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锋下的欲望

翻检《宋史》，有一个劣迹昭著的名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就是北宋头号佞臣蔡京。蔡京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五次任相，经历了三朝皇帝60余年的统治期，在朋党势力此消彼长的这60余年，他的宦海生涯绝对算是个奇迹，然而，这样的为官奇迹，对北宋而言实际是一场灾难。靖康元年（1126），蔡京被罢相，而时隔不到一年，风雨飘摇的北宋便宣告了灭亡。

说起蔡京的发迹史，不能不提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由于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依托裙带关系，蔡京很快便由推官升任负责朝廷机要的中书舍人，不久又知开封府。举步维艰的王安石需要变法的得力助手，但这位激进的改革者在扩大新党阵营的时候，吸纳了太多的投机分子，蔡京便是其中一个。据说在神宗熙宁末期，王安石曾对其婿蔡卞叹道：“天下无可用之才，不知我之后，谁堪执掌国柄？”然后掰着手指自语道：“我儿元泽算一个！”回头对蔡卞说：“贤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说：“吉甫（指吕惠卿）如何？且算一个吧。”然后颓然道：“没了！”能成为“拗相公”眼中屈指可数的三人之一，足见蔡京颇得王安石的信任。

封建君主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人亡政息，当神宗赍志而殁，少年哲宗被保守的高太后控制，王安石变法也便走到了尽头。此时，司马光等一班旧臣再执权柄，开始实行“元祐更化”，全面推翻变法成果。按理说，身为新党成员，蔡京少不了成为旧党的攻击对象，但见风使舵的性格却使他避开了党争的锋芒。据说司马光当政后，曾限令各地在五日之内将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改回原来的差役法，当时很多官员都觉得时间太短，结果五日之后，只有蔡京一人如约完成任务，“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看到昔日为王安石变法摇旗呐喊的新党干将转过头来为旧党不遗余力，雷厉风行，司马光不禁大喜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由于蔡京“及时”改变了阵营，使得他安然躲过了党争的旋涡，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重续神宗遗志，本已是“旧党”一员的蔡京再次使出了他“随风倒”的本事，看到新党再次当朝，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了“新党”。当新党首领章惇提出要改革现行的差役法，蔡京立刻举双手拥护：“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当年创下五日之内执行差役法纪录的人是蔡京，此时，第一个站出来极力要废除差役法的人依然是蔡京，其见风使舵之功由此可见一斑。很快，这位“识时务”的臣子便获得了宋哲宗的信任和赏识，禄位官爵自不消说。

蔡京真正凭借投机钻营的手段爬上权力的巅峰，是在徽宗朝。元符二年（1099），年仅25岁的哲宗驾崩，徽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蔡京便被谏官弹劾，徽宗索性将其提举杭州洞霄宫，逐出京师，去江南任个闲差。宫观官制，是宋代的一种特殊官制，作为一种“佚老优贤”的特殊官制，始于真宗，盛于徽宗，滥于高宗，是朝廷安抚老病阁僚及冗员的一个重要手段。神宗朝，为整顿吏治，同时又不过于激化矛盾，有相当一部分官员被假名解去实际职务，祠禄阙位使任宫观，且给以优厚的俸禄。宋室南渡后，由于“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为安排这些官员，宫观官制开始日益冗滥，一时间，奉祠员额大增。有数据统计，宋室南渡后，单是被授“提举洞霄宫”职衔的官员就多达160余人，副相以上的宰执官员有43人，名相李纲、张浚等都曾位列其中，因此时人又称洞霄宫为“半个朝廷”。在党争中左右逢源的蔡京，一朝被外放成提举洞霄宫这样的闲差冷职，心情当然是非常郁闷的，面对西湖的一泓碧水，他没有半点游兴，涌上心头的只有外放的失意与落寞。

