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时中医对外科和骨伤科的讨论

在理论发展方面，战时中医学校暂行通则和课目表内已有“战时救护训练”，讲授96小时，说明项则指出“正骨科、伤科，应归并外科教授，并兼授西医手术”，这些条文的概念应形成于战争全面爆发准备之夕。 全面抗战爆发时，登记西医全国只有5000人，中医却有10万人，但中医不能开赴前线救治伤兵，令时人沮丧。孙崧樵指出，古代也有战争，军医当然也是中医，但为什么西医轻视中医在战场上的功效呢？那就是近代以来一直到国医馆整理中医理论之时，重视的都是内科，却忽略了外科，所以遭致政府当局之忽视， 所以整理中医的外科，在战时成为一件重要的事。

一位作者若愚呼吁：抗战属于持久战，战争局势中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西医不足，但中医拥有技能者，政府又不加以重视，这都是过去忽略这类人才之训练所种下之恶果。故其吁请政府加紧训练中医外科。他说像是江苏省已举办全省中医之外科训练，其条文有记载，若不愿意接受外科训练者，得由地方政府直接撤销其执照，并勒令停业。他认为非常时期，这种外科训练应推展至全国。 查江苏省颁布之“江苏省外科中医训练大纲”（其训练构想源自1936年），规定训练期为4个月，教授课目有外科概论及实习、消毒法、急救法与绷带术，也有简单的军事训练，而且整个训练过程免学费和教材费，但膳食和制服费则自备。 根据当时报道，这个训练班由省立医政学院执行，第一批收60人左右，要强化中医有关消毒的知识，因为中医素无消毒设备和观念，所以因感染而导致死亡的人，远较因外科疾病而死亡的病兵更多。

当七七事变刚发生时，报纸也刊出河南国医改进研究会王景虞发行《卫生导报》，里面特别辟有“红伤”（外科）和“防毒”两个字段，为因应大战来临之特有规划。 唐阳春指出，国医在国难时期，有些治疗法应该尽速研究：一是伤科治疗法，要参酌中西，加以研究。第二就是要研究毒气化学和防毒法。再次要研究“伤科国药学”，缘于用以治伤的西药的来源已渐渐被日军封锁，故应该研究什么国药可以代替西药，例如消毒防腐的西药，若考虑用轻粉冰片、朱砂、黄连等，似乎也能“消毒杀菌”；而药膏油类，则能防腐，应该加以开发利用。 袁均廷则指出，国医界人士大多没有受过化学训练，对防空防毒新知识也所知甚少，但仍应该多多接触、研究这类新知识，并且在与社会上的人接触时多宣扬，这样大家才会知道防毒的重要，这种巩固后方的举动，国医界应当有所认识。

至于在外科用药和手术方面，中医同样透过报刊刊载当时中医外科和伤科的重要贡献。例如周复生指出一则医案，虽然它是战前贵州剿“匪”的例子，但周仍拿来说明中医外科有良效。缘于国民党军队军委会别动队部属区队长王鸿儒，被枪打伤又加上股骨折断破碎，西医认为不治，必须用锯割法来截肢以求活命，后来坚持移转给国医治疗，进入中医院调治。比较神奇的描述是：原本西医用X光摄影，发现有非常多碎骨，屡屡服用接骨丹后，再用药从伤口拔出破骨碎片大小二十余片，经治疗数周后再用X光摄影，发现折断处已经接合。刊物上刊载：“查重庆市大梁子街国粹医馆医师张乐天先生所发明之接骨神效国药，自经得到多次实验成功后，现已为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氏力加提倡，并筹集巨款，在四川江北县设立国医救护总院，用接骨丹救治重伤将士达千余人。”这是在战前一年发生的，该接骨丹所使用的大多是草药，少载于本草书籍内，他自言一本《草药秘本药理说明书》内有应用之科学方式、制法等等，意思是已经公开。

当时西医在谈到战伤的外科疗法时，常以“切断术”来处理将士的肢体，是一不得已之疗法，因为一旦切除，即成残废，所以当时西医也呼吁，不要因为“省麻烦”而去乱截他人肢体。西医指出当时没有办法处理的情况，多是骨质化脓、脓毒蔓延器官、肢体坏疽等状况，其实都用传统的语言点出了脓与疽的危害。 中医所自豪者，乃其在外科发展史上已注意到这些现象。 试观当时“中医救护医院”所生产的药品，例如“神效排脓生肌膏”“防腐（烂）软膏”“简易排脓散”等等，显然都已于应对之药品上有所准备。 最初的中央国医馆南京战伤医院，内部的伤兵都是用中药医治，“接骨取弹，均能随手施治，应手而痊，又免断手锯足，愈后无残废之嗟”。整个医院有300个床位，大概也多是处理这类病患。 当时中医也常提起外科和伤科的疗法，王名潘指出：“说到救护的手术，便想起了中医跌伤接骨的妙手外科，这是常使外国医生叹服的宝贵手术；这非常时期，便应广征这类人才以为教授，虽有时此类人才，每类武夫，不习斯文，然于实际无伤，固不必因噎废食也。忆前广东某军事领袖，每苦伤兵经西法施术的结果，多成残废之躯，乃罗致此类人才，果显奇妙的功效，西医同胞每为之失颜，当时沪上某报即尝载其事。”他感叹此类人才甚多，国家应加以整合运用，才不致西医专美于前。 推展中医外伤科发展的思路，一则就是军医虽然多是西医，但西药在战争进行时会因封锁而断绝来源；其次，中医伤科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其特色是师徒口耳相传，中医界又有严守秘方之习惯，导致灵丹妙药多有失传，政府应该奖励公开，给予专利。 唐阳春就指出：要研究怎么样的“国医手术”呢？例如骨伤骨断、筋骨发炎化脓，若可以不用靠剖割来治愈，这就是战争时期要加以研究的学问。

