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争中的救护与医疗

一位读者曾在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报上指出，看到许多报纸征求军医的消息，就想到士兵的伤痛，但是，真的是军医不足吗？真相可能是政府不愿意训练中医进入军医系统。不可忽略的是，其实民初中医院校就已经采纳解剖、生理、化学等科学知识，他们都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人，竟因中西医的差异与争论，无法担任军医为国服务。 中医此时的“为国服务”，是采用其他的方式。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焦易堂与朱子桥（1874—1941）将军即在南京设置“中医救护医院”，后来伤兵和难民变多，又转移至更大的地方。当时有所谓西药的“革命”，是一种自制西药的概念，不依靠西方国家而自给自足的展现。 至于“中医革命运动”呢？一位作者就指出：南京中央国医馆救护医院，后来由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等单位，聘任于右任（1879—1964）、孙科（1891—1973）、居正（1876—1951）、孔祥熙（1880—1967）、陈立夫（1900—2001）等任董事，扩大组织，院址移置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除内、外科手术外，还扩增病床至千床以上，增聘医师、护士等等。当时正值伤兵救护设计委员会在南京开会，军政部军医署、卫生署、卫生勤务部、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红十字会等机关均派代表出席，焦易堂在会上曾提议：“关于救护伤兵难民，宜中西医药并用，以宏救济。”会上立刻通过，所以中医救护医院的前途，与会代表皆认为大有可为。 1937年10月中，南京形势危急，该院乃全体迁移至汉口，后来在西安万县等地分设分院，总院则移设于重庆。当中医救护医院设立之初，中央国医馆并通令各省国医团体，广设救护训练及救护队，其中规模较大的为上海中医救伤医院、国医药界救护队，杭州的伤兵疗养院，湖北的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闻风响应的，还有香港的侨港中医公会、暹罗和菲律宾等地侨胞的中医团体，纷纷回国担任神圣的救护工作。北方西安的分院，也训练晋南战地的救护团，当时北方的口号就是“拿中华民族的医药来保障中华民族的健康”，此即“抗战即革命”的精神，透过改进、创造科学化中药来因应抗战之需求，就是一种中医革命。

有关中医救护医院的经费来源，像官兵伙食及养伤等费用，是请军政部按规定拨给，另一方面就是来自振务委员会 、中央国医馆、宁波同乡会和其他慈善单位的捐助，故此单位不完全是官方的单位，但也不是传统的慈善组织，而是中医界发起，希望于国难时期涉入国家政务、争取民族认同的一种展现。 后来南京情势告急，该医院转移至汉口，每一次的移动，都需要靠各地方的医者投入和帮忙，也扩大了各地人士知晓和参与的可能。例如汉口分院的经费，除延续既有的来源外，还增添了“湖北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的捐款。 湖北省国医分馆的孔庚（1873—1950），还曾号召成立“战地后方服务团”，团中分设救护队、治疗所、制药厂等等；孔庚也联系、宴请当时武汉各界军政首长和社会名流，到场者有何成浚（1882—1961）、吴国桢（1903—1984）、严立三（1892—1944）等等。 等到南京的团体一到，焦易堂又和冉雪峰（1879—1963）、孔庚等人与武汉军政当局协商，再设中医救护医院第一分院于汉口，冉为院长，并成立董事会；后来焦易堂赴重庆后，焦氏就将这些组织经验和章程汇集起来并出版专书。他指出，各地的中医界也做着相同的事，共同为抗战出一份力。 例如华北国医学院的救护队，也拿起了红十字的旗子、戴上红十字的臂章，赶赴绥远前线救护伤兵。 报载山东中医后方医院，在战争全面爆发后收容难民和伤兵800余人，其中有70余人是筋骨重伤，都已用传统中医技术接骨康复，没有一人被手术切割或截肢；还说明南京、湖北国医伤兵救护医院的成绩，报道中医在止痛、止血、正骨等方面的传统技术优势，而消毒、取弹、救护等法，则采新旧、中西并重的方式，故呼吁不能阻止中医展现其医术，应尽速纳中医于军医系统中。 至于四川本来就有“国医学术研究会”，于民国二十七年复编组成立“国医救护队”，编制屡有更替，但似乎一直存在至战争结束。 洛阳也成立“国医救护训练班”，开班时红十字会专员（张军光）还亲临视察。

