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
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在学校时也尽可能逃课，把头埋在戏院中。父亲在邵氏当中文部经理，柜桶藏有一本赠券簿，我一直冒认他的签名，拿去免费看。母亲给的零用钱，也大多数花在看电影上。
当年电影院分国泰和邵氏的天下，我不断地看，一场又一场，但看的多都是好莱坞片子，忍受不了到了一半就唱起歌来的粤语片。
电影院一天放映六场，早上十点半，中午十二点半，下午两点半、五点半，晚上七点半和九点半。到了星期天有早场，一大早八点半开场，周末有午夜场，从十二点放映到半夜三更。
中学时有个同学叫杨毅，家里给他买了一辆士古打，我们上完一两堂课后就不见人影。学校还是要求穿短裤时，我们的书包里总有一条长裤，换上就跑。
有一年发生暴动，马来人和中国人打起来，全城戒严，另一年反英国殖民统治，也闹得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我们几个学生就从家里骑脚踏车到市中心去看戏，生活总离不开电影。
到了日本之后，也是每天钻去戏院里。那些年也是日本电影的黄金年代，每年制作几百部。一上映就是两部新片，通常是一部由大明星主演，夹着另一部小制作的，同期放映。他们没有散场的规定，观众只要买一张票子，如果不走出戏院就可以看一整天，当然也没有人傻到那么做，除了我。
一走进去就买了面包，同样的片子看完又看，连续几天，看到对白都能背出来。我的日文，就那么地狱式地学了起来。怎么样都要尽量在短时间内把日语讲好，因为知道父母供我出国不是一件易事。
学校叫“日本大学”，这间大学实在是大，分很多学部，我上的是艺术学部的映画科，校址在江古田区。学了几个月后已知道教的是理论为重，失去兴趣。
一天，接到父亲来信，说六先生指定要我担任邵氏公司的“驻日代表”。
什么叫作“驻日代表”，要做些什么？我一点概念也没有，也硬着头皮说边做边学。
刚到日本的时候，是个年轻小伙子。驻日代表的工作，是负责买日本电影在东南亚放映。我上任的第一天，就接到日活、东宝、松竹、东映和大映五大公司的外国部长之联合请帖，邀我在一家名艺妓屋里吃晚饭。
前一任的驻日本经理是位好好先生，他在办移交手续时已经警告过我这一餐难吃极了。我问说：“菜不好吗？”
“第一流的。”他答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的手段真不简单，要是你在这一晚上喝醉了出丑，那以后要杀他们的价，怎么开得了口？”
我的心里马上起了一个疙瘩。
我的天，这可阴毒得很，但是年轻气盛，什么龙潭虎穴都要闯一闯。如果不去，也扯不下脸来。
“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人？”我问。
“和他们公司拍的片子一样。”他解释，“松竹多拍文艺爱情片，那公司的外国部长做人较为淳厚，酒量最差。东宝的喜剧和人情味重的电影居多，做人也大派，很幽默，还可以喝几杯。大映注重古装片，刻板一点，但能量不小。日活以时装动作片为主，其外国部长极会喝酒。东映什么片子都拍，最抓不住它的个性，但听同行说，他们的外国部长从来没有醉过。”
好，我有分数。嘴是那么讲，可是这五个人联合起来，便变成一只恐怖的怪兽。怎么对付，我一点主意也没有。听老人家说，绝对不能空肚子去喝酒，否则一定先吃亏。当天下午，赴宴之前，我跑到一家中国餐馆，叫了一碗东坡肉，吃他三大片肥肉。
再洗一个热水澡，换好西装领带，检查一下袜子有没有穿洞，走出门。
前往那家艺妓屋要换两次电车，我从车站外叫了一辆的士，直冲门口。
大门打开，已有数名侍女相迎。我报出姓名，她们客气地带引走过一个小庭园，到达主屋，拉开扇门。侍女为我脱下鞋子，指向二楼。
一条擦得发亮的木楼梯，光光滑滑。我明白他们要看我醉后由楼上滚下来。
上了楼梯，走入大房，五大公司的部长，已经坐在那房间里等候。
他们请我上座，我也不客气。各人寒暄了一会儿，东映的代表拍拍掌，叫侍女上菜。当晚吃的是“怀石料理”，中看，但吃不饱。
来了六个艺妓，每名服侍一人。坐在我身旁的那个脸上涂得白白的，但遮不住她的皱纹。我尊敬她的职业，并没有向她吆三喝四，她亲切地服务。
五人说今晚庆祝我们的友好，不醉不散。我微笑答谢，各敬一杯。
正在想是不是趁他们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先下手为强，让他们多喝一点呢？
东映抢着下了马威，他说：“我们日本人习惯空肚子喝，菜只是送酒，最后才吃白饭。蔡先生要不要先吃饱？哈，哈，哈。”
我摇摇头：“在罗马，做罗马人做的事。这里是东京。”
日本人饮酒，只是为对方添，本身不主动地为自己加酒。别人敬酒，礼貌上要将杯子提高相迎。我的杯子一空，即刻有人拿酒瓶来敬，不给我停下的机会。
以为松竹的那位绅士酒量不好，哪晓得此君喝了几小瓶，还是面不改色。我真怀疑上任的人给我的情报有没有错误，后来听到他在打嗝，才知道这家伙也是吃了东西，有备而来的。知道这样喝下去我迟早会完蛋，必须改变战略。
“不如喝韩国式的酒吧！”我建议。
