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的中医言论趋向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医努力寻求进入国家卫生系统与医政管理之努力从未停止。中医界于1932年早已提出《拟请参政会提案迅予中医实施卫生政权文》，内文指出：中医的管辖权应立刻转归内政部，期与西医管辖的卫生署平等。卫生署掌理卫生事业，当时已被西医垄断，中医没有发展舞台，此情势对中医发展极为不利。文中指出，所谓的“卫生”，西医不过以“清洁”视之，中医还有养生、饮食学、精神调养等内容，故政府应该给予中医卫生行政实权。
其实早在战争前，中医已纳入国家卫生管理的体系，当时还提出要能熔中西医学于一炉，成为一种“中国本位的新医学”。
一般也认为，中医要强化，摆脱当时医者聚敛贪财的负面观感，认真研究中医理论，才能使中国摆脱“东亚病夫”之耻，健全民众之身体与精神，则民族自然会复兴。
虽然1936年国民政府已通过《中医条例》，中医师初步取得与西医师同样合法之地位，但卫生管辖权仍操之于西医掌控的卫生署。
在战争全面爆发前，可以说虽有法律条文之规范，但中医在实际上作为甚少，中医能担负起的国家社会功能尚不显著。
此外，中医也努力寻求与西医同样地位的教育权利，例如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1879—1950）等53人在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五届大会第三次执监全体会议时，曾提议责成教育部明订中医教程列入教育学制系统，以授予中医合法办校之权力，也经国民党中政会同意，委由“中医委员会”规划。故中医教育平等化，似乎也得到初步解决。但在这个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例如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1891—1981），就在日记中写下他对该次会议的担忧：“全会予多数人以失望与疑惧之感者，为一部分人之‘复古’提案，如何键（1887—1956）之‘中小学校读经案’，焦易堂等之设置中医学校皆是。凡此皆不免使负教育行政之责者感觉愤闷；因此种‘复古’倾向，将令众多智识分子与青年感觉失望，而共趋于偏激一途。”
其实，这正是中医抓住当时国民政府有“复古”之倾向而求生存的一种方式。
不过，总体而言，中医药事业的主管机关是卫生署辖下之中医药委员会
，部分中医界人士不满中医事业竟交由西医掌控之卫生署来主导，担心西医将过度干涉中医，故酝酿再度发起抗争；有中医甚至希望政府能设立机构如“中医药整理委员会”，行政力量要能与卫生署平行。这是当时国医争医权的历史，当时不断有呼吁与言论产生，直至战争全面爆发。
又，中医“暂行课目”虽已公布，教材大纲却未颁定，统一之教材更是遥遥无期。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中医界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路途上展露曙光，但正常的教育体制仍无法确立，此即中医在抗战初期总体地位之状况。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医教育的问题被搁置，整个中医事业的发展可说几乎停摆。医药文化之刊物在抗战时期大规模萎缩、停办，乃时势所趋；
战争时期还是有人大声疾呼，说编辑期刊能使中医界打破沉默、互通有无，应该要努力培植耕耘。
战争全面爆发后，原中医委员会和国医馆部分人士又在重庆发起“中国医药教育社”，委由各委员草拟中医学校暂行通则和课目表，于1938年5月正式公布施行。
当时王世杰又在日记中写下他的反对意见，他说：
近年以来，余竭力提倡科学医学，先后增设医学院多所及牙医、药学等专科学校，一面并罗致有名医学者于教部，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以为全国医教设计及监察机关。倘循此前进，再过数年，医学人才当逐渐增多，国民健康以及卫生行政当必大有进展。讵一部分思想顽固之人，辄于此时高倡提倡中医之议，陈果夫、陈立夫、焦易堂诸人为之中坚。其言大都似是而非。昨闻陈立夫部长已改组医学教育委员会，并任焦易堂等为委员。余不禁为科学的医学教育前途惧。
这样的反对声音其实显示了中医的教育正在努力导向正轨，只是当时全国已陷入战火之中，中医界理想的正常中医教育遂难以开展。在沦陷区的中医，较少有涉入战争的论述，而依旧诉求中医界内部的改革，但战争时要能形成全国共识，已不可能。
战争反而加深了中医发展的危机，而且似无好的解决方法，但是，这也带来一些转机。首先，在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医界已逐渐形成团体，知道团结内部来共同发声，要求纳入国家发展论述内的重要性。中医界之“团结”，乃自1929年废中医提案开始酝酿，
而持续发酵，后来演变成“中医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的言论趋向，这种共识在战前已逐渐成形。战争全面爆发，增强了这样的趋势，当时中医界认为，既有的理论整理改革应该持续，但因应战争动员，民族主义的情绪更加高涨，中医从固有文化、民族文化的立场出发，持续论述中医的价值；他们也抓住“广义科学”的例子，说明中医在科学发展上的价值。
这些都是延续战前的论述，但总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色与言论。
一位读者王名藩就指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处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必须尽一切力量搜集战斗用品。他指出：若战争无法避免，“国医”将跑到哪里去？他用讽刺的口吻写道：“难道逃到后方去看‘伤风咳嗽’的毛病吗？”
在抗战时，医学生曾被批评为只知科学知识，却不知抗战建国之重要；鄙弃政治而高谈读书的医学生，是国家青年之耻。学医学的人在战争时期，更被纳入了整个现代国家的建构，这是中西医一致的趋势。
在抗战前，各地区之国医学术研究会已纷纷成立，大体一些政治事件的爆发，也会增强中医界的团结和与国家之联系。例如西安事变后，重庆国医学术研究会开会就指出：要拥护国家和领导人蒋介石，也谈到要复兴民族健康，出版刊物教导民众卫生观，使国医能“医国”。
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医编书也更强调“保救民族”。
又如1938年的国医节纪念，少了纪念的气氛，一位作者在献词中指出：中医应该在国难期间疗伤、救护、捐财、出力，并竭诚拥护“爱护国医、提倡国医的我们的唯一领袖蒋委员长”。
这种中医涉入国家的论述，与民族主义之兴盛有关，而且具有延续性。
其他相关言论，也都紧抓国家、民族兴亡来加以论述，例如言“国医向无团体研究，致被西医侵略，几遭取缔消灭堪虞，刻既团结成会，应当努力学术研究，增进民众健康、减少国民死亡”。所以团体研究不是只研究学术就好，还要能增进民众健康，减少国家医药负担，才是国医的新任务。
很多中医也指出：中国明明有历史悠久的医药，民族却还是日渐衰亡，这就是人们没有好好爱护中医、利用中医，使中医可以担负起复兴国家民族之责任。
而医药不仅是救个人，尤其在战时更被思考要如何负起维护全民生命与健康之责任。何颖扶就指出：中医之责任应体现在制造、研发新药，纠集同业来实地参与救护工作，还要能救护后方难民之疾疫，这是国医的新使命与责任。
以上不过是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的趋势，我们还希望看看中医相关的实际行动为何，就从这些方面来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