抗战前部分中医学院已有“救护班（队）”的设置，但人数占全国中医之比例仍偏少，王名藩就指出应该尽速将老中医加以训练，“谁都不应做战争时期的废物”，因此他建议：“（一）凡四十五岁以内之中医生，除有特殊原因外，皆须受军事救护之训练。（二）尽量广征中国接骨专治跌打损伤人才，教授取弹接骨诸术。（三）各中医学校所在地，应由学校增加班额，招收该地青年中医。（四）未有中医学校之省市，应由中央国医馆派专门人才前往各该地组班训练。” 当时虽已有这种认识，但全国动员已因战事之爆发而变得困难，致使各地的国医救护队常因“应用无方”之故而停顿，徒使救护队无用武之处。一名医药期刊的编者坦承，在战争中，虽然国医对枪炮伤和中毒气等较无有效方法，但国医可以帮忙治疗跌打损伤、骨折等病症，只是缺乏主持人和倡导者加以组织、动员而已。

幸好当时有中医救护医院的存在，让历史研究者可以顺着这样的线索来追寻。在汉口时，原来就已计划设立中医救护医院分院，再扩展建置武昌分院，再于重庆设立总院，而武昌、汉口、汉阳等地都有组织中医救护队。 从《湖北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后方医院简章》记载可见：“第二条：本团各医院专以发挥国医国药之本能兼采西医手术，对收容各该地伤病官兵、难民实施治疗、完成救护工作为任务。” 可见当时的救护医院是中西医并用的；而且该院“以中医学科技术治疗内外伤病兼采新式器械方法”，还有分“针灸按摩组”“X光组”和“看护组”等等，显然是一中西医融合之医院。 救护医院内设有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助理住院医师、练习医员等等，这样的组织也非传统中医之规范，这是一全新的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西医院之创举。 又，《湖北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救护队组织规则》内，规定医者资格为：“凡在湖北国医救护训练班毕业及国医领有执照，或在国医学校毕业并经受训者，得充救急组队员” ，则显示中医可以参与军事急救事务的空间与弹性，可先初步救治伤兵后，再转送至后方医院。另有《湖北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制药厂规则》中记载：“本厂以拥护政府抗战，制造各种新药供给救护治疗用途为任务。” 可见中医救护医院可以运用属于中医的制药厂所生产的药品，来推展医疗事务。

在其他的医疗救护方面，自武汉沦陷后，整个政府的重心转移到了四川，中医之发展亦复如是。这里面最重要的莫过于“陪都中医院”。当时重庆的《中国医药月刊》指出“卫生署为实行中医科学化，筹设陪都中医院”，于1944年5月15日开诊，主治中医计有张简斋、邱啸天、胡书城、宦世安、郑曼青、吴福仙等医师，还聘有西医和助产士数人，一起担任研究和检查之工作。 当时四川参政员曹叔实等25人于1944年提案指出，应该尽速设立更多病房。而从该段文字中，我们也可以大概看出陪都中医院内的状况：

关于国立中医院之设置，经本会迭次建议，现已由政府在渝市设立陪都中医院一所，内分内外儿妇四科，并设检验护士两室，颇具现代医院之规模，同时诊病收费之低廉，可为全国各公立医院之冠，每人仅收登记费十元，军警抗属以及赤贫患者，全系免费义诊，并对贫苦酌赠药品，深符世界公医制度之精神，陪都市民，莫不称便，惟该院以本年度核定经费甚少，且无开办费，致现尚无力设置病室，而设备方面，亦因限于经费，一切未能尽如理想。查陪都中医院为国内唯一之国立中医医疗机关，政府本维护倡导之旨，自应宽筹经费，力求充实，不特民族健康赖以增进，即于医疗革新，亦属多所裨益。

这段史料显示当时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陪都中医院虽为国立，但经营上仍有困难，想要拓展业务，来普及医疗与服务一般社会大众，遭遇到不少困难。

当时担任院长的陈郁指出：孙中山曾说，恢复了“固有智识”“固有能力”的中医，还要能“学习欧美长处”。他认为民族复兴和中医改革都要如此。他在战前就指出，应该办理一个中医的治疗实验机构，机构内关于疾病之诊断，需完全采用最新的科学检验方法，等病原体确认后，再使用中医方剂治疗，以实验的统计结果来验证，再加以科学统计来证实疗效。现在，在陪都中医院内就可以实行了，他希望能接着设立高级中国医学训练班，使更多青年中医能轮流到院内实习。 同年，教育部、社会部备案，卫生署陪都中医院和中国医药教育社两单位（院长和理事长都是陈郁），合创了“中医高级研究班”，实现了陈所讲的理想——中医有国家设立的医疗机构和延伸出去的研究机构，这是第一次中医在国家之下，建立了具有联结关系的，治疗、研究、教育合一的体系。当时讲师有教务主任胡光慈、方剂学刘郁周，临床经验讲师有饶凤璜、张茂芹、唐阳春，研究员则有张炳辉、王国勋、顾慕庸、苏季会、杨轶超等人。 讲授时间是每晚6点半到9点，这样可顾全一般中医自己的诊务，讲座开始时有陈逊斋、高德明、陈晓峰等人参与，学员有50余人。