什么是韩国式的呢？我说明：“那便是我先干杯，把空杯子献给尊敬的人。这个人干了，再把杯子还给我，我再喝完，才能把杯子给人家。不然，就是没有礼貌。”
他们心里一想：这个笨蛋，要是我们五个人都敬他，我们只喝一杯，他却要连喝五杯。
各人都拍手叫好。每一个人干后即把空杯子传了过来，我喝完后并没有把杯子分别还给他们，一个个地摆在松竹代表的面前，连我自己的，一共六杯。松竹只好灌下去，连来两三轮，他摇摇晃晃地倒下。好了，先杀一名。
“不，不，不。这种韩国的饮酒方法不好。”东宝说。“那不如改大杯喝吧。”我回答。他犹豫了一下，点头。
我知道他们除了啤酒之外，不大灌大水杯的清酒，我喝惯白兰地，轻易地连敬他三杯。东宝便呆在那里，自称醉，醉，醉。
其他三人酒量都很好，又习惯饮清酒。我建议换洋酒，他们反正是开公账，都赞同。各人干一大杯后，我把酒瓶抢过来，往自己的酒杯倒了一大杯，不等他们敬，一口气喝下。这一招散手是老师父教下，用来先令敌人震惊的。大映已心怯，又不惯掺酒来喝，干多一杯后也便横卧下来。
坐在我身边的那白脸艺妓对我有母性的同情心，一直问长问短说要不要紧。
我对她摇头，示意已支撑不住。
日活那个大胖子也已有醉意，但还是不倒，我们又互敬了一大杯。
侧过头去，白脸艺妓已经为我倒了一杯颜色似酒的煎茶。我一拿上桌面，向大胖子碰一碰杯，一口气干得一滴不剩。
大胖子已怀疑有诈，但苦无证据，只好喝光他那一杯，但还是唠唠叨叨地抗议我那杯酒到底有没有做过手脚。
我装成生气，抓瓶子再各倒满满的一杯，大声喝“干！”，灌下那一杯。他终于呼呼大睡。我站起来走到洗手间，将含在嘴里的那一大口酒吐掉。
走出来时看到最后的东映代表也要进厕所小便，发觉他坐着喝毫不动声色，但一走起路来便气喘如牛。
他一回来，我叫白脸艺妓抓他跳舞。她了解我的意图，抱着东映团团地转了几圈。东映坐下，已觉头晕。他忽然向我说道：“不如回家吧！”我赞成。
两人蹒跚地走到楼梯口，“今晚多谢了”，说完大力在他背上一拍——东映像个足球，直滚下楼梯，全军覆没。
我称赞白脸艺妓是我一生中仅看到的美女，死命搂着她的肩膀，走下那光滑的楼梯。
回家后抱厕大吐，黄水也呕出来，只是没有给人看到。
日本一住下来，朋友多了，同学也不少。
大家都穷困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食物之中，肉类最贵，我喜欢讲的一段往事是吃咖喱饭。当年自以为是苦行僧，什么花费都得省，到餐厅去一定选吃最便宜的。
食肆不管多小，都有一个玻璃橱窗，摆着各种蜡制的菜，标明价钱。一碟四十日元的荞麦拉面，上面只有几丝紫菜，吃多生厌。看到那碟五十日元的咖喱饭，上面有一块邮票般大的猪肉。好，等到星期六晚上，就吃它。
饭上桌，但是看不到肉，用铁汤匙翻开咖喱浆仔细寻觅，怎么找，也没发现，只有作罢。
在家里拒绝吃的半肥瘦猪肉，来到异乡想吃。以为有点油水才有营养，岂知失望，此事记忆犹新。
我不是一个容易被悲伤打倒之人。没肉吃？想办法呀！走过肉铺，最便宜的就是猪脚。日本人不会吃，一只猪脚二十日元卖给你，花一百六十日元买了十只——店里奉送两只。拿回来红烧。日本人勤劳，已把毛刮得干干净净，冲洗后即能炮制。
那个吃火锅用的巨大锅子又派上用场了，猪脚滚了一会儿后把水倒掉，过冷河，再把水加到盖住猪脚，下酱油和从咖啡室顺手牵羊的糖包煮将起来。
当然加花椒、八角和冰糖最好，但哪有这些材料？
两小时后，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猪蹄即能上桌，大家久未尝肉味，吃得十分开心。请些日本同学回来，照样做给他们吃，更开心。
吃不完的话，翌日再吃。友人来到，奇怪地问：“没有冰箱，哪来的猪脚冻？”原来只要打开窗，放在外边就是。同样的问题，夏天的可乐怎么是冰的？放在水龙头下冲，地下水冰冷，水果用的也是一样的方法。
剩下的猪脚汁，烚熟一打鸡蛋放进去再煮，吃得一滴不剩为止。
久而久之，同学们就把我们那间公寓叫为“绿屋厨房”，该餐厅出品还有著名的水饺。在肉店买了一些搅碎的肉，和面铺购入大量水饺皮，一包就是上百个。馅的种类可多，加蒜、韭菜、白菜或高丽菜都行。
那一大锅水滚了，把水饺放进去。浮上，加一碗冷水，再浮，再加。滚三次之后，水饺即熟，捞起来吃，最后在水中加点葱花和酱油当汤喝。
一个叫加藤的同学后来当了和尚。数十年后访港，问他要不要去斋铺。他回答想吃当年我煮给他的水饺，我说有肉呀！他微笑合十：“记忆，不是肉。”
也不是每次都成功。结识一些台湾来的女子，她们来绿屋吃过几餐饭，不好意思，把家里寄来的乌鱼子拿来当礼物。我们这些穷小子不知珍贵，拿去煮汤，结果一塌糊涂，腥味冲天，真是暴殄天物。
只好再次邀请她们前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她们，给她们取笑一番。当晚她们留下，我们可没浪费。
滚大锅粥可没失败过。日本人除了鲷鱼之外，其他鱼的头都不吃。到百货公司地下食物部，见职员砍下鱼头后准备扔掉就向他们要，免费奉送。拿回来斩件，用油爆一爆后放进事前煲好的那锅粥中再滚个十几分钟，即成。
用来取暖的煤气炉上放一壶水，滚了沏茶。
一天，同居友人已煲了水，我从外边赶回来，一打开门撞倒了水壶，就那么淋了下来，把我的脚烫熟了，痛入心肺，强忍之下脱掉袜子，那层皮也跟着剥开，露出带血的白肉来。
这下子可好，家里也没有烫伤药，同居的一群人不知如何是好。
