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有为之间

秦始皇以降，第一个庙号为“仁”的皇帝是宋朝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

说起宋仁宗赵祯，人们并不陌生，作为“狸猫换太子”的主角，他的形象随着戏曲、笔记小说等多种艺术形式早已深入民间，有很高的知名度。“狸猫换太子”演绎的是一出宋室宫闱遗案：赵祯的生母本是一位李姓妃子，在和宋真宗有过一夜缠绵后，遂珠胎暗结，这件事让刘皇后知道，不仅妒火中烧，因为刘后不能生育，而连夭五子的宋真宗又急于立储，因此，当李妃有孕之事传入刘皇后的耳朵，她就意识到了自己皇后地位的危机。很快，工于心计的刘皇后就想了一条毒计，她将李妃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诬说李妃生的是个妖孽，结果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后来这个被偷梁换柱的婴儿当了皇帝，是为仁宗，在包拯的彻查下，终于真相大白，仁宗迎回生母，一直垂帘听政的刘皇后畏罪自杀。

其实，撇开这段宫闱秘闻不谈，单说说这位宋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宋仁宗在位42年——整个北宋，共历九帝167年，仁宗一朝就占了四分之一的时间。这42年间，边事太平，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鼎盛气象。比起开国初的太祖太宗，仁宗算是一位稳稳当当的守成之君，但守成能守到42年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苏轼语），也颇为难得，而他执政的一个重要特点——“仁”，成了他耀眼的标识。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当编修《宋史》的史家们用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境界“仁”字来评价这位宋朝皇帝，宋仁宗赵祯实际已经享受到一份旷古未有的殊荣。

对赵祯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有史家的过誉之处，但也看出人们对他的尊敬。那么，仁宗之“仁”究竟体现在何处呢？首先还是体现在他对臣子的宽容仁厚上。要做到宽仁，对于一个皇帝而言并非易事，而对于批龙鳞、逆圣听的大臣，皇帝有生杀予夺大权，“宽仁”，其实是对皇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宋仁宗却是一个出了名的怕大臣的皇帝，有三个例子体现得颇为充分。

一是包拯斥张尧佐事。在戏剧文学作品中，包拯一直都是以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形象示人的。这个“包青天”不仅不畏权贵，在皇帝面前也是据理力争，不让寸步。据说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包拯指陈三司使张尧佐不作为，要仁宗撤掉其职务，而张尧佐是仁宗宠妃张氏的伯父，面对包拯的奏折，仁宗最后改任张尧佐为淮康军节度使、宣徽南院使，也算是对张贵妃有个交代。然而，包拯却不依不饶，认为仁宗有开启“外戚干政”的危险，带着七名谏官和仁宗死磕到底，不仅连续上书，而且在退朝后还留班不退，言辞激烈处，包拯的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脸上，仁宗虽然没被唾沫星子惹恼，但还是对着以包拯为首的几个谏官说了句：“节度使粗官，何用争？”不想包拯言辞更为激烈：“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就这样，仁宗这场朝堂公议到底也没说服包拯等人，最终张尧佐也没做成节度使和宣徽使。“汝只知要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当退朝之后的仁宗见到急切等待结果的张贵妃，对她说出这番无奈之语，我们看到的仁宗，表面上是被臣子们折了面子，但能做到折了面子而不龙颜震怒的皇帝，又有几个呢？