幽窗小砌西湖住，青嶂排云入户。槛外长江东注，芳草天涯路。

别来松菊应如故，花落花开几度。惆怅未能归去，入似桃源误。

——蔡京《忆凤凰家山》

行在西子湖畔，蔡京用一句颇具文采的“惆怅未能归去，入似桃源误”抒发自己想当一个隐士的况怨。然而，这个从福建山野间走出来的熙宁进士又怎么会轻易放弃对权力的追逐呢？机会出现在崇宁元年（1102）。就在这一年的三月，意在“崇法熙宁变法”而改元的徽宗派内侍童贯去杭州办差，书得一手好字有着极高艺术悟性的蔡京听闻，马上找到了一条可以向徽宗这位艺术家皇帝讨好的捷径。他搜罗了大量江南书画让童贯转呈徽宗，在蔡京看来，没有比这样的贡品更能让徽宗关注自己了；而对于办差的内侍童贯，他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结交，将其打点得乐乐呵呵。他给童贯找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贿赂理由：国家府库皆为天子私物，理应供内侍近从取用。童贯返京后，“大播此语，于是宫人近习，人人恨不得蔡内翰即日为相矣”。

蔡京对内廷宦官的拉拢结交显然是奏效的。满载而归的童贯回京后便对徽宗极力美言，徽宗对这位先朝臣子的艺术鉴赏力也颇为认可，而他在此后源源不断送往京师的书画藏品中加入的颇为入耳的论奏，更让徽宗认定蔡京可堪大任。此时，曾布和韩忠彦两位宰辅的明争暗斗已让徽宗十分厌倦，他很需要一个跳出党争圈子的人打破朝堂上两派的僵局，就这样，蔡京被从杭州召回了京师，终于可以不用再发出“入似桃源误”的归隐之叹。而此时，摇着蔡京手书的团扇，自创瘦金体的宋徽宗不仅将这位书家臣子看成了自己艺术上的知音，更因其曾是新党“干将”，对其青眼有加。他曾语重心长地对蔡京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当徽宗一边赏玩着字画，一边提拔蔡京为左仆射时，他已经将赵宋王朝的命运交到了一个国家蠹虫的手中。

攀上权力高峰，成为一国重臣之后，蔡京给徽宗交出的不是一份整饬朝纲的答卷，而是拉帮结党、祸国殃民的斑斑劣迹。他深谙内侍对于皇帝的作用，上任伊始，便废除了旨在控制宦官升迁的内侍寄资法，使得内侍在直转正官过程中省却了考察的麻烦，因此深得内侍的拥戴。继而蔡京又对自己有汲引之功的童贯拉拢备至，对朝中同僚广布私恩，对他们“于寄禄官俸钱、职事官职钱外，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对内外卫士，则“增侍立食钱，因禁中有盗，环皇城置巡铺卒，日给钱一百五十”，相比旧例增加了近十倍。在营私结党的同时，蔡京也在不断强化自己的权力，表面上他仿效王安石变法制度，实则在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和党羽阵营。他在尚书省设了讲议司，自任提举，并以其党羽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将重要的国事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大事悉数交由他们负责，所有的决策，也都出自讲议司。在官员的任命选拔上，蔡京则“创造性”地完成了一项制度的结构调整。崇宁元年（1102）八月，他说服徽宗“以学校为今日先务”，令州县都仿照太学三舍法考试选官，在汴京城南建辟雍，表面上作为太学的外学，用以安置各地学者；实则建立起了一个替代了科举考试的扩大化的官学系统，从而使自这个系统选拔出来的普通官员都成为其忠诚的嫡系。当一系列固结人心之举相继出于这位大宋首席执行官之手，我们看到的蔡京，早已不是那个在西湖边长吁短叹的落魄之臣，而是一步步成为主宰国家政策、凌驾于帝制政府运作之上的权相。

对权力的固化，在蔡京身上还体现为手段狠辣地排除异己。他在给徽宗的一份奏章中对元祐年间的大臣言辞狠毒地攻讦，将他们斥为“朋奸罔上”“神考之罪人”，并将这些先朝旧臣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标准分出了六个等级，满朝文武竟然有540多人被列入邪等。他们当中，包括前任宰相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等人在内，这些已故的旧党领袖全部被剥夺了一切品级，以“权臣擅邦，倡率朋邪，诬诋先烈”之名，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挞伐”，而他们的后嗣及亲族则一律不准为官，甚至被逐出京师；至于尚健在的“元祐奸党”，要么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州府，要么被抄家处死。

其姓名，朝廷虽尝行下，至于御笔刻石，则未尽知也。……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奸党，以御书刻石端礼门姓名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