“我妈妈说要涂油。”其中一个说，“没有药油用粟米油也可以。”
“不不不。”另一个叫，“我妈妈说酱油才有效。”
他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又粟米油又酱油地倒在我脚上。
“又不是猪脚！你们干什么？”我大喊一声，他们才呆住。夜已深，附近诊所关门。也不去什么急救医院，吞了十几颗安眠药想睡睡不着，结果弄得有点迷幻，一边讲故事一边自己哈哈笑，闹至天明。
真是不巧，翌日又接家父电报，说来日本公干，要我去机场迎接。只有硬硬地换了一对新袜子穿上鞋，怕他担心，不能做出一跛一跛的样子。
到了酒店放下行李，父亲忽然说要到绿屋看看，只有带来。想起他喜欢吃鸡，尤其是鸡尾，回家之前到鸡肉店买来煮拿手的大锅粥。
日本的鸡店中看不到全鸡，都是分开来卖：胸是胸，翼是翼，腿是腿。至于鸡屁股，也是洗得干净，排成一排排放在铁盘中。就买它一盘，日本鸡尾肥大，有数十个。
走进屋，家父心酸。还以为他发现了我被烫到，原来是他看到我们住在那么小的地方，有感而发。即刻假装看不到，炮制起粥来。那一大锅鸡屁股，最初几个还觉得好吃，大家拼命添给他，结果弄得老人家一看鸡屁股就怕怕，一生再也不敢碰它。
把家父送回酒店，才把那双已经粘着血肉的袜子勉强脱下，那阵刺痛，至今还记得清楚。
到绿屋来的女友之中，有一个姓关。
日本人的姓氏，和中国人相同的只有“林”“吴”和“关”了。“关”字日本发音成Seki，但是我们留学生都叫她阿关。
阿关的特点是皮肤白里透红，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引诱。两颗大眼睛跳动，看得出人很聪明。个子也不像一般女孩子那么矮，小腿一点也不粗。阿关是很漂亮的。
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阿关已经出来做事，虽然大家年纪都差不多。常于上班时间在大久保车站遇到她等车，互望而已，我们都不敢上前搭讪。
终于见得多，打了招呼，说声早安，阿关很客气地微笑鞠躬，但没出声。
最后由一个胆子最大的马来西亚来的同学提起勇气，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她从怀中拿出一支原子笔，在掌心上写了一个“关”字回答，然后搭上车。
同学们议论纷纷：“一定是个哑的。”
当年有部叫《哑女情深》的电影，是琼瑶小说改编的，大家都说哑女好呀，不啰唆，样子好看就是。
一天，下大雪。我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雨衣，也不是穷得买不起厚大褛。年轻吧，不在意。
阿关迎面而来，从她的眼神中看得出她的关怀，做了一个“不冷吗”的表情。
“我们去喝杯茶吧。”这句话我顺口说了出来。
阿关点点头，指我的手，我张开，她又用原子笔写下“池袋西武百货，三号电梯，六点”。
依时赴约，不见人。
电梯门打开，第一次听到阿关说话：“欢迎光临，地下食品部，一楼化妆品、皮包、首饰，二楼妇人服、各国名牌，三楼绅士服，四楼家庭用品，五楼文具、书籍，六楼园艺工具、插花艺术，七楼餐厅、吃茶室，屋顶儿童游戏。本店一星期营业六日，星期三休息，早上十点开店，晚上六点闭店。”
一口气，阿关把上述句子完全说完，没有停顿过，语言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没有其他人，我走进电梯。关了门之后阿关一面开电梯，一面不断解释百货店内的设施。我为她感到职业病的悲哀，一把抱住：“不要说了。”
阿关才顿然停下，向我笑了一笑，在我耳边说：“请稍等，就下班。”
喝了茶，吃餐饭，就带了她回到住的绿屋，放出红色毛线衣。跟着拉手，接吻，抚摸，一切都那么自然地发展下去。
那个年代也不是特别地开放，只是还有纯真，没那么多戒心，也知道大家要的是什么，为何造作？
日本人的公寓，再小，壁中也有一个储放蒲团的格子。在紧要关头，阿关拉着我挤进去做。我觉得古怪，但在那一刻有什么不肯的？
“地方小，有安全感。”她说。
交往多了，发现阿关还是不太开口说话，但人较以前开朗。我们在绿屋开大食会时，切菜洗碗的工作她都自告奋勇，忙得团团乱转。
看她可怜。“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站惯，不累。”她若无其事地说。
在电梯里一天站八小时，当然不累。
绿屋人住得多，来一下后她就回家了，没有过夜。
“我们去箱根旅行吧。”我说。
她高兴得拍掌。
“这次不必躲进蒲团格子里面吧？”到了温泉旅馆，我开玩笑地问。
她摇头，但还是不肯在房间中进行，要我进浴室中，还是那么一句老话：“地方小，有安全感。”
只听过有人患封闭恐怖症，不知道有人怕大空间的。为什么阿关喜欢被关，她没说过，我也没问。
睡到半夜，给声音吵醒，是阿关在说梦话：“欢迎光临，地下食品部，一楼化妆品、皮包、首饰，二楼妇人服、各国名牌，三楼绅士服……”
我紧紧抱着她：“没事的，没事的。”
阿关的声音渐小，喃喃之中再呼呼入睡。
后来，两人也没吵过架，就那么分开。记忆之中我们从来不争论，反正她的话不多，自然而然疏远罢了，各自有男友和女友。