还有一个例子也和谏官有关。话说这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便唤来梳头太监给他梳头。这梳头太监见仁宗手里还拿着一份奏折，便问收到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奏折，仁宗说，这是谏官让他减少宫女和侍从的，这太监于是便道：“大臣们家里有歌儿舞女，一朝晋升还要增加，他们怎么还盯着陛下这点宫人侍从，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仁宗并未搭话，接着梳头太监又道：“这些谏官之言，陛下打算采纳吗？”仁宗道：“谏官建议，朕当然要听。”这梳头太监听了，仗着自己是皇帝身边之人，竟不满地说道：“如果陛下采纳谏官之言，那么就请将我作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一听，立刻头也不梳了，站起来就招呼主管太监过来，当即清点名册，将29名宫人和这个干涉朝政的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觉得仁宗这样做有点过，毕竟梳头太监是多年亲信，但仁宗认为，这个梳头太监让自己拒绝谏官忠言，那就是在挑拨君臣关系，这种人坚决不能留。为了不得罪大臣，而把身边亲信太监轰出宫门，仁宗对大臣的“怕”由此可见一斑。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载：“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可以说，北宋的台谏体系是由宋仁宗一手扶持起来的，正是在仁宗朝，谏院成了一个独立机构，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而其职能则从规谏君主扩大到了监督百官，职能不断强化，用欧阳修《上范司谏书》的话讲，就是“谏官虽卑，与宰相等”，甚至到了可以与宰相相提并论的地步，而这些可广泛参与国事的谏官在仁宗一朝由于“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有学者统计，仁宗朝任谏官的67人中，有40人都得到了升迁，像范仲淹、韩琦、富弼等知名谏官，更是曾经出任宰辅要职。当然，强化台谏体系的宋仁宗在力倡谏诤之风的同时，也势必会给自己的帝王生涯套上紧箍圈，如前所述，妃子们的枕边风会立马被谏官们的唾沫星子压住，谏官呈上一份奏折，仁宗的后宫就得没商量地裁员，更重要的是，广有四海的仁宗平时想有个赏赐，都得偷偷摸摸。史载，有一天宫里做道场，仁宗看得兴起，当即赏赐给每个和尚一匹紫绸，出宫之前，仁宗再三叮嘱他们要将紫绸藏于怀中，个中原因，就是怕谏官将此事记录在案，拿来说事。

可以说，正是仁宗对大臣们的这种“怕”成就了他的宽仁政治。据南宋陈亮《中兴论》载，有人曾劝仁宗要拿出皇帝的威仪，独断专行，仁宗却说：“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在仁宗看来，皇帝一言九鼎，说出的话作出的决定不能轻易更改，但臣子办错事相对容易改，所以还是要注重廷议。事实上，正是这种与臣子们商量着来的做法，让仁宗朝呈现出由强势君主乾纲独断到君臣共治的清平图景，在他执政的42年间，名臣云集，英才辈出。苏轼曾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这并非溢美之词，打开仁宗朝的名臣卷册，我们可以看到一串响当当的名字，他们之中，有锐意改革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有明察秋毫为民请命的包拯，有学富五车纵横写史的司马光，有跃马横刀冲锋陷阵的狄青……宋仁宗的仁政，给了这些臣子施展抱负的舞台，而也正是这些名字，撑起了宋王朝的黄金时代。

仁宗尝春日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魏泰《东轩笔录》

这段宋人笔记中的文字，体现了仁宗之“仁”的另一面，那就是律己悯人。因为担心随从因服务不到位而受到责罚，即使口渴难耐，也要“忍渴而归”，这种对属下细致入微的体恤，好像很难与九五之尊的皇帝挂上钩，但无论官方正史也好，民间野史也罢，仁宗类似这样的故事，还真不少。

据说有一次，仁宗处理奏章一直到深夜，饥肠辘辘，很想喝一碗羊肉汤，但想了想还是忍住没说出来。第二天上朝，大臣们看到仁宗气色不佳，以为他昨夜在后宫御幸过度，都委婉地劝他要保重龙体，仁宗听后笑着解释道，其实自己差的是一碗热羊汤，想到祖宗未开此先例，一旦开了这个头，以后御厨们可就有得忙了，必定会每晚宰羊，以备皇帝不时之需，积年累月，所宰之羊将数不可计，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而造成宫中这种无谓的奢侈浪费，正因如此，他才愿忍下一时之饥。

与这个例子形成呼应的，是仁宗拒吃蛤蜊一事。一年初秋，有官员敬献蛤蜊给仁宗，仁宗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大臣回答说是从远道运来。又问多少钱，回答说共两万八千钱，仁宗立刻变色道：“朕常常跟你们说要节俭，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二万八千钱，朕吃不下！”仁宗面对这份美味珍馐，最终未动一箸。

