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有关药品与制剂的相关讨论
药品是医疗的基础手段、对抗疾病的主要武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防经济”的问题不断被提出。一位作者张鸿生抨击过去政府不重视中药的种植，甚至让西医管理“中药”，扼杀中药材的自由经济。
所以当时中医普遍认为要自力更生来解决现有困境，应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建立大的中药厂来开发新的剂型，要能学习西法，制造便利且易于携带的丸散。
例如《云南省政府公报》上曾经指出“查救护事业，乃抗战时期，惟一要务”，如果能自治伤科国药，替代舶来，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不用担心药品匮乏。中央国医馆当时为了避免大家自珍秘方，于1938年9月发出“征集伤科医方案”，请地方政府如云南省政府民政厅转饬所属代为征集，希望有秘方或伤科良方者，都能汇寄至重庆国医馆，以便采集制造，
可以说延续上一节谈到的中医外、伤科治疗之需求。
一本编辑给军医、医师、一般卫生人员、药师参考的书籍《司药必携》，也纳入了国药的内容。该书将中药功效分类成解热、收敛、利尿、泻下、止血等26种，编者谓此乃根据理论上合理的方法综合归纳而成，但若干成分未详的国药，他指出“仅依其流传之药效加以分类；又所谓（中医所称之）的兴奋药，强壮药等概系笼统而言，殊甚勉强”。
透过西药分类之概念，将传统中药成分加以解说，并教以简单的调制法，提供给配药人员辨识。而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很早就遇到了药品不足的问题，根据印度医生巴思华（Bejoy Kumar Basu）对八路军的论述：“多数的地区已开办了大规模的制药厂，制造了大批的上等纱布、绷带、药棉、小量西药及大量中药等。……中药对某些内科病颇见成效，对普通的外科病症亦可治愈，但尚有数种疾病之效力仍不及西药，如对疟疾、赤痢、回归热、伤寒、黑热病等。”
李维祯（1910—1998）则指出：“八路军制药厂出品‘壮尔神’，亦名‘红色大补丸’，二年来风行全边区及全八路军，因长征积劳的勇士十有八九是神经衰弱，痿黄饮食不佳，然服了‘壮尔神’则精强力壮，前后变为两人。”其实这个药就是使用中药当归、人参和黄芪等药，再加以科学提炼制造而成，可谓“发扬国药”。
另外，在延安还流行“补脑多”，是“高原制药所”制造，也是由何首乌、黄芪、当归、枸杞等药物所组成。
可见在华北，八路军对于利用中药来治疗战争中的疾病，颇有创新。
在大后方，中医制药之言论主要是对开战后日本会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的担忧，所以很多利用中医中药的言论乃依此而发。一则文章指出：中医药确实有疗效价值，但中药制作与使用不便，造成战争时于使用上的困难，上述中医救护医院总院后来迁到四川后，由于四川为国药的重要产地，而集散地之中心又在重庆，所以陈立夫、焦易堂等人又发起由卫生署的中医委员会、中央国医馆、振务委员会等机关筹备特设“中华制药厂”，由焦易堂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技术方面特聘卫生署主任冯志东等人负责。
该厂设置化学炉灶并制造针剂、锭剂、药棉纱布等装备，并采用科学方法炼制中药，虽然多偏于救护用品，但透露日后将请专员研究改进国药之责。该药厂一开始就希望国医药界赶紧贡献家传秘方、丹膏丸散等药，供该厂化验使用，将来若确定药效，还可赐予专利，希望能以此提倡中药科学化研究。
制药社社长武振纲在1940年曾有报告指出：已制成者有大黄粉末、硫磺华粉、甘草粉、五行丸、督军丸、眼药、泻盐等等，试验中的则有蓖麻油、盐酸、吗啡等等。很多制药器具和药材都由西安运回，药材来源主要是西宁、北川，也有来自南方云、贵、川者，当时报道药材正在加紧炮制，用畜力碾压成粉末备用。