多年后，在东京到纽约的日航机上，空中小姐的皮肤洁白，脸好熟，不是阿关是谁？
阿关也没有特别前来打招呼，我想算了，认什么亲呢？
深夜，大家睡了，香槟喝多，上洗手间。
门还没关上，阿关已经挤了进来。
“要快一点。”她说完即刻拉下底裤。
“还是那么喜欢小的地方？”我笑了出来。
阿关也笑：“我不是说过有安全感吗？”
绿屋左边的那间公寓，租了给一对夫妇，男的在一间大公司上班，职位不高，可能因为他本人有点口吃的毛病，女的出来当妈妈生，帮补家计。
住在大久保那一区的女人，多数是所谓的水商，卖Mizu Shyobei，做酒吧或餐厅生意的意思。到了傍晚路上一辆辆的士，乘的都是这些女的，一人一辆，穿了和服不方便搭电车之故，赶着到新宿去开工。有时遇上红灯，走过就看看的士上的女人漂不漂亮，她们也偶尔向我们打打招呼，对本身的行业并不感羞耻。工作嘛，不偷不借。
做学生没有钱泡酒吧，认识她们是经过我们的邻居介绍。日本酒吧很早打烊，十一点多客人赶火车回家，再迟了就要乘的士，路途遥远，车费不菲。隔壁的妈妈生收工回家，酒兴大作，便把我们请去她的公寓，再大喝一轮。
喝得疏狂，又打电话叫其他吧女，七八个女人挤在小客厅中，好不热闹。她丈夫也绝不介意，笑嘻嘻地拿出许多送酒的食物出来，好像在慰问辛苦了一个晚上的太太。
初学日语，甚受这群女人影响，在每一句话的尾部加了一个“wa”。这是女人才用的日语，常被耻笑，后来才更正过来。
被人请得多，不好意思，自己也做些菜拿过去。卤的一大锅猪脚吃完，剩下的汁拿到窗外，下雪，即刻结成冻，将锅底的冻用刀割成一块块，放在碟中拿给那些女人送酒，当然要比鱿鱼丝或花生米好吃得多。她们大赞我们的厨艺，送上来的吻，弄得满脸猪油。
每个女人喝醉了都有个别的习惯，有一个平时不太出声的，忽然变得英语十分流利，抓着我们话家常。另一个比较讨厌的哭个不停。有的拼命拔自己的腿毛，满腿是血。好几名爱脱衣服，比较受我们的欢迎。
离乡背井，我们都把自己当成浪迹江湖的浪子，而这些欢场女子，正如古龙所说，都有点侠气，不工作时对普通男人眼神有点轻蔑，但对我们则像小弟弟，搂搂抱抱。有时乘机一摸，对方说要死了，想干你姐姐？
血气方刚，摸多了就常到绿屋，挂起红色毛线衣，大战三百回合。完事后大家抽根烟，就像打了一场乒乓球，出身汗，互相没有情感的牵挂。
发薪水的那天她们轮流请我们到工作的地方喝酒。新宿歌舞伎町附近酒吧林立，一块块的小招牌用望远镜头拍摄，好像叠在一起。有的很小，只有四五张桌子；有的很大，至少有三十女子上班。
当年的酒吧，酒女绝对没有被客人“就地正法”那么一回事，要经过一番追求，也不一定肯，还有一丁丁的谈恋爱的浪漫。
每个酒女大概拥有七八名熟客，火山孝子一两个星期来一次，十几个酒女加起来就有稳定的生意可做。熟客多了，旁边的酒吧就来叫她们跳槽，一级级升上去，最后由新宿转到银座上班，是最高的荣誉。
熟客来得次数多，就应酬一下，否则追那么久还不到手，只有放弃。
并非每个女的都长得漂亮，起初在客人身边坐下，没什么感觉，但老酒灌下，就愈看愈美。加上这群女人多好学不倦，什么世界大事、地产股票等都由电视和报纸杂志看来，话题自然比家中的黄脸婆多。还有那份要命的柔顺，是很多客人渴望的。
机构中都有些小账可开，这些所谓的交际费是能扣税的，这是刺激贸易聪明绝顶的做法。日本商家的高级职员如果到了月底，连一张餐厅或酒吧的收据都不呈上，便证明这一个月偷懒。因此，整个饮食和酒水事业的巨轮运转，养了不少人，包括我们这群酒女朋友。
日久生情，有个叫茉莉子的已在银座上班，赚个满钵，一身名牌。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就快搬离大久保，住进四谷的高级公寓去，上班方便一点。
“我们不如结婚吧。”她提出。
“什么？”我说。
“你也不必再念什么书了。”她抱着我，“留下来，一切由我来负担。”
现在学会做人，当然懂得感谢她的好意，当年年轻气盛，要女人来养，说些什么鬼话？一脚把她踢开。
做学生时当然没钱叫艺妓，她们只存在于小说和电影之中，没想到能够接触。
后来从香港来了一位世伯，有点钱，因语言不通，要我陪着他去箱根浸温泉。这种享受对我们来说也很难得，乐意前往。
新宿车站西。有一列私营的火车，叫“罗曼斯号”，座位透明，可以一面看风景一面吃便当，直通箱根，两小时之内抵达，至今还运行。
泡完温泉换上夕方，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喝啤酒。这间旅馆之前和家父来过，父子俩对着青山，每个时段树叶的颜色都起变化，非常幽美。
“叫几个艺妓来吧。”世伯当年也不过四十岁出头，还是有劲的。
“很贵。”我说。
他拍胸口：“我请客，别担心钱的事。”
我还是不肯，要了一名。
旅馆餐是在房间内吃的，侍女搬进丰富的食物，正要倒酒时听到一个声音：“由我来吧。”
走进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年艺妓，样貌普通。世伯对她好像一见钟情，两人对饮起来，又抱又吻，旁若无人。
“小朋友。叫多一个来陪你？”艺妓问。
我还是说不好，但艺妓坚持：“她不在这里工作的，是我旧老板的女儿，来箱根度假。”
说完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个女的，穿普通衣服，没化妆，看起来顺眼。坐在我身边，为我倾酒点烟，手法纯熟。