崇宁二年（1103）九月，当一个匿名谏官恳请徽宗颁布这样一道旨意，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范纯礼、苏轼、苏辙这些名字已被宋徽宗写进了一纸长长的黑名单，并被刻在遍布各州府的“元祐奸党碑”上，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尽管这些“元祐奸党碑”在三年后便陆续拆除了，但权相蔡京对政治对手最诛心最残酷的迫害已经是尽人皆知。

在党同伐异、巩固权力的同时，蔡京对宋徽宗的邀宠示好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特意从《易经》中选取了“丰、亨、豫、大”四字，吹嘘宋室国运亨通。史载，徽宗在一次宴会上，拿出精美的玉杯、玉卮等给大臣们欣赏，说：“我很想用这些东西，又担心有人说我太奢侈。”

蔡京马上道：“臣曾出使契丹，契丹国主拿着玉盘、玉杯在臣前夸耀，说我们大宋朝没有这些东西。现在陛下用它们来祝寿，并不过分。”

徽宗又说：“以前先帝做了数尺长的小台，结果就有很多人上书劝谏，我很怕他们说闲话。这些玉器已经放置很久了，如果人们又说闲话，我百口莫辩啊。”

蔡京遂道：“事情如果合乎情理，即便再多人上书也不必害怕。陛下就应当享受天下的供奉，区区玉器，又算得了什么呢！”

佞臣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伺察人主，当徽宗的秉性心理被蔡京摸了个底掉，这位艺术家皇帝已经将蔡京视为最可信任的知音，而当他与蔡京的亲密关系被定格在一幅留存至今的《听琴图》中，时隔近千年，我们仿佛仍然能够听到他们二人超越君臣关系的笑声。

为了保持这样的“君臣蜜月”，蔡京可谓费尽心机。他大兴土木，为徽宗建造大量离宫别馆，其中，尤以艮岳为最。艮岳层峦叠嶂，其间舞榭歌台不计其数，为了装点这座艮岳，蔡京专设了制造局，在各州又设立了应奉局，大量征购全国的奇花异石，被称为“花石纲”。为了运送这些花石纲，有数以千计的役夫终日忙碌在淮汴两岸，苦不堪言。据蔡京之子蔡絛《铁围山丛谈》载，当时在艮岳正门有一块高达46尺的太湖石，是蔡京让其亲信朱勔于宣和五年（1123）用大船运抵汴京的。由于石头巨大，耗费大量人力，沿途还拆毁了很多桥梁房屋，用时数月方到。蔡京的儿子蔡攸常在徽宗身边，在淫歌艳曲中，蔡攸换上短襟的戏服，脸上涂上油彩，与倡优侏儒一起，讲一些市井野语博笑于徽宗。在蔡京精心营造的一派歌舞升平之中，徽宗彻底沉醉了，对蔡京更是宠信有加，殊不知，他百般信赖的这位臣子正一步步地将宋王朝带向深渊。当蔡京和童贯、王黼、朱勔等人沆瀣一气，将整个朝廷弄得乌烟瘴气，被朝野痛斥为“六贼”；当一次次被弹劾罢相，又能一次次因遍布朝中的亲信党羽的助力而重返相位，蔡京，这个长期操控北宋朝政的不倒翁，已经将宋王朝推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就在宋廷歌舞升平的同时，金兵已是一路攻城拔寨，如入无人之境。看到北宋各州县纷纷沦陷，徽宗慌忙将帝位传给儿子赵桓，自己做起了太上皇。此时，愤怒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朝臣们纷纷上书“请诛六贼，以谢天下”，无奈之下，钦宗将蔡京流放儋州。史载，在流放之前，蔡京将他的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船，然而纵有家财万贯，他却难以买到沿途的一杯茶，一碗粥。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载：“初，元长（蔡京字）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当他行至潭州，病困交加，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佞臣不禁仰天长叹：“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腹与背贴”，饿极而死。

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蔡京《西江月》

这首绝命词透出的是蔡京那份迟来的悔悟，他死得很凄凉，没有棺木，随从们只用一块尸布将其草草包裹，便扔进了专门收葬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

史载，蔡京当权之时，生活用度极尽奢侈，据说他光吃一次鹌鹑羹，就要杀掉几百只鹌鹑。而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录的一件事更能佐证蔡京生活的铺张：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后厨的分工已经细到了专门剥葱的工种，听来不能不令人咋舌。然而，这位极尽口腹之欲的权臣永远不会想到，自己生命的最终结局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活活饿死，抛尸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