在抗战期间，受到瞩目的出版物，还有沈伯超编辑的《医药进步》一书，该书内有不少关于中医涉入战争和外科、伤科的实际理论以及方药阐说。沈利用中药的特性来解释他的论述，例如枪伤伤血，应使用中药白芍敛血凉血，再用黄芪利气强阴；他解释西医虽用强心剂来应对相同的症状，但只是收缩血管让病者血压增高，加强心脏力量，还是不如中医用利气益血来治本来得更好。沈认为西医技术已经很好，但“生理上之救治，仍待补充”。他认为很多士兵残废是因为伤血过多、虚热上升、血不养骨，骨质发黑坏死腐烂，才会导致割锯残废，所以他认为凉血、养血是上策，比西药（他举“握母纳丁”）解热更有效果。沈认为为了战争胜利，中药治疗实有继续研究的价值。 他还指出：“吾人脏腑，原恃夫血液之荣养，然后可保其生命，血液之运行，又恃气力之推动也。所谓大动脉之运行者，心气使然也，铳伤人尽知其损血，又焉知气以统血，血伤则气消。所谓气者何？体温也；温低则气虚而血凝，伤血则温低而气凝。”沈伯超认为，西医于枪伤研究已很精确，但不知“理气益血救本之法”，所以还须运用中医的知识来精进治疗方法。 李阁宸则在《医药进步》的序言中指出，该书具有强健民族体魄、保卫社会之康宁和治疗负伤将士的目标，其编纂医书已与过去中医传统上从“解读经典”出发的目标不同，这也是战争带给中医于思考改革上的一种效益。

《医药进步》内还有一特别之处，即该书附有“手术治疗”，这是近代以来中医外科书籍中极少拥有之内容。例如有一段文字写道：“用甘草制精，洗涤血污，外敷《外科大成》之防腐生肌散，而用甘草制棉纱，加以敷裹，则可全功。甘草以甘平解毒之作用，洗涤血污，有利毛孔，以便细胞内药性瓦斯之排出，而中和肌肉之组织，有迅速生肌之功。”他认为此法可以防范西药之不足。 当然，沈的意思也并非叫中医努力发展西医式的外科，而是希望中医专心发展中医的长处，以内脏疗法来调理外伤。并言：传统中医外科书籍对于炸伤、枪弹伤都没有描述，既有的膏丹类对于枪伤暂时没有实用性，对于抗战是有遗憾的。但是“理内脏以救危，国医药所长，以之适应铳伤之止血强心，又为近世所未晓也” 。沈伯超还自制一些中药方剂，例如内服“止血强心防腐灵”，外敷“防腐生肌散”，他的这些制方的很多灵感是来自古代医书，例如《外科大成》，他指出用来治疗枪伤，功效不会比西药差。至于其他各种外伤、筋骨伤，他也有在书内略为论述。

中医邓炳煃认为，“我国民族，素称孱弱，每年疾病死亡均较他国为多”，中医应该积极为民族健康的议题作出贡献。他从中华卫生教育社在1943年发动的民族健康运动中得到灵感，呼吁中医界思索相关方案。他提出各省市县国医分支馆、中医师公会、国医学会分会等，都要思考相关议题的可行性，展开中药研究，务求快速治愈各种疾病，然后公开刊登于医刊，力求进步。另外，为了精进治疗方法与理论，他提出：“组设中医内外科讲习所，延聘学识渊博、经验宏富之中西名医，将医师应备具之医药卫生知识如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理学、药物学、治疗学、方剂学、诊断学于业余之时间，切实讲授，酌取学费讲义杂费等项，凡现在开业中医，自觉学问当须深造，或复习者，均可入所听讲。” 因此，当时重庆的中医确实曾发起“陪都国医外科讲习所”，招收中医，施以6个月的训练，用“最新科学方法讲授国医外科学术”，希望能救治抗战以来受外伤较多的官兵和民众。 但后来讲习所所长马云因住的房子骑楼倒塌被压伤，遂改为函授3个月，消息指出等所长康复后再将学员聚集，教授炼药、注射等各项技术以资实用，可见当时已有中医在教导西医的注射法； 当时共计有教师古以立、周孝植、严乃孚、邓炳煃、陈文彬、马云等编写的生理、卫生、细菌、寄生虫、绷带、急救、外科病理治疗、药物学、制药法等讲义， 多少可见西医知识已在中医的教学内容中扩散，而战争则更加速了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