我指着那艺妓：“她说你不是这一行的，怎么学会招呼客人？”
艺妓听到了说：“她是置屋之娘，也受过训练。”
置屋，okiya，是安排艺妓生意的地方，今日用语，是艺妓公司。娘，ojosan，老板的女儿的意思。
一杯复一杯，她们两人站起来，拿着扇子跳我们不懂欣赏的日本舞，又叫旅馆搬出乐器，一个打鼓，一个弹三味线，是有点学问。
醉后，她在我身边说：“今晚把我留下吧。”
“我只是一个学生。”言下之意，付不起。
“是你陪我，不是我陪你。”她细语。
一早，我们赶火车回东京。艺妓没来，置屋之娘送到车站，化好妆，样子更好看，把电话号码塞在我手上。
之后经常联络，她来绿屋，我把红色毛线衣挂出来。
“我介绍我最好的朋友给你认识。”有一次她说。
吃茶店里出现的是一位美女，身材较为高大。
“她是个冲绳岛人。”她说。
“冲绳女人得罪了你们日本女人啦？”冲绳岛艺妓听到她的语气中有点轻蔑，冲口而出。
“我不是这个意思。”置屋之娘为平息冲绳岛艺妓的怒气，说，“好姐姐，你也没有试过和中国人做的呀，今晚我请他和你来一下。”
“你真坏。”冲绳艺妓撒娇。
又带到绿屋，挂出红色毛线衣。
之后一个又一个。艺妓不能随便和客人睡觉，但大家年轻，都有压抑不住的本能，置屋之娘安排她们来找我。
下雪。过年。
电话响，是她的声音：“我爸爸妈妈到夏威夷去晒太阳，明晚你到我们的置屋来吧，大家都等你。”
“不必上班吗？”我问。
“除夕客人都在家陪儿女看红白合唱大战，哪会出来叫艺妓？”她说。
从新宿坐火车到御茶之水，再走路到神乐町去。神乐町的料亭最多，自古以来是艺妓的集中地。置屋是间木造的旧式房子，两层楼。
大厅中间生了炭火，由天井挂下一个铁钩，煮了一大锅海鲜。众女人开了一公斤一瓶的清酒，也不烫热，就那么传来传去吹喇叭喝，一瓶又一瓶，榻榻米上躺着不少酒的尸体。
冲绳艺妓一身传统冲绳服装走下来，这是平时不准穿的，今晚她特别自傲，拿了三味线独奏。冲绳的三味线节奏强烈，和日本柔和的音乐风格不同，铮铮有声，听得我入神。置屋之娘不服输，也拿出三味线来，弹出节奏更强烈的曲子，两人愈弹愈疯狂，后来把三味线扔开，打起架来。
女人打架比较好看，不拳来脚往鼻青脸肿，而是互相撕头发和衣服，扯得长发披散，袒胸露背。
冲绳艺妓凶猛，压得置屋之娘呼吸不了时，我大叫一声：“冲绳岛名胜有个横匾，写着礼仪之邦！”
一下子停了手。各女人又吹喇叭去了。
“我不知道日本的三味线也可以那么剧烈。”我说。
“那是一个叫轻津的地方的演奏方法。”
“你怎么也学会的？”
“我本性刚烈，很喜欢。”
“刚烈的女人占有欲强，你怎把我分给其他人？”
置屋之娘紧紧抱着我：“置屋的责任，就是替人安排的嘛。”
我第一次去韩国，与电影无关，那是做学生时的暑假旅行，从东京飞去，抵达的金浦机场，还是简陋的木造的建筑。
印象实在太好，接着我也从九州岛的小仓乘船渡海，抵达釜山，从釜山坐火车，一个站停一两天，一直玩到汉城（现称首尔），再飞回东京。
数十年前的汉城，是一个极贫穷的都市，比起东京，路上行人的衣着还是破烂的。街头巷尾有修理雨伞骨的。尼龙丝袜，穿了洞还一针一线缝补。很多小贩在叫卖。印象深的是一个穿着传统韩式服装的老人，把晒干的黄鱼用麻绳穿着，绑在身上。你看中了他就拔一尾卖给你，是个活动的摊子。
洋烟禁止入口，政府派出专员，一嗅到不是韩产的烟叶味道，即刻抓人，我们称之为“香烟狗”。
汉城的山丘都光秃秃的，树木很少，所以政府不许人民用即用即弃的木筷子。冲进餐厅，要是找到一对，就罚停业一天。如果看到餐厅供应白米饭，也要罚的。当年产量不够，一定要掺小米和粟类杂粮，才可以炊饭。黄黄赤赤，难于咽口。
华侨做的生意大部分都是开馆子，炸酱面韩国人最爱吃，他们认为中华料理是所有餐厅最便宜的，放心光顾。面是现叫现拉的，一下单，即刻听到厨房传来砰砰的打面团声音。上桌一看，没有什么肉碎，净是黑色的酱，有些黄瓜丝已是上品。华侨山东人居多，做的面很地道。当今去山东也吃不到这种正宗的炸酱面，但韩国的中国馆中还卖，下次你去试试看，真是好吃。
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动乱之后，勇士们到哪里去了？出来挣钱养家的，永远是生命力最坚强的女人。
在明洞区的半岛酒店（Bando Hotel）前面，到了晚上，有三百到五百个女人麇集，美的不少，像个夜市场，蔚为奇观。半岛酒店经过一次大火，已拆除，目前屹立着的乐天酒店（Lotte Hotel）就是它的旧址。附近的仁川，有个山头布满弯弯曲曲的小巷，里面每一间房都是独立的妓寨，加起来有千多户之多。亲眼看过，此言不虚。
到韩国游览的外国人当然不必光顾这群花街女郎，因为当年韩国还有戒严制度，到了半夜十二点，街上如果有行人，宪兵可以随时枪毙，实在恐怖得很。女人出来玩，一到十一点多找不到交通工具，就得徘徊在观光酒店大堂，看到男人就要求让她们在旅馆中住上一宵，代价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汉城去得多，变成识途老马，再想玩下去的话，有一个叫“蓝天堂”的夜总会开到凌晨三四点。你只要租一辆宪兵用的吉普车就能接送。夜总会中有乐队伴奏，跳《乐与怒》，真人乐队终会疲倦，慢歌就出现，是拥抱的时间了。