作为一位13岁即位，经历过刘太后11年垂帘听政，直至24岁才亲政的皇帝，宋仁宗在史家小说家的笔下，已经将“仁民爱物”做到了极致：他寝宫的被子，由于很久未换，竟会洗到由明黄变为暗黄；他对服饰不求奢华，甚至能补则补，以至于影响到六宫及朝臣，“当时不唯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而他在位时颁布的不得进诸瑞物的诏令，更能看出仁宗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百姓的体恤。当然，这些故事逸闻也许不乏史家、小说家们的渲染、夸张甚至杜撰，但我们又必须发出这样的疑问：类似的故事，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其他皇帝身上？而仁宗的故事又为什么独此一份，成为不可复制的“孤本”？

毫无疑问，作为仁宗之“仁”最令人赞叹的，还是他对文人的宽待。从6岁起，仁宗便就学于宋真宗为众皇子设立的资善堂，自幼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使得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飞白体自成一家，堪称“儒者皇帝”，而生于仁宗朝的文人显然是封建时代最幸福的文人，这份幸福，正得益于宋仁宗的儒学修养和仁厚胸襟。《渑水燕谈录》载，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科考试，依据道听途说，写下了“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的过激之言，试后苏辙认为自己抨击圣上，言语失当，一定会落榜，而初考官也准备以跑题为由，将苏辙的试卷甩至一边。然而让这位巴蜀举子没想到的是，仁宗看过此论之后竟大赞苏辙敢于直言，说：“朕设制举，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如此直言，特与科名。”不久便授予苏辙商州军事推官一职。

和苏辙的这个故事异曲同工的，是另一位岁数较大的巴蜀老秀才。这位老秀才也许是久考不中，想发发牢骚，竟然写了“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样的诗句献给成都知府，当时就把他吓得不轻！这分明是反诗啊，又要“烧栈阁”，又要“一乾坤”，这不明摆着要犯上作乱吗？成都知府自然不由分说，直接将这位老秀才绑了，将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处置。不想仁宗看到奏报后，竟莞尔一笑，认为这位老秀才不过是“急于仕宦而为之”，不但没有问罪，反而给了他一个司户参军的官职。

这两个例子，反映出的正是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由于这份宽容，使得仁宗在位期间，文人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局面，42年间，没有一起文字狱，有的只是文人气性的放旷和舒张。程颐、程颢兄弟因为这股自由的空气，得以将理学广泛播扬；而唐宋八大家中，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是闪耀在仁宗朝的星斗；就连打着皇帝旗号“奉旨填词”的柳永，也没有因讽刺仁宗获罪，相反，在文风自由的环境中，柳永的个性更加狂放，最终成为“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民间填词高手。

缵重明。端拱保凝命。广大孝休德，永锡四海有庆。觚坛寓礼正典名。幔室雅奏，彩仗崇制定。五位仿古甚盛。蒿宫光符辰星。高秋嘉时款芎灵。交累圣。上下来顾，寅畏歆纯诚。三阶平。金气肃，转和景。翠葆御双观，巽风兑泽布令。脂茶刬荡墨索清。远迩向附，动植咸遂性。表里穆悦，庶政醇 ，熙然胥庭。唐舜华封祝，如南山寿永。愿今广怀宁延，昌基扃。

——赵祯《合宫歌·皇祐二年飨明堂》

仁宗的仁政，最终赢得的是民心。“缵重明。端拱保凝命。广大孝休德，永锡四海有庆。”当宋仁宗在吟着《合宫歌》的时候，自己绝不会想到，在他驾崩之日，“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敌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将仁宗所赐御衣“葬为衣冠冢”；而当金兵占领中原后，尽管曾大肆盗掘宋陵，但慑于仁宗之名，“独昭陵如故”。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宋仁宗并不是一位最出色的皇帝，在其统治后期，冗官、冗费现象已渐成王朝的沉疴，而史家、小说家们对他大为称道的“仁”，也存在仁而无断、仁而无矩的弊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位“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仁厚之君，造就了一段长达42年的和谐与繁华，为深受诟病的宋代皇帝们赢得了一点荣光，赢得了后世人们的一些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