战时中医学校教育仍在进行，但是中医的问题在于中国各省无国立之中医学校，也没有一致审定的教科书，导致中医界各行其是、自相矛盾，既不重视传统学说，又不能创新方法，只能学习西医的皮毛，而无法深入。 中医邓炳煃认为，各省市县中医公会，应一同吁请中央党部提倡中医学术，列为施政纲要，敦促教育部积极开设国医学院、中医专科学校，甚至指出：“至少中央大学，先设国医学院一所，全国暂设中医专科学校四所，各省市县，各设中医讲习所一所。”政府应酌予补助费，以期能长期成立。如此则能发挥中西会通之优势，毕业的学生素质才会精良，足堪担任公共卫生工作。至于在医院设置方面，邓也指出：应请卫生署拨经费于新的中医医学院附近设立中央中西医院一所，“以实验中西医学合组治法，并使学员实习，各中医专科学校附近，各设立中西医院一所，各省市县，亦各设立小规模之中西医院一所，如此实验实习有地，比较有方，中西医学，自不难融会贯通，突飞猛进，成为世界医学，增进我中华民族健康”。 但这只是在战争时期的呼吁，当时并没有达成。这些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上述陪都中医院和中医高级研究班的设立，使中医得以有初步的国立医院和研究班，但此举所培育出的人才还是不敷使用，而且许多正常的中医学校都无法维系正常教学，所以可以看到各种短期训练救护班纷纷成立。例如1944年成立的“重庆中医训练所”，这可能是属于地方的临时教育单位，但也经由地方教育局立案，所内定张简斋、李建勋为名誉所长，李复光为所长，沈仲圭为教育长，沈寿晋、刘郁周、吴慧麟等为各组主任，并聘请在重庆的著名中医为各组教授，被称“维护民族健康之一大播音 ”。 1945年，中央国医馆鉴于战时医药缺乏，卫生人员不敷分配，影响战斗力量、反攻精神至巨，又令赵峰樵成立“医务人员训练班”，加强动员全国医师，训练国防医务人才。当时做法是：编定各科教材，包括防毒救护、内、外科等，本身就已是中西医会通的内容，例如有内分泌知识，也有中医五脏六腑的知识。身兼教材编者和训练班主任的赵氏还指出：希望中医界团结奋斗，促成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早日成立，使中医界力量集中，能够参与民主政治，并希望将来能成就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所谓被需求的医政人员，呼吁政府能逐步成立大规模的中药厂，希望药物能自给自足，并提及“成立中西合璧医院，及民族医药研院”等想法。 赵氏还说：“抱复兴民族医药之决心，撷取科学方法，发扬固有文化。”勉励当时国医作“服务人群公医，为战地救护员”，甚至谈到完成“中医国防化”“中药科学化”之目的，达成抗战建国之伟业，国臻富强。 对中医而言，这个时候的很多想法，比战前的中西医之论争要更进步，中医之发展不能总是陷在言语的论争中而原地踏步。

除有中医行政、医疗独立之呼吁外，也有令中医界振奋之消息。虽然1939年编纂的《战时卫生与体育》里面有卫生机构、卫生署及其附属机关的名称与职掌，却没有中央国医馆或中医委员会的介绍，显见在公共卫生与促进健康的话语权上，中医不过是个“橡皮图章”。 但至1943年，卫生署特保工作绩优人员，其中一人竟是中医委员会专员高德明，蒋介石还亲自召见。高氏毕业于浙江中医专科学校及中央国医馆特别研究班，当时已在卫生署服务6年，任卫生署法规审议委员会委员，也是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副所长。医药期刊报道中医于当时同样能胜任现代卫生行政工作， 这些都是中医涉入国家公共事务的案例。

在其他的公共医疗事务上，例如1944年军政部训令公布施行有《中医师担任后方征属及患病官兵医疗服务办法》，重点包括对后方征属及患病官兵的医疗服务，将由该地之中医师公会负责组织服务队办理，可依地区大小编为若干队伍。当地中医师公会的负责人（队长）必须将队员造册送当地兵役机关和县市政府备查，看诊都是免费的。对于这些参与工作的中医，则可以换得“暂缓征召”的优待。 重庆中医公会还响应政府青年从军政策，集资募款给予青年受征召者安家费和津贴。 又如中国妇女自卫抗战将士重庆分会主任委员黎剑虹，有鉴于抗战家属甚多，医药又严重缺乏，所以在1944年2月，于义诊部内增设中医部，聘请重庆中医李复光、赵峰樵、许觉园、方乐天等，义诊之诊务非常兴盛。诸医也认为黎是提倡中医事业，所以都自愿担任义诊医师等等， 其他捐款、义诊之事甚多，不一一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