大概是因生活习惯和饮食的营养吧，住东京的时候，看到的女人，腰长腿短，丑的居多。到了韩国，完全不同。韩国女人，至今还是全亚洲最漂亮的，许多日本女星都是韩籍，用日本名字罢了。
怎么判断一个地方女人美不美呢？很容易，上街，到酒店、百货公司走走，一个小时之内数一数，在汉城能遇到四五个美女，台湾两三个，香港一个左右吧，不过香港女人很会穿衣服，错觉上还是过得去。至于日本，逛上三小时，也看不到一个。当然，现在不跪榻榻米，又喝很多牛奶，吃很多面包，日本女人身材好的，比以前多得多。
印象中的韩国总是女人多，这也是事实。出生率是男的低，又加上当兵死去的，当年的比例是六个女人对四个男子吧。
女人一多，男人就作威作福了，街上男人对女子拳脚交加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情形之下，香港去的男子，可真是值钱了。
在韩国女子的眼光中，香港人比当地华侨优秀，当然没有韩国男人那么粗鲁。当年盛传韩国女人晚上会替你洗袜子，再挂起来第二天干了为你穿上。这个经验我没有过，但是半夜起身，看她们得意地看着你，倒是真事。有时，感觉到有人抚摸你的面颊，张开眼就看到她们微笑。这大概是中国北方的男子邂逅苏州姑娘的反应吧。彬彬有礼和白皙的皮肤，是难以抗拒的。
在那个天真的年代，韩国女人敢作敢为，对男人的性要求开放得较东南亚国家早，唯一的尴尬是她们一喜欢上你，即刻像洋人叫达令那么“Yabo，Yabo”地在进行中大声喊出来。当年的建筑物墙很薄，酒店之内，通宵达旦地传出爱的呻吟。
之后，因私人旅行和公司业务，我去韩国的次数，算了一算，至少上百回。
最初当学生，储蓄了些打散工赚的钱，就往韩国跑。有一次到一个乡下，外面下雪，旅馆的女服务生面颊如苹果一般粉红，很体贴地为我安排在房间内吃韩国菜，递毛巾、倾酒。我手头阔绰，打赏了两千日元，她还即刻要脱衣服，把我吓了一跳。
从火车厢望出，山上的松树和古庙，有如中国水墨画。韩国经济起飞的今天，女人也许变成了野蛮女友，但是风景依然，令人向往。
当年我在邵氏做事，电影剧本一写到雪景，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是日本。制作成本较低的戏，就去韩国。又因为韩国的制作公司负责人多数会说日语，谈判起来方便，凡是去韩国拍外景的电影都由我负责。
和邵氏相等地位的申氏公司，拥有一个巨大的摄影厂，在一个叫安养的地方，也开设像南国剧团一样的演员训练班，美女无数，我常去那里选新人来拍戏。
在电影的黄金年代，日本有东宝、东映、大映、松竹和日活五大公司。韩国的申氏，加上中国香港的邵氏组织的亚洲影展，是每年一度的盛事。
我还年轻，没人认识我。第一次参加影展是以影评家身份，代表新加坡去评审，其实是卧底，分数当然是给香港电影。
影展中认识了申相玉，因为他也是留日的，与我一见如故，无所不谈。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申氏公司的大老板，二十几岁就当导演，拍过无数得奖戏，被誉为影坛金童子，又与最红的女演员崔银姬结婚，为韩国电影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夫妇被朝鲜金正日绑票，此为后话。
申相玉一来东京或香港，必由我当翻译处理电影上的业务，我们谈完了去中国餐厅大吃大喝，成为最好的朋友。我一到汉城，他必派车子接送。晚上，我们去伎生屋。
所谓的伎生屋，就像日本的艺妓馆，他和一班手下身旁都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我坐主客位，但是陪着我的那个相貌平凡。
韩国美女的面容，有代表性的也和现在当红的那三个一样：楚楚可怜的孙艺珍，带点邪气的宋慧乔和野猫型的全智贤。我的那个鹅蛋脸，典型的韩国古典味，也许他们看来顺眼，我就觉得其他那三种型比较好。
当年美女多，从香港去的武师一人身边一个，都长得漂亮。有的还娶回来，像洪金宝的前妻，也是大美人一个，但偏偏身边的这个伎生不怎样。
“我们来伎生屋，无醉不归。”申相玉说，“如果今晚你不喝醉，我就翻桌子不付账。”
身边那个伎生开始向我敬酒，先用小杯喝日本清酒，接着换中杯，来大杯，后来干脆把盛人参鸡汤的大碗拿来装酒。我年轻气盛，干就干，没把我喝倒。
大家都是一肚子酒的时候，那伎生突然站起，腰绑大鼓，双掌拍之，舞将起来，转身又转身，愈来愈快，侍者抬出一排十二个的大鼓，像一座墙，那伎生打完腰间的鼓，又仰身弯腰打后面的，十二个鼓轮流击之，身轻如燕。在最剧烈的舞步中，她忽然终止，躺在我怀里，胸部一起一伏喘气。
韩国女人传统服的特色在裙子大，上身衣服小，把胸部绑得又紧又平，绝对不给你看到身材。此时由她身上传来的，是一股本能的动物求爱味道，不可抗拒。
还没来伎生屋之前，已经有人告诉过我，伎生是陪酒不过夜的，我知道没有希望，当然不摆出急猴相，只是慢慢地一击一击拍出掌声，其他人也跟着热烈拍手。
装成大醉，申相玉高兴地派车子送我回酒店。
刚要入眠，门铃响了，从窥镜一看，是个长发少女。
进房，她微笑，说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我是韩国最好的舞蹈员，常派去外国表演，学了几句英文。”
