中力求修、齐、治、平，以免造成不良的后果，害己害人。

事业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过程，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任何事业，都应该配合修、齐、治、平来进行。凡是不利于或无助于修、齐、治、平的事业，便不应被创立并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