当时由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所设之中医救护医院，有自己生产之成药，共分为内科和外伤科等用药，而且处方都公开，包括配合成分和调制法。而这些处方不一定是按照古方，也有一些新的制剂，例如“表剂退热灵”“和剂退热灵”“新胃活”，更有中药被制作成用来洗涤伤口的药水，成分是金银花和菊花；还有“止血药棉”，成分是石榴皮、明矾等等。
监察委员刘觉民也在洛阳筹组“行都国医院”，重视改良草药，希望能供军队使用，但有无重大成果则不得而知。
谈到改良中药剂型之言论，当时除希望将药液改造成药粉，以方便携带和服用外，另外就是疗效标准化之确立，故有人呼吁运用中药需订立标准之药典，使得中药在运用上精准且可靠。更重要的是，使用药物的虽是医师，但管理中药的多是不具科学头脑的中药铺商人，他们认为中药干燥就好，一旦潮湿发霉，误认为只要晒干就可以再度使用，没有考虑变质的可能，更别说偷工减料了，这些都让中药的疗效大打折扣，也让中医名声扫地。
也有人呼吁应该将传统中药提炼成新的药物，例如以当归制成“中将汤”，或麦芽制成“若素”等这样的新成药。
还有报刊提出，国难时期要用科学方法制成新药，但是若干中医在报刊上登载的，看起来仍是既有的旧方，无太大变化，例如杨卓寅刊出的“霍乱救急酒”，就与传统的痧药方没有两样，只能说是制成外用药酒，方便使用而已；虽然加了一些科学化的解释，例如中药杀菌、强心等作用，但这不能证明就超过了战前中医的论述，还需要深入探究。
战争到了最后，一位作者敖哲明指出：目前全面抗战已达七年，虽胜利在望，但西药来源缺乏，中医固应各尽所学所能，医疗征属及患病官兵，但在照顾各级人民病疾上，接下来应该重视：（1）宜由中西医学研究精深者，遵照教育部，公布中医专校课程标准，编辑各科讲义，设立国医内外科讲习所，讲授中西会通学理医法，以立开办中医专科学校之基础，恪尽中医继往开来之天职，并于各省市区镇乡普设中国医药研究会，每一星期开会一次，各将其治疗经验所得药方医法，报告讨论，公开秘方良法以供研究，再刊载于刊物上以广宜广，中医学术才会进步。（2）要将研究所得之方药，制成丸散膏酒，先在后方中医的诊疗所或医疗服务队，先行试验，如疗效良好，再行设厂大量制造，用来救治数百万将士，而济西医缺乏之穷。他还举出，如大黄磨酒，可涂打扑肿痛，大黄调末，可治疗伤口，不会输给西药的碘酒。接骨丹则可续筋接骨，七厘散、玉真散、回生丹、如意金黄散、仙方活命饮、生肌内托散等，都已经过累代试验，成效卓著，应该请军医单位向中药商多量定制，以供前后方医院医疗抗战将士之用。
其他有关中药功效的讨论与创见，多集中在公众防疫与防毒上面。在防疫工作上，吴汉仙指出：中医注重防未病，例如于室中焚烧艾叶、藿香，可以消除空气之毒，贯众、大黄等则可消水毒。中医还有许多救疫丹、万应丸、行军散等可以解空气中瘴疠之毒，这些都不会比预防注射来得落后。在卫生行政之经费与力量上，应该重视中西医平等，如此对抗战建国有用，也能拯救更多军民健康。
战争虽然带来白骨累累的惨况，但对士兵和人民来说，战争时和战争结束后的大疫，才是最大的问题。当时沦陷区的伤寒、疟疾疫情相当严重，可惜“国医方面，似对于防疫学术，素乏专书，更鲜有人研究”。作者更指出，国医选择性地比较喜欢用温度计，但对消毒这一手续不甚注意，国医要能追上时代潮流，才不会被淘汰。
至于防毒的药方颇多，但成效不知如何，仅于此略梳几条数据。广州的中医界有鉴于日军于淞沪会战中使用毒气，西医药材或防毒面具恐供不应求，遂招集同道，发明新法，发现将香蕉叶、番薯叶、万年青三种草药合并捣烂，覆盖口鼻，即可以防范毒瓦斯，当时宣称已寄交前线将士试用，且证明有效。而且这则新闻是由中央社所发出，或许疗效已受到认可。
至于有人在期刊上发表《中药防毒必效方汇录》，有可以置于手帕或放在防毒面具中的“四珍消毒散”，也有内服的，甚至有外用焚烧的，宣称能消灭各种外来之“邪毒”。更有意思的就是“回龙汤”（人溺），作者指出，1932年时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抗日军的毒气战时，用的就是这个秘方，是经过该军的一位参谋求证而得来的方子。
中医除出版刊物提倡现代化的毒气和防毒知识外，也透过这样的媒介来试图展现中医药可能的帮助。例如被毒气攻击，先做好洗浴、擦拭、换衣等动作，然后再服用“触秽散”，内有苍术、白芷、藿香、降香、川芎、菖蒲、桔梗等等，中毒者即可苏醒；还有“解毒瓦斯毒气方”，将复方研末后在市内焚烧，即可救人，如果放入井内，也可以解毒气，
是中药功效的另一种呈现。