“这不合伎生的规矩呢！”我知道她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伎生不可以陪客人睡觉。”她说，“我不是伎生，今晚申先生吩咐我来客串的，但也要我自己喜欢。”
再下去的事也不必细诉了。她成了我的女友，常带我到街边吃那种手榴弹式的海鞘（hoya）刺身。有时，她也把我带回家去。和中国人一样，丈母娘看女婿，愈看愈可爱，她妈妈把家里的菜全部搬出来，堆满了餐桌，三天三夜都吃不完。烤肉上了，有个龟背的铜鼎，我夹了一片肉在上面烤。“Annya（不是）！”她说完把整碟的牛肉倒在鼎上，吃得豪迈。
我发现韩国女人不像日本女人那么跪，她们总喜欢跷起一条腿，另一条平放着坐，是观音像中常有的姿态。
而且韩国女人吃东西，用筷子时是夹着给男人的，自己吃时单用一支汤匙，从龟背鼎的汤沟中舀出肉汁，淋在白饭上，狼吞虎咽。
做爱，韩女和吃东西一样强烈，总是大叫：“Yabo，Pari，Pari！”每一个国家的语言，一叫起“快点”，都重复“快”那个字眼。又学会一句韩国话。
和那伎生交往了一段日子，偶尔她会带我到汉江去，岸边停泊着几条小艇，我们租了，船夫便撑到江中，点了蜡烛，用一个纸杯穿个洞当灯罩套上。
船夫跟着扑通一声跳下水，游到岸上，耐心等待。我们在艇中大战三百回合后，穿回衣服，吹熄蜡烛。船夫又扑通一声跳下水，游到船上撑艇送我们回来。
这时申相玉拍的《红色飞行围巾》卖座，大破纪录，主题曲韩国人人会唱，片子也卖了给松竹，成为战后第一部在日本上映的韩国电影。
他来日本的次数渐多，我当年派往日本，又和他在东京大吃大喝，谈他以后进军好莱坞的梦想。
和香港片方合作的机会也多了，拍了《妲己》等电影。《观世音》一片，中国版女主角由李丽华主演，韩国版是崔银姬。
后来邵氏也来韩国招请导演，像拍动作片《天下第一拳》的郑昌和等人，文艺片导演则请了当红的金洙容，他拍了何莉莉主演的《雨中花》。我去韩国的机会一大把，和那伎生打得火热，她穿起洋装愈来愈好看，身材腰短腿长，言语又通。但到了论起婚嫁，又不是一个为事业着想的年轻人肯做的事，拖拖拉拉之下分了手。
我孤独地到济州岛旅行，当年那里还是个偏僻的渔村。海边有许多小艇，穿着白色薄衣的年轻海女们招徕声不绝。登上一艘，划到海中，两个海女轮流潜进海挖出一头大的鲍鱼，用铁棒把肉打烂后叉在火上烤，淋上酱油，香味扑鼻，再倒韩国土炮马加利给你喝，大醉之后躺在她们的大腿上午睡。此情此景，不复。
我们去韩国出外景，申相玉总让我用他的老班底，是一群从《红色飞行围巾》以来一直合作的人才，他们可以不休不眠地为我克服一切困难，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勤劳的工作人员。
对于女演员，我当监制的原则是不碰的，一碰麻烦诸多，但工作人员之间，一久了就会产生情感，其中有一位负责服装的女子脸色晶莹，肤光如雪，清丽绝俗。
不过在工作期间搞男女关系，对我来说总有禁忌，我欣赏她有韩国女人的坚强，爬上雪山时她为摄影组抬铁轨。韩国人习惯上是不喝茶的，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找到的铁观音，在休息时给我献上一杯。
一直保持着笑容，我从来没有听过她诉苦。由摄影师那里听到她的身世，是个寡妇。她先生最初当编剧，一直跟随申相玉，后来申相玉让他当导演，第一部戏票房惨败，第二部也不卖钱，他自感不能报答申相玉给他的恩惠，自杀了。
“他从来没有打过我。样子长得和你很像。”一次在杀青宴上她喝了几杯，躺在我怀中说。
“你还年轻，没有男朋友吗？”我以日语问她，她是东京艺术学院毕业的。
“我的爱，枯干了。”她没哭。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拍拍她的肩算数。
后来我们又合作了多部戏，当年的雪岳山还是穷乡僻壤，并非今天的滑雪度假胜地。我们的食物只限于金渍煮汤泡饭，已经很久没吃过新鲜蔬菜。这女人有天晚上出去，第二天拿回几条青瓜给我。
“偷来的，当水果吧。”她说完，头也没回地走开。
其他工作人员看到了都取笑她，我也避免令她尴尬，之后见面谈的都是公事。
对数目字我的记忆力不好，但是现场中的一东一西我都能记得，有一天拍到打伤男主角的戏，导演大喊：“血浆呢？血浆呢？”
大家找来找去找不到，我就记得是摆在河对面的树下，一下子跨水过河去拿。交到化妆师手里时，我才感到双脚已经麻痹了。
原来雪岳山融冰后的水是零下几十度，见我的脚发僵，她赶快替我脱掉鞋子，除了袜，拼命用手去搓我的双脚。
“不这样做，会生冻疮的。”她说完拉开毛线衣，把我的脚放进她丰满的胸口。我心中一荡，禁不住往她羞涩的脸望去。
韩国女人性情的刚烈，到处可见。在寻常中常看到她们吵架，有些还互相揪发厮打。在汉江旁边的沙滩上，从前还设有很多很大的秋千，女人穿着传统的大裙子在树上打，飞扬起来煞是好看，但愈打愈剧烈，飞高半天也不怕，是男人不敢做的事。
从这个女人的眼神中，我看到无限的温柔。
一切发乎情止乎礼，我们再也没有身体上的接触，虽然大家都暗恋着对方，像一部婆婆妈妈的电影。
事经数年，一天，在香港的办公室中接到她的电话。
“还拍电影？”我问。
“不。我把储蓄用来开一家时装店，现在来香港办货，变成老板娘了。”
身份平等，再也不是上司与下属，我冲到她的酒店，“Yabo，Yabo”的叫声不绝，好在当今的旅馆墙壁，已不是从前那么薄，不会扰人清梦了。
在日本半工半读的时候，正是青春热血的时候，时间都花在学习与玩乐上，没什么时间伤春悲秋，然而偶尔还是会思念家人。
与父亲通信不断，从信里得悉家人近况，是最大的安慰，但心里，最思念的是“奶母”。
那时候弟弟还未出生，我一有记忆，是家族除了爸妈、哥姐之外，还有一位很重要的成员，那便是奶妈。
奶妈，我们潮州话叫“奶母”，姓廖，名蜜，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叫过，家里友人都跟着我们叫奶母。
奶母样子平庸，也因为平庸，令她逃过一劫，这是后话。她从不对我们隐瞒身世，乡下人之故，不太会撒谎。
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家？奶母虽是乡下人，个性却是非常刚烈的，被双亲安排嫁了一个大少，但大少从小无所事事，只学会了抽鸦片。奶母未受过教育，但好坏分明，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抽鸦片，是坏的。
怀了孕，她不断地劝丈夫戒掉恶习，但丈夫屡劝不听，她向丈夫说：“如果再不听，就不能阻止我要做的事。”
你要做什么事，离家出走吗，一个怀孕的女人？她的忠言不被接受，儿子生了下来，奶母想了又想，最后，抱着他，走到厨房，在灶下扒了一手灰，掩向儿子的口。
“长大了反正也是和父亲一样成为毒虫，没用。”她说。
祸闯大了，她漏夜收拾两三件衣服，便逃到了城里，碰巧我妈妈生了姐姐，奶水不足，便请了她。这一来，她跟了我们家几十年。
家母接着生哥哥，但他没有吃过奶母的奶，我也当然没有吃过，但我们都叫她奶母。
后来，我们一家过番，到了南洋，问她要不要跟。她无亲无故，也就跟了过来。
从此家中一切大小事都交了给她。奶母什么琐碎工作都做，当然包括煮食，在大家庭生活过，烧得一手好菜。妈妈也好此道，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在厨房中忙得团团转，超出了雇主和仆人的关系。
最记得奶母的一道菜，是炸肉饼，当年奶母已学会用猪颈肉，切得薄薄的一片片，再拿英国苏打饼干，蓝花铁盒的Jacob's Biscuits，在石臼中舂碎。肉片蘸蛋浆，铺在饼碎上后炸。
小孩子哪会不喜欢油炸东西，哥哥一吃十几片。
奶母什么都会做，就从来不做粥，稀饭是吃不饱的，这是乡下人的说法，所以一向只做饭，一大早就做，捏成饭团，交给哥哥拿去学校，赶时间在途中吃。
日本人侵占新加坡，奶母跟着父母逃难，躲在马来小村，但也得有补给。奶母大胆地出去购物，归途遇日本宪兵检查，摸了摸她的裤裆，也因样貌平庸，没下手。奶母时常把这可怕的经历告诉我们。小孩子，不懂，听了之后只觉滑稽，笑了出来。
奶母从此也没有被男人碰过，除了当年十岁的我。每天的家务做得腰酸，睡觉前叫我替她在背上涂药，记得她的姿态是美好的，尤其在她梳头时。
一头长发，扎了一个整齐的髻。和别的女人不同，每天要洗，用的是一块块的茶饼，那是榨完茶籽油后的剩余物，是最原始的洗发精。茶饼掰下一块，浸着水，就能用了。
爱干净的习惯令她的工作加重，每天都把我们一家大小的衣服洗得洁白，内衣也要熨平，由此双手手指缝中脱皮，甚至痕痒，晚上也由我替她搽药水才能入睡。
搬到后港的大屋中后，工作更为繁忙，巨宅窗户最多，每天打开关闭都有几十扉。奶母从不抱怨，默默地动手。家父又喜种花种草，浇水的事也交了给她。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家中养了一只长毛大狗，站起来有人那么高，名叫Lucky（幸运），连狗粮的事也要她做了，最初Lucky很听话，会与我们握手，扔了东西也叼回来，但是，忽然有一天发了狂，把奶母咬伤，进了医院。奶母身体非常健康，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到医院去。
年轻的我，也应该受了奶母的影响，爱憎分明，个性强烈，疾恶如仇。这么一只畜生，竟敢咬伤我心爱的女人！当年枪械管制宽松，我们家有一管霰弹猎枪，我装上子弹，往Lucky开了一枪。那么大的狗飞了出去，只见变成一块扁平的皮，拖出花园埋了！
在学校，我和几个坏同学学会了抽烟。晚上看书，看通宵，烟灰碟塞满了烟头，不知往哪里放，就藏在床下。翌日只见洗刷了，又放回床下，奶母没向父母告密。
思春期到了，人生第一次梦遗，底裤沾满精液，也不知往哪里放，当然又是床下。翌日，不见了，又被洗得干净，而且熨平，放回衣柜。
是出国的时候了，我当然怀念父母和家人，也只知没有了奶母，再也吃不到那些美味的炸肉饼，日子怎么过？但是当年，已抱着苦行僧的心态。年轻人吃苦是应该的，不顾一切，往前闯！
那时候的留学生哪有一年回来一趟的奢侈？一出去就是漫长的岁月，和父亲通信的习惯是养成了的，家书不断，但没有听到家人提起奶母的消息。
后来才明白家人怕影响我的学业，没有把奶母去世的消息讲给我听，当然无法奔丧。大丈夫嘛，有什么忍受不了的？但是，晚上梦到奶母，偷偷哭泣。
这么多年来，我还是